恕我总想攀高枝拿莫言说事，但因为实在太巧了，不得不说，不得不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讲故事的人》中讲了许多故事，妈妈的故事、姑姑的故事、单干户“蓝脸”的故事、同学没哭的故事和自己告状的故事……最后讲的是他爷爷给他讲的故事：为逃避一场暴风雨，外出打工的八个泥瓦匠躲进一座破庙。雷声一阵紧似一阵在庙外炸响，火球一个接一个在门外滚动，大家吓得面如土色。其中一个人开口说：“我们八人中，必有一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谁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既然没人出去，那么就让我们朝门口扔草帽，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谁就必须出去接受惩罚。”大家照做了，结果，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刮出门去，于是大家把不愿意出去的他扔出了庙门。而就在那一瞬间，破庙轰然倒塌。不用说，庙里的七个人死了，活下来的只有那个被扔出庙的人。

读完莫言爷爷给莫言讲的这个故事，我倏然记起我爷爷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一条船在湖上航行时，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剧烈地上下颠簸，左右摇晃，眼看就要沉没。众人惊慌失措之际，但见湖心出现一把壶、一只手、一个盅——壶、手、盅。于是船老大高声喊道：“船上有叫胡守忠的吗？”有人应道：“我叫胡守忠。”船老大指着湖心的壶、手、盅说：“天意如此，莫怪我等无情。”说罢让大家把胡守忠扔下水去。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大浪打上船来，船整个翻了。不用说，除了胡守忠，船上其他人全部葬身湖底。

显然，除了人物和背景，两个故事的情节和主题如出一辙，就好像两位爷爷商量过似的。莫言听他爷爷讲这个故事是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听的时候大约刚上初一。上初一的我也听明白了：满船人里边，只有胡守忠一个好人，其他人全是坏蛋——天要惩罚的肯定是坏蛋。所以自己要当好人，不当坏蛋，并且要跟坏蛋做斗争！

此后不到一年，“文革”风暴刮来了。又过两年，我初中“毕业”回乡了，作为回乡知青在务农过程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再教育”的第一堂课就是参加生产队贫下中农批斗“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大会。长长的大筒屋子，南北两铺大炕，贫下中农盘腿坐在炕上，爷爷对着一个大电灯泡站在地中央，胸前挂一块木板，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毛笔字“打倒地主还乡团团长林忠显”，名字被打了个大大的红叉。政治队长宣布批斗大会开始，贫协主任开第一炮。有人按爷爷的头，叫他低头认罪。爷爷不肯低，按一下，挺一下；挺一下，按一下。这么着，住在我家后院的一个县一中的高中毕业生忽然举起拳头高呼，要打倒我爷爷，大家就跟着喊。我躲在大人背后，没举拳，也没喊。大家一连喊了三四遍，最后喊的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不由得，我想起爷爷讲的那个故事——大家要把一个人扔下水了，船要翻了不成？

爷爷当然不是“地主还乡团团长”，后来事情不了了之，爷爷除了被勒令去公社所在的小镇扫了一冬天雪，倒也没受更多的惩罚，但这件事对自尊心极强的爷爷造成了不一般的伤害。据我所知，爷爷至死都没饶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批斗过他并且欺负他的孙子，甚至不让他的孙子吹笛子的贫协主任，一个是带头喊打倒他的后院那个高中生。“前后院住着，平时一口一个林大爷，怎么就忽然喊打倒我了呢？喊得出口吗？小子忒不像话！”这意味着，于1993年去世的爷爷至死都没能理解“文革”。

话说回来，莫言的爷爷和我的爷爷对作为孙子的他和我讲这个故事倒也罢了，其用意也不难明白。可莫言为什么要在瑞典文学院那么庄严郑重的场合中讲这个故事呢？就个人而言，无论如何他都不是被扔出去的人——尽管得奖后“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相反，他是被选中穿上燕尾服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任何故事都是隐喻。那么，莫言借此隐喻什么呢？人性的弱点？多数人的暴政或集体无意识？天理昭昭、天意的公正？抑或以公正、公众的名义排除异己的结果？有一点可以断定，莫言作为讲故事和会讲故事的人，在那样的场合是不会随便讲故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