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陪伴大姐走过岁月、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则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少的拐杖。教书在大姐，占了她生命很大一块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而病从她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浸染过的浑流。

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疼痛时不绝于耳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昏暗的屋里，一家人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发愁，大姐穿透墙壁的每一声尖叫，都深深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亲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苍白。所患何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在乡村是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却已是三番五次。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什么时候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我们家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熬过的红枣吃，大姐便抓了几颗红枣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再给他。”大姐便把那红枣擎在空中不动。我僵持半天，最终也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至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了家里的日子。”从那一刻起，我下决心再不唤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时光流逝了十余年，我却始终没唤她一声大姐。

大姐的病见好转，是在我十余岁以后。如今只记得在大姐的苦痛声中，父亲和他的朋友闷了半晌，来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车，后搭火车，朝着遥远的省会郑州奔去了。其间，不断从郑州捎回要钱的口信，我便帮着家人先卖粮食，后卖树木，最后卖了奶奶的棺材板。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阳光爽爽朗朗洒了一地。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大姐端端地坐在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荡漾着甜润润的喜色。她拿一把小糖给我，母亲在一边说：“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我仍然没能叫出那声大姐。在接那糖时，母亲过来厉声说：“日后你大姐要教书了，是老师了，你再唤她的名儿，我就不让你吃饭。”听说大姐要做老师，尽管是民办学校的，尽管是教小学低年级，仍使我充满惊愕和敬意，并怀上了对大姐深深的内疚：没有料到，我还没有学会唤姐，她却成了老师。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更没有能力叫她一声老师。于是，我就常常躲着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说话机会。

学校在镇外的一个苹果园里，离我家二里地左右。从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着。刚丢下饭碗，学生都还在路上，她已经早早地到校，立在教室的门口，翻看她要讲的课文或讲义；放学时候，学生都已到家端起了饭碗，大姐才拿着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摇着她虚弱的身子，蹒跚地走在镇外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时，时常拿手扶着那做了四个小时手术的腰，就像扶着一截将要倒下的枯树。我总担心，她的手离开时，她会倒下，可她硬硬地挺着，给家里支撑出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她只是往腰上贴膏药，很少喊疼。父母千方百计地让她教书，也只是为了让她有一份轻些的活计，谁料到了年底，她竟回来说，期终考试，她班里的学生在全校平均分数最高。母亲说：“你别累犯了腰病。”她说：“也不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母亲说：“你有病，讲课累了可以坐着讲。”她说：“当老师的坐着，那在学生们面前像什么样子。”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累病的。”她说：“不会的，我的病好了，除了刮风下雨，没啥感觉。”

然而，不幸的事被母亲言中了。几年后，她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讲台上。抬至医院，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上、膝盖上，几乎身上所有的骨关节处，都贴有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白云、黑云似的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里翻动着滚烫的热意，如同一河缓缓流动着的夏天的水。这时候，大姐醒了，动了动嘴唇，吃力地睁开了眼，望着床边的水瓶。

我说：“大姐，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过头来，眼角噙着泪水，拉住我的手问：“你叫我姐了吗？”我盯着大姐瘦脸上泛出的浅红，朝她点了点头，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苍白的笑……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阴，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大不相同——离家当兵，入党提干，成家立业，学写小说也到了无论自己多么羞愧，依然被称为“ ”的田地，连叫大姐都已习惯到不叫反而很难启口。然而大姐除了年龄的变化，脸上布满了人生的艰辛外，再没什么异样了，依旧是终日拿着低年级的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在通往小学的路上摇着她虚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她回来对母亲很平淡地说句，她们班的学生，考试时平均分数最高或升级率最高什么的。再有变化的，就是大姐依旧扶着贴了膏药的腰身，走过的那条路的路边，杂草随着她蹒跚的脚步，二十余载地枯枯荣荣。

（阳子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个人的三条河》一书，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