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后，网上有许多人转载一条注意事项：考上大学的同学注意了，千万要和没考上或弃考的同学搞好关系，等大学毕业了好去他们的公司打工。

铺天盖地的对高考的控诉中，这条“注意事项”蛮正能量的，而且，似乎为了证明此“事项”的公理性，有人还贴出两份名单。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林召棠、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姚、刘春霖；第二份名单是：李渔、洪升、徐文长、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哪一份名单上的人你比较熟悉呢？嘿嘿，第一份你都不认识吧？但他们全是清朝的科举状元；第二份呢，落第秀才们。

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当然不如第二份里的有名，所以，没中举的人有希望了！

这些，作为高考后的一种心理缓冲，挺好。可让人觉得奇怪的是，不少高头大马的批评人士一边拿着这两份名单痛斥高考，一边呢，又歌颂着牛津的才子状元们。

说实话，第一份名单里的人，我大都也很陌生。不过，我上网把这些人的生平业绩检索了一下，发现这些人有些是一代名相、一代清官，有些是一代史学家、一代文学家，最不济的也修过国史，参与编纂过《康熙字典》。因此，即便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朴素的正道来看，第一份名单上无疑有更多的人做出了贡献。但是，历史的拓扑学显然在当代发生了一些突变，或者说，采用了新规则和新术语。比如在关于高考的问题上，就一味在那里痛斥中国高考的种种“荒诞”，而全然不想，如果没有高考，大学各自为政的话，又会产生多么恐怖的荒诞。千千万万的寒门子弟，拿什么去应对自主招生？

因此，盲目地批判高考，盲目地拿着牛津哈佛的“自主精神”来反思高考，势必带来更深重的教育危机。毕竟，要批判高考太容易了，青春的日子、可怕的考场，谁提起来都可以倒出一肚子的苦水，惨烈点的，还有血泪、有离别。但是，那些乡村中学，没有什么能力强大的老师，死记硬背可能跟高考一样，还是最公平的法则。去年火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来自甘肃那些偏远地区的孩子，人没有贵族学校出身的孩子精神，衣服更没有贵族学校的服装漂亮，但是，他们能一路杀到中场，靠的是什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背字典，背到晚上11点”，这就是他们仅有的方法和可能。因此，在暴风骤雨般的语文改革呼声中，我倒是觉得，千万不能快，尤其千万不要拿外国的思路来洗盘中国教育。

好小说如果没有好老师，绝对成不了好教材，这就像《红楼梦》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有时候也会惨不忍睹。而且，“创造性思维”在什么意义上可以永葆“创造性”呢？这些年，我参与评选了几届“新概念”作文，皇天后土，中学生的思维真是蛮有创造性，但是，怎么那么容易面目相似呢：冷漠的父母，焦躁的青春，远方的召唤，以及慌乱的性爱。每次我看到他们对性爱的描写，我都会翻到第一页再看看他们童稚乖巧的照片，啊，真是挺有想象力的！

在满篇满章的全球化青春臆想中，我总是给老老实实描写中学生活的孩子打高分。这是“新概念”给我的刺激，所谓的“新”，其实多么容易沦为一种新八股。而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新调更容易弹。

而说回前面提到的名单，第二份名单中的人，也至少是秀才出身，差不多也相当于上了我们的二、三本线。第一份名单中的人如果是学霸，第二份名单中的人，也绝不是学渣。因此，比起那些只知道激情澎湃地跟风乱喊的“高考改革派”，我觉得网上一个孩子的态度更朴实：“高考结束当天晚上，我把教材装了一麻袋，在楼下的小花园里埋了。第二天，老师给的标准答案下来，我一估分，晚上扛个铁锹去小花园又给挖出来了。”

我的态度就是，别着急把高考埋了。弄到后来，重新挖出来，总是惹一身灰。再说了，想想那第一份名单里的人，全都不简单。

（贾嘉摘自《新民周刊》2014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