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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大姐

时间:2014-10-31 15:53来源:《读者》杂志社 作者:阎连科 点击:
然而,不幸的事被母亲言中了。几年后,她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讲台上。抬至医院,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上、膝盖上,几乎身上所有的骨关节处,都贴有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白云、黑云似的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

大姐是老师。

大姐已经人到中年。陪伴大姐走过岁月、进入中年的有两样东西:病和教书。病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常见也最难逾越的深渊,教书则是大姐人生之路上最不可缺少的拐杖。教书在大姐,占了她生命很大一块黄土薄地,已有二十三年;而病从她十三四岁就已开始,似乎她的生命之河里,总有一股被疾病浸染过的浑流。

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大姐在病床上疼痛时不绝于耳的哭声,腰疼、腿疼,以至全身的疼痛。大姐躺在光线昏暗的屋里,一家人在一墙之隔的正间发愁,大姐穿透墙壁的每一声尖叫,都深深地刺在父母的脸上,使父母亲那本来瘦削缺血的脸,更显出几分苍白。所患何病,跑遍了乡间的医院,求遍了乡间的良医,也无从知晓。那时候,抬着病人去一百里外的洛阳治病,在乡村是很大一件事情,而在我家,却已是三番五次。不记得我十几岁以前,上房的窗台上,有什么时候断过中药的药渣。每次放学走进院落,我第一眼要看的,就是窗台上有没有新倒的药渣。好在那泥土的窗台,从没使我失望过,因为有新的药渣,就肯定有几颗做药引熬过的红枣。

我们家的家教很严,但不知为什么没教育出我叫哥唤姐的习惯。有次我又去窗台上捡熬过的红枣吃,大姐便抓了几颗红枣给我,母亲见了,说:“让他唤声大姐再给他。”大姐便把那红枣擎在空中不动。我僵持半天,最终也没叫出那声大姐,大姐眼角便有了泪水,把红枣塞在我手里说:“我也不配做姐,人家的大姐至少能给弟做一双鞋穿,我却有病,拖瘦了家里的日子。”从那一刻起,我下决心再不唤大姐的名字,一定叫她大姐。可时光流逝了十余年,我却始终没唤她一声大姐。

大姐的病见好转,是在我十余岁以后。如今只记得在大姐的苦痛声中,父亲和他的朋友闷了半晌,来日便抬上大姐,先乘汽车,后搭火车,朝着遥远的省会郑州奔去了。其间,不断从郑州捎回要钱的口信,我便帮着家人先卖粮食,后卖树木,最后卖了奶奶的棺材板。几个月后的一天中午,阳光爽爽朗朗洒了一地。我从学校回家,突然看见大姐端端地坐在阳光里,人虽瘦得如一把柴草,脸上却荡漾着甜润润的喜色。她拿一把小糖给我,母亲在一边说:“快叫大姐,你大姐的病好了。”

我仍然没能叫出那声大姐。在接那糖时,母亲过来厉声说:“日后你大姐要教书了,是老师了,你再唤她的名儿,我就不让你吃饭。”听说大姐要做老师,尽管是民办学校的,尽管是教小学低年级,仍使我充满惊愕和敬意,并怀上了对大姐深深的内疚:没有料到,我还没有学会唤姐,她却成了老师。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支配我的笨嘴叫姐,更没有能力叫她一声老师。于是,我就常常躲着大姐,期望和她有更少的说话机会。

学校在镇外的一个苹果园里,离我家二里地左右。从此,我就朝朝暮暮地看着。刚丢下饭碗,学生都还在路上,她已经早早地到校,立在教室的门口,翻看她要讲的课文或讲义;放学时候,学生都已到家端起了饭碗,大姐才拿着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摇着她虚弱的身子,蹒跚地走在镇外的小路上。大姐走路时,时常拿手扶着那做了四个小时手术的腰,就像扶着一截将要倒下的枯树。我总担心,她的手离开时,她会倒下,可她硬硬地挺着,给家里支撑出了几年平静的日子。在那段日子里,她只是往腰上贴膏药,很少喊疼。父母千方百计地让她教书,也只是为了让她有一份轻些的活计,谁料到了年底,她竟回来说,期终考试,她班里的学生在全校平均分数最高。母亲说:“你别累犯了腰病。”她说:“也不能误了人家孩子的前程。”母亲说:“你有病,讲课累了可以坐着讲。”她说:“当老师的坐着,那在学生们面前像什么样子。”母亲说:“总有一天你会累病的。”她说:“不会的,我的病好了,除了刮风下雨,没啥感觉。”

然而,不幸的事被母亲言中了。几年后,她在一次辅导学生升级考试时,昏倒在讲台上。抬至医院,才发现她的腰上、肩上、肘上、手腕上、膝盖上,几乎身上所有的骨关节处,都贴有膏药,花花一片,如雨前浓浓淡淡的云。望着那白云、黑云似的膏药,我立在病床前,心里翻动着滚烫的热意,如同一河缓缓流动着的夏天的水。这时候,大姐醒了,动了动嘴唇,吃力地睁开了眼,望着床边的水瓶。

我说:“大姐,你喝水吧?”

大姐忽然扭过头来,眼角噙着泪水,拉住我的手问:“你叫我姐了吗?”我盯着大姐瘦脸上泛出的浅红,朝她点了点头,大姐的嘴角便有了很淡很苍白的笑……

从那时算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的光阴,现在的我和那时的我大不相同——离家当兵,入党提干,成家立业,学写小说也到了无论自己多么羞愧,依然被称为“ ”的田地,连叫大姐都已习惯到不叫反而很难启口。然而大姐除了年龄的变化,脸上布满了人生的艰辛外,再没什么异样了,依旧是终日拿着低年级的课本,或夹着学生的作业,在通往小学的路上摇着她虚弱的身子。到了期末,她回来对母亲很平淡地说句,她们班的学生,考试时平均分数最高或升级率最高什么的。再有变化的,就是大姐依旧扶着贴了膏药的腰身,走过的那条路的路边,杂草随着她蹒跚的脚步,二十余载地枯枯荣荣。

(阳子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个人的三条河》一书,李小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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