1985年2月2日，农历是腊月十三。就是那一天，我与我的几位同学去了位于南华门东四条的山西省 协会，开始了为期一个月左右的编辑工作。我能写出这个日子并不是我记性有多好，而是我查阅当年的日记，偶然发现这一天是有记录的。而这一天之后则是长长的空白。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天去《山西文学》杂志社，见到了张石山、李锐、王子硕等老师。他们让我去《批评家》帮忙，我又见到了董大中和蔡润田两位老师。他们都挺和蔼可亲。董老师是个小老头儿，耳朵有点不好使。……”

　　我至今不知如何为这次行动命名。它不是今天所谓的“实习”，也不是找工作前有预谋的演习。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山西文学》一段时间内来稿大增，作协的人就去山西大学中文系找人帮忙。来人找到学生会的一位同学，让其推荐能够胜任外审编辑的人选。这位同学便写出几个人的名字，我是其中之一。经过一番考察，作协最终确定了来《山西文学》编辑部帮忙的名单。我们的任务是利用寒假时间给编辑部看稿子。但如前所言，一到那里，我就被分到了《批评家》编辑部，给他们看起了理论类或评论类的稿子。另三人则留在《山西文学》，每天跟文学作品打交道。

　　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单单选中我去《批评家》帮忙。现在想来，人生的轨迹往往是由许多偶然因素组成的。

　　我是糊里糊涂迈出那一步的。当他们告知我的工作岗位是在《批评家》时，我既没有沮丧，也没有惊喜。虽然稍感意外，但我想我当时是很平静地接受了那种分配。半个月前，我突然遭遇情感风暴的袭击，心灵受到了重创。那应该正是我舔舐伤口的时期，也是我对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暂时无所谓的时期。两年多之后，我偶然听到一首朗诵诗，开头的那几句或许表达的就是我那时的心情：

　　二十岁

　　我爬出青春的沼泽

　　像一把伤痕累累的六弦琴

　　喑哑在流浪的主题里

　　……

　　我开始“上班”了，第一次为自己买了张月票。

　　从山西大学出发，坐一毛五分钱的三路电车至终点，再换一次车到府东街路口，过马路后向东几十米，然后拐进那个狭窄的胡同，就是南华门东四条。进入作协大院，穿过那个月亮门，沿着东面小楼里的楼梯拾级而上，便是《山西文学》编辑部的所在地。从《山西文学》编辑部出来，绕进那段短短的楼道，它的尽头的拐角处就是《批评家》编辑部了。《批评家》房子小，光线暗，远没有《山西文学》宽敞亮堂。我就时不时地溜到《山西文学》那里，与三位同学闲扯一通，然后再回去看稿子。当时的张石山、李锐、燕治国既是 ，也是《山西文学》的编辑，但他们通常是不坐班的。偶尔露面，或许正是他们写作之余放风的时候。他们一来，我们便也开始放风，说笑聊天就成了大家的主要工作。

　　在去编辑部之前，中文系已请过作协的一些 去我们那里做过讲座，有的还不止一次。在我的心目中， 既是些满腹经纶的家伙，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精灵般的人物。而那个年代，“晋军崛起”已初露端倪——张石山已出版过《镢柄韩宝山》和《单身汉的乐趣》两本小说集，韩石山的《磨盘庄》在“清污”中被点名。1985年的《当代》第二期也即将集束推出成一的《云中河》、李锐的《红房子》、雪珂的《女人的力量》等中篇小说。那应该是“晋军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于是这些 来到编辑部，往往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我们则成了他们的忠实听众。我对 仰视已久，能够如此近距离地听他们说话，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所以只要听到旁边屋子有了动静，我准心猿意马魂不守舍然后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过去听他们侃大山。

　　当时流行军上衣。我与樊占栋便时常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军用褂子去那里上班。李锐见此情景，便大发感慨，慷慨陈词。他说他经历过“文革”，当时的红卫兵小将便是穿着这身行头招摇过市的。从此他一看到军上衣就生气，撮火，乃至反感，厌恶。他的话让我无地自容。我想换一件不让李锐反感的上衣，但想来想去还是只能作罢，因为那是我唯一还有点模样的好衣裳。

　　张石山也不时会溜达到编辑部，与我们笑谈。他的话语风格当时便已成型，那是一种带着浓浓乡野之风的泼辣、爽快与风趣。但或许是与我们初相识不久，或许是我们与他的年龄相距太大，他在我们面前的言谈并不嚣张放肆，而是保持着必要的温文尔雅。而2009年在省作协的河曲会议上，他的笑谈与笑骂汪洋恣肆，飞流直下，张氏话语已体现得淋漓尽致。我想，那该是他向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挺进的缘故吧。

　　有时候，蒋韵也会去编辑部遛个弯儿，但她似乎总是来去匆匆。她穿着一条那个年代还不多见的牛仔裤，充满着青春朝气。

　　似乎在院子里还见过成一。他常常紧锁眉头，做沉思状。我们便怯怯地不敢接近。

　　不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批评家》编辑部度过。那正是《批评家》的草创时期，董大中是这本刊物的主编，蔡润田是副主编，他们手下再无多余的人马，只有我一个临时雇佣兵。这么一种格局，再加上蔡老师大我二十岁，董老师长我近三十年，他们本来是可以随意使唤我的。但两位主编都是宽厚长者，并没有对我呼来喝去。也许他们一开始就把我当成了一个小朋友。

　　当然，也是许多事情我还干不了。我只能静静地待在书桌旁边看稿子。

　　印象中，董老师去编辑部的时间并不固定。有时候他会急匆匆地赶过去，与蔡老师商量约稿的事情。他们两人平时话都不多，他们的对话也就简洁明快。董老师的耳朵确实不好使，但他当时似乎还没戴助听器。于是我或蔡老师与他说话时就得增加分贝，或者一句话要重复两次或多次。

　　几年之后我再见到他时，他已离不开助听器了。有时候我会想到，或许正是因为耳疾，才阻隔了外面世界的喧嚣，成就了他内心的那份宁静和纯净。后来《批评家》停刊了，他也一心一意地做起了学问。《赵树理评传》、《赵树理年谱》、《赵树理论考》、《瓜豆集》、《鲁迅与山西》、《鲁迅与高长虹》、《鲁迅与林语堂》、《李敖评传》、《你不知道的赵树理》……他研究的领域在一步步扩大。而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写作、出书的速度。每有新著问世，他几乎都会在第一时间给我寄来，扉页上照例是毛笔题字，方正遒劲。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那些题字也由“赵勇同志存念”变成了“赵勇兄雅正”。称呼的变化让我惭愧，但我也体会到了这份忘年交的浓浓情谊。

　　坦率地说，当年我准备琢磨赵树理的时候，董老师的那几本书是我研究的入门书。他对史料的详细爬梳、甄别与分析让我受益不浅。前几年，我的一位师妹要把赵树理做成一篇博士论文，就希望我能把她引荐给董老师，我欣然应允。她去太原董老师家中拜访，回来后我问她感受。她说董老师人真好。我说这就对了。

　　2005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董老师电话，他说他正坐着小车给北京的一些学者送书，也要把他的新著送到我的府上。我急忙收拾一下零乱的房间，准备与他聊天，但他却没打算来家，只是约我到小区的门口取书。那是他专为其家乡“董永故里”写出来的一本论著——《董永新论》。他给我书之前特意打开第一章，说：你看我一开篇就引用了你的一本书中的文字。言毕是憨憨的笑。我要留他吃饭，他说不了，还要继续送书。他只是在马路牙子边跟我说了几分钟的话，就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2007年的春天，董老师突然摸到了我的办公室。他来北京后忘了带我的电话，那天就到文学院找我。文学院的工作人员见是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儿，立刻告他我的详细位置。我既惊喜于他的到来，也惊讶于他这种赵树理式的找人方式。我知道在北京，事先没有预约几乎是找不到人的，我却活生生地被他逮住了。想一想真是神奇。于是爷儿俩中午一起吃饭。我问起他的耳疾，他说那是五十年代初得脑膜炎留下的后遗症，耳鸣了许多年，后来听力就不行了。他说他刚去过国家图书馆，准备办一个借书证，那里却要他出示他的职称证明。他向我讲述着这些事情，只有淡淡的无奈，我却气愤起来了。怎么能如此对待一个专门从外地来京查资料的学者？这个世界真他妈荒诞！

　　那一年是董老师的本命年。他七十二岁了。

　　与董老师相比，蔡老师更像是在编辑部坐班。许多时候，那个小屋就成了我和蔡老师的天下。我在一个角落的桌子后面看稿子，蔡老师则在他的办公桌上做事情。说实话，看理论类、评论类的稿子并不是一件好差事，我必须调动起我的全部感觉和理论素养，方能对稿子做出判断，然后字斟句酌，再写下我的初审意见。但一个大四的学生能有多高的理论素养呢？我至今也不知道蔡老师对我的那些判断是否满意。

　　蔡老师喜抽烟，他在编辑部处理事情的时候，就会掏出烟来点上一支。刚抽两口突然又若有所悟，就朝着我说：“小赵你是不是也会抽烟？来，抽一支。”然后他就摸出一支烟，抛向了两米开外的我。以后他再抽烟，就常常如法炮制，烟卷便在我俩之间划出一条弧线。我当时还没有正式学会抽烟，却也偶尔会“冒”一支试试，所以我并没有拒绝他的邀请。而且，老抽蔡老师的烟我也不好意思，为了回报他的美意，我很可能也买过两盒，以便从我这端也能走出一条弧线。现在想想，那个时期，也许正是我后来漫长的抽烟活动的预演和彩排。

　　快过年了，作协采购回一批柴米油盐、瓜果蔬菜之类的东西（我的印象中甚至有大白菜），分给作协的 和职工。那天，办公室的人喊我去分东西的现场帮忙，我二话不说就跟着他走了。东西似乎堆放在一个车库里，那是那条小胡同的尽头。我在那里则当起了搬运工。看到一些平时见不到的 三三两两走来，于我也该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大饱眼福的机会。所以我并无怨言，而是在寒风中尽心尽职，忙前跑后，并不时寻找着“西李马胡孙”的身影。我正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蔡老师找过来了。他见我在这里，立刻质问起管事的：怎么把我们的人弄到这里给你干活了？为什么不叫别人光叫我们编辑部的人？小赵是给你做这种事的人吗？简直不像话！蔡老师拉起我就走，弄得那个管事的赶忙解释，但蔡老师已拂袖而去了。

　　那是我头一回见蔡老师生气，而他生气居然是为我打抱不平。虽然从文字编辑降格为搬运工在我是件无所谓的事情，但他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老实说，蔡老师的生气让我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但我还是涌起了一种感动。

　　我从蔡老师那里获赠过他的两本著作：《泥絮集》与《三边论集》。前者是他九十年代初送给我的。那里面关于《文心雕龙》的所有文章，我都认真读过。或许是长期浸淫于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缘故，他下笔每有古意，行文很是讲究。在他的笔墨面前，我常常会觉得自己的文字俗不可耐。但蔡老师似乎著述不多。他在那篇“自序”中说，他的疏懒和散淡造成了他的心头文章多，纸面文章少，于是有了“诗如上水船难进，身似沾泥絮不飞”的感慨。想一想自己正好到了他当年撰写自序的年龄，我也不由得感慨起来了。

　　2002年末冬或是2003年初春，我忽然接到蔡老师电话。他说他夫人在京工作，他也陪夫人在北京长住。因赋闲在家，他很想约我见面聊聊。又有许多个年头没见过面了，听到他的声音我自然兴奋不已。又听说他长在北京，我就把见面的日期往后推了推，以便找出一个更从容的时间。但是不久，“非典”就铺天盖地而来，他们两口子也开始了“逃亡”的准备。那一年我们终于没能见成面。2005年3月的一天，我又接到蔡老师电话，他告我下个礼拜就要回太原了。那个电话忽然让我有了一种伤感，便立刻确定了见面的时间。那一天我们说了许多话，我也喝了不少酒。

　　学校开学了，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学期来临了。我也与我的同学撤回了学校。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与南华门的交往仿佛才刚刚开始。

　　1985年4月，《批评家》创刊号面世。铁锈红的封面底色，上面竖排着“批评家”三个大大的毛笔字，那是集自于鲁迅先生的手迹。那一期的作者也堪称豪华阵容：刘再复、林兴宅、谢冕、阎纲、西戎、王汶石、曾镇南、柯云路、白烨、古远清、董大中……还有日本学者釜屋修。他们大都是八十年代风头正健的学者或 。这本刊物一亮相，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随着它的越办越好，我心中也多了一份小小的欣喜。我心中暗想，虽然微不足道，但我毕竟为它的诞生做过一些事情。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是这份刊物创办时期的目击者和见证人。

　　这期杂志当然也到了我的手里，而且不是一本，而是三十或五十本。刊物半中间出来，自然就错过了年头岁尾邮局的征订时间。所以，编辑部除把两万份交给“并州智能开发总公司光大书刊发行公司”发行外，还留有一些存货。蔡老师就把我叫去，希望我能在高校里推销一些，也捎带着扩大影响。我从来也没有做过买卖，又天性腼腆，何况当时的高校还没有学生摆地摊的风气，这让我如何开张？这件事情若是搁到现在也不难办。我掏钱把它们全部买下，然后挨个儿送人，岂不是皆大欢喜！但我当时只是一个穷学生，并无这个经济实力。而且万一我如此操作，向蔡老师他们谎称我已全部卖掉，他们再让推销三五十乃至三五百本怎么办？

　　我只好一次拎着几本杂志敲开一些宿舍的门，向他们解释，请他们购买。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别的宿舍的门咱也不敢敲，便只好向同年级、同班认识的同学兜售。那一期的杂志定价四角（杂志办到第五年也只是每期六角），并不算太贵，但好多同学对这种评论刊物毫无兴趣，所以他们并不买账。我跑到楼上的女同学宿舍，她们见平时不吭不哈的赵勇沦落到如此地步，顿时同情心大生。于是每到一个宿舍总有三两本出手。大概就是在她们那里，我卖出去十多本杂志。

　　而对于我来说，一个更重要的收获是借着这个机会，让我走进了女生宿舍。那似乎是我大学四年来的第一次。

　　我带着卖掉的几个钱和没卖掉的一堆刊物去给蔡老师交差了，心里一下子如释重负。

　　因为与董、蔡二老师有了那么一点交情，更重要的是毕业时发生了那件影响到我一生的事情，《批评家》就成了我的赠阅刊物。在后来的五年中，无论我走到哪里，这本刊物都会追随我的身影，寻我而去。我也一期一期地读着那上面的文章，关注着编辑部的动静。起初，依然是董、蔡两个光杆司令。后来我听说杨占平调过去了，再后来，又知道阎晶明和谢泳成了《批评家》的编辑。如今，杨占平已是山西省 协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阎晶明是《文艺报》的总编，而谢泳则在2007年远走厦门，成了厦大的教授，并在当年的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动静。这让我意识到，在《批评家》混过的人都了不得，他们都很有出息。

　　承董、蔡二老师的厚爱，我在《批评家》总共发表过四篇所谓的论文。我当时既写不出更多像样的东西，也不敢过多打搅两位老师。而每寄过去一篇文章，心中总是忐忑多日，唯恐自己的文章让刊物蒙羞。董老师、蔡老师提携后进，不仅刊发了我的习作，而且还把“《批评家》首届新人论文奖”颁给了我的一篇文章。那是1988年初夏，当时我正在济南读研究生。但他们弄错了地址，把获奖证书和一百元奖金寄到了山东大学而不是我就读的山东师范大学。当我去山东大学取回自己的证书和汇款单时，一定是一副得意忘形的嘴脸。不仅有精神鼓励，还有物质奖励。一百块钱在当时该是多大一笔财富啊。

　　大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学期终于结束了。

　　从1985年7月1日开始，我又记了几天的日记。从那几天的日记看，我和我的同学们的主要工作变成了等待分配。等待是一种煎熬，于是我们闲聊、打牌、看电视，半夜三更不睡觉，在楼道里又喊又唱又跳。间或有几声长长的口哨响起，划破暗夜的宁静。那是一种百无聊赖的发泄，但在我看来却更像蒙古长调，一声声倾诉的是忧伤与悲凉。

　　与此同时，我们也开始在毕业纪念册上互赠留言。那个名为“大学时代”的毕业纪念册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内封制作成了一张一张的活页纸。我们只要在“我的自白”、“我在黄金时代”等许多空格中写满文字，然后再往预留的最大空白处写下“给某某同学的赠言”，便可送出去。那段时间，那张活页纸的送往迎来也成了我们的主要工作。于是，毕业、告别、即将各奔西东的气氛被渲染得也越来越浓了。

　　所有的人都盘算着自己的工作单位和前程，我自然也不例外。但至少在七月初，我对自己的去向却一无所知。我当然也想留在省城，但留下来做什么呢？什么样的单位适合于我呢？我心中打起了小鼓。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留校，但听说有留校的机会，还是忍不住去报了个名。想要留校就得参加相关的测试，所谓测试是进行毕业论文答辩。那一天我站在讲台上陈述自己的论文观点时，紧张得口干舌燥，语无伦次。而头两天我刚刚参加过全校的毕业论文报告会，我第一个上场发言，讲得自如妥帖，还暗暗得意。能耐大的同学，与班主任老师关系铁的同学或许已知道了自己大体去向，但他们自然是秘而不宣，临别前的气氛就又多了一层神秘和诡异。

　　但董老师和蔡老师却已经知道了我的去向。也许通过那一个月的考察，他们觉得我并非朽木；也许是大四阶段我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增加了他们的信心；或者也许是我的实诚让他们意识到我是他们的同道。总之，他们已在悄悄地做着让我去《批评家》的准备工作。要想把我弄到《批评家》，省作协必须得有分配指标。为了弄到这个指标，他们特意去计委为我跑了一个。为了万无一失，蔡老师又专门给中文系参加分配的副系主任写了封信。蔡老师与他还算熟悉，他觉得副系主任会给他这个面子。而所有这一切都是背着我悄悄进行的。只等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他们才给我透露了消息。那已是宣布分配结果的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