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屏东去看妈妈，还没到时先给她电话：“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愉快的声音传来：“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可是我知道你是我喜欢的人。”

“猜对了，”我说，“我是你的女儿，我是小晶。”

“小晶啊，”她说，带着很浓的浙江乡音，“你在哪里？”

带她去做脚底按摩，带她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到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到药房去买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宽大但肩带又不会滑下来的那一种，带她去买鞋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与她并肩同行的景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不认识的人，看到我们又经过他的店铺，一边切槟榔一边目送我们走过，有时候说一句，轻得几乎听不见：“伊查某仔转来喽！”

见时容易别时难，离开她，是个复杂的工程。离开前二十四小时，就得先启动心理辅导。我轻快地说：“妈，我明天就要走啦。”

她也许正用空洞的眼神看着窗外的天，这时马上把脸转过来，慌张地看着我说：“要走了？怎么要走呢？”

我保持声音的愉悦：“要上班，不然老板不要我啦。”

她垂下眼睛，是那种被打败的神情，两手交握，放在膝上，像个听话的小学生。跟“上班”，是不能对抗的，她也知道。她低声自言自语：“喔，要上班。”

“来，”我拉起她的手，“坐下，我帮你擦指甲油。”

我买了很多不同颜色的指甲油，专门用来跟她消磨卧房里的时光。她坐在床沿，顺从地伸出手来，我开始给她的指甲上色，一片一片慢慢上，每一片指甲上两层。她手背上的皮，抓起来一大把，是一层极薄的皮，满是皱纹，像蛇蜕掉弃置的干皮。我把从新西兰带回来的绵羊油倒在手心上，轻轻揉搓这双曾经劳碌不堪，而今青筋暴露、灯尽油枯的手。

涂完手指甲，开始涂脚指甲。脚指甲有点灰指甲症状，硬厚得像岩石。我把她的脚放进热水盆里，她缩起脚，说：“烫。”我说：“一点也不，慢慢来。”浸泡五分钟后，脚指甲稍微松软了，再涂色。我选了艳丽的桃红，小心翼翼地点在她石灰般的脚指甲上。效果看起来确实有点恐怖，像给僵尸的脸颊上了腮红。

我认真而细致地“摆布”她，她静静地任我“摆布”。我们没法交谈，但是，我已经认识到，谁说交谈是唯一的相处方式呢？还有什么比这胭脂阵的“摆布”更适合母女来玩？只要我在，她脸上就有一种安心的平静。更何况，胭脂阵是有配乐的。我放上周璇的老歌，我们从《夜上海》一直听到《凤凰于飞》《星心相印》和《永远的微笑》。

涂完她所有的手指甲和脚指甲，轮到我自己涂了。黄昏了，淡淡的阳光把窗帘的轮廓投射在地板上。“你看！”我拿出十种颜色，每一个指甲涂一种颜色，从绯红到紫黑。她不说话，就坐在那床沿上，看着我涂自己的指甲，从一个指头到另一个指头。

每次从屏东回到台北，朋友总是惊讶：“你涂指甲油？”

指甲油涂完了，空气里全是指甲油的气味。我说：“明天，明天我要走了，要上班。”

她有点茫然地说：“要走了？怎么要走了？那——我怎么办？我也要走啊。”

把她拉到梳妆镜前，拿出口红：“你跟哥哥住啊，你走了他要伤心的。来，我帮你化妆。”她一瞬间就忘了我要走的事，对着镜子做出矜持的姿态：“我啊，老太婆了，化什么妆哩。”

可是她开始看着镜中的自己，拿起梳子，梳自己的头发。

她曾经是个多么沉溺于美的女人啊。六十五岁的时候，突然去文了眉和眼线；七十岁的时候，还问我她该不该去隆鼻。多少次，她和我一起站在梳妆镜前，她说：“女儿，你要化妆。女人，就是要漂亮。”

现在，她的手臂布满了黑斑，黑斑在干枯而衰老的皮肤上，像蜕下的蛇皮。

我帮她擦了口红，说：“来，抿一抿。”她抿了抿唇。

我帮她上了腮红。在她文过的眉上，又画上一道弯弯的淡眉。

“你看，”我搂着她，面对着大镜子，“冬英多漂亮啊！”

她惊讶：“咦，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我是你的女儿嘛。”我环抱着她瘦弱的肩膀，对着镜子里的人说，“妈，你看你多漂亮。我明天要走了，要上班，不能不去的，但马上会回来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