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数千年历史，改革的失败，一般都是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但也不尽然，比如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的变法，它的阻力一方面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来自王安石想竭力保护的农民这个弱势群体。

当时农民最恨的莫过于“青苗法”。农耕时代，农民的日子过得相当艰苦，粮食吃到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向地主借高利贷。这种民间借贷导致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弊端显而易见。王安石决定通过实施“青苗法”解决这个问题。易中天《帝国的惆怅》中介绍了“青苗法”的内容：官府向农民放贷，年息二分，即贷款一万，借期一年，年息两千。这个利率明显低于民间的高利贷。然而，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牟取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却耍小动作。他们春季和秋季各发放一次贷款，半年后收回，取利两分，这样年利就达到了四分。有些地方利率之高，竟达到原来设定的35倍。加上农民向官府借款，要申请、审批，手续繁琐，个个关节都必须求人、支付好处费，农民的负担反而比“变法”前更重。“变法”期间，就曾发生过东明县一千多农民集体进京上访，在王安石住宅前闹事的事件。

公道地说，如果执行不走样，“青苗法”确实不失为一项好政策，它既有利于充实国库，更可以调节贫富差距。当年，王安石在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做县令时，就按“青苗法”的内容操练过。史书记载，他“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区域“试验”做基础，王安石对“青苗法”的实施才底气十足。然而，王安石忘记了一点：在一个县推行“青苗法”，只要做县长的王安石品质高尚，具有足够的威信就行了，因为他本人就是执行者；而在一个国家推行“青苗法”，则需要整个官僚集团的廉洁作为保证，毕竟此时的王安石是决策者，而不是具体的执行者，当时的政治体制恰恰不能让官员做到最基本的清廉。于是，历史也就开了这样一个玩笑：王安石做县长推行“青苗法”，能够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王安石做参知政事（宰相），想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推行“青苗法”，反而惹得天怒人怨。

在专制社会，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级，只要通过拍马溜须、跑跑送送之类的方式就可以确保自己官位的稳定，于是官员对老百姓的利益漠不关心，甚至敢用权力大肆牟取私利，好经被和尚念歪的事也就屡见不鲜了。

（志文摘自《萌芽》201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