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周固寨地区的一次活埋农会干部事件，决定了姥爷后半的命运。

“人家都被活埋了，为啥没埋你？”

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在周固寨地区轰轰烈烈地上演，姥爷从坑边捡回来的那条命，成了造反派攥在手心的一个刀把。

当年，周固寨地区著名的“造反派”有“井冈山”和“长滑”两大派。大略而言，“井冈山”极端激进；“长滑”则相对保守。激进派的死敌自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滑”则与“井冈山”针锋相对，带有“保皇”色彩。

“井冈山”很快夺取了地方政权，其势汹汹。但根据老人们的叙述，“长滑”与其势均力敌，并不屈服于“井冈山”的嚣张气焰——都是乡里乡亲的，谁TM怕谁啊？你说你是革命派，我说我是革命派；咱说打就打，咱说干就干。这应该算是那场大革命的一个文化特色。

“井冈山”的头头儿们恰好是姥爷当年的同事——被活埋的其他农会干部的子孙。他们潜藏在心中多年的疑问和复仇欲望，此刻，终于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发作的机会。

姥爷胆小怕事，但在事关自身命运的大问题上，他不会轻易认错。

“你们问我，我咋知道嘞？谁知道他们为啥不活埋我？”

自始至终，姥爷只有这样一句回答，翻来覆去，不肯多说一个字。

任何人都能听出来，理由不够充分、语气不够坚定的“顽固”话，一方面表白“我真的不是叛徒”，另一方面，背后显然存在某种隐情。烈士子孙和造反派头头儿们当然听得更真切。让他们恼羞成怒的是，翻来覆去，听到的只有这样一句回答。

不怕你不老老实实交代，事实确凿：别人都被活埋了，唯独没有活埋你！结论只有一个：你历史不清白！

一个“历史问题”的污点足以成为被揪斗的充分理由。于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初期，当“文化大革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遏制，姥爷一直是批斗会上的主角或之一。姥爷不是当权派，他不过是公社一名基层干部，直到60岁退休，也不过二级科员。但在当年，那顶帽子可以随便扣在一名真正的当权派的异己分子头上。

许多年后，在我成长到具备基本理解力的年龄段，姥爷偶尔会给我念叨当年的运动，并且悲叹，有时也会带着滑县男人常用的口头语愤愤不平地抱怨：“说我是走资派，跟着刘少奇跑。刘少奇在哪儿啊，我在哪儿啊？我只是在社员面前说过，手里没有米，叫鸡鸡都不来。”

如果说一名少年还无法理解姥爷这句大实话何以招祸，到了二十多岁，我已经基本明白了姥爷挨斗的原因，明白了姥爷这名基层小吏为何竟然和刘少奇挂上钩——用米诱鸡，不正是当年货真价实的“唯生产力理论”、“庸俗实用主义”、“物质刺激”等等“右倾走资派”的腔调吗？

我从未亲眼看到过姥爷在台上或众人围成的圈子里低头挨批的场景。那时，我不过五六岁，不是没有机会看到姥爷被批斗，是姥姥和母亲不给我机会。只是隐约记得，一次，村里的戏院热火朝天，但不是在唱戏。唱戏的话，姥爷、姥姥或母亲会带我去看戏的。从高音喇叭里传出来的声震周固寨五道街的叫嚣声，即便小孩子也能听出来，那不是唱戏，更像是在吵架或者打架。

尽管那种热闹有点瘆人，我和表哥还是吵闹着要去看热闹，姥姥和母亲拽着我俩，厉声呵斥，不让我俩出门。表哥比我大几岁，他似乎知道点端倪。挣扎了半天，也没能跑出去，表哥哭骂着：“我知道，是在斗俺姥爷！那些孬种！”

我一点儿都不记得，姥姥和母亲眼中是否有泪水，我也不记得她们脸上的表情。从我成长得记忆清晰开始，姥爷头上那顶“历史问题”的帽子已经被摘掉。我记得，乡里一个干部来到我家，对我姥爷说：“老伙计，我这次来，你一定欢迎。你档案里那个‘历史问题’找不到证据，撤掉了。”此前，总是这个邻村的乡干部乡亲来当乌鸦嘴。

少年时期的印象里，姥爷作为村中为数不多的公社干部、乡干部，他老人家一直享受着乡亲们的尊重，不仅是周固寨五道街乡亲们的尊重，也有我跟随姥爷去到的其它村庄乡亲们的尊重。姥爷挨斗留给他的家人的羞辱和痛苦，他的外孙是在许多年以后才感受到的。

从儿时到少年，我总是和姥姥、母亲或其他老年乡亲一起，围坐在我家老宅的门楼下，一边玩耍，一边听她们闲聊过去的时光——解放前的“不成景儿”、闹蚂蚱、五八六零年挨饿、周固坡的大水，等等等等。起初，她们很少说起姥爷当年的遭遇；随着往事越走越远，痛苦和羞辱越来越淡，提起的次数也就比较多了。不过，她们并不详细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在提起当年那些“孬种”的时候，悄声地、短促地骂上几句。她们骂的是谁，为何要骂，她们当然心知肚明。起初，我不知道她们骂的是谁，为啥骂，好像也不大关心；越长越大了，我开始知道她们骂的是谁；更大一些，我也明白了，她们为何要骂。少年气盛时期，我几次在那些整过我姥爷的人面前扬言：“我早晚要收拾你们这些孬种！”可直到今天，孬种依然猖狂。

姥姥和母亲的骂，非常小心谨慎，其实只不过是牢骚和抱怨，在少年人听来，更像是一种无奈。少年记忆深刻的，是她们脸上的表情，那种悲苦、羞耻的表情。低低地、短短地骂几声，姥姥和母亲会叹口气，然后，低着头，目光呆滞，盯着地面，半天不说话……

我会问她们：“你们骂谁呀？”姥姥和母亲会抬起头，训斥我：“小孩家，别打听大人的事儿！”接着，她们会很快把话题转移到其它方面，脸色也变得不再那么悲伤。

外孙和儿子尽管还不大懂事，但是，她们脸上的悲苦，却深深地刻在正在成长的心灵中。

读初中时，我越来越喜欢听姥爷讲述周固寨往事，偶尔也听到他说起当年的遭遇。像姥姥和母亲一样，姥爷也极少具体说起哪件事、哪个人，他也只是泛泛地牢骚几句，长吁短叹几声。对于毛泽东，他只是说过：“底下那么乱，把人斗成那样儿，毛主席他就真的不知道？”像当年几乎所有的家长一样，姥爷让我背诵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但直到今天，我也回忆不起来这个老党员发自内心地赞颂过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当然，更没听过对他的诅咒。

时代变迁了，造反派的革命激情化作了另一种激情，不少人成为周固寨地区形形色色的知名人物。提起他们，姥爷有时会说：“这个人呀，不平和，文革中蹦跶得很欢，爱整人。”当我想进一步知道细节，姥爷总是缄口不言。不过，我能够猜测到，这个人曾经让姥爷不舒服。

初中老师中有一位是当年“井冈山”造反派的闯将、周固寨地区有名的能人。他几次在课堂上连说带笑地讲起当年的辉煌革命历程，并且表示：“再闹文化大革命，我还带着你们去北京！”同学们很兴奋，跟着老师叫喊。回到家，兴冲冲地给姥爷讲起老师的豪言壮语，姥爷长长地叹口气。那位老师是同学们的崇拜偶像，姥爷却不看好他。我因此有点扫兴和失落。

姥爷具体提到的一个让他生气的造反派，是当年公社供销社的一名职工。小子刚刚高中毕业，革命热情异常火爆。有一次，他们押着姥爷一帮“走资派”四乡游街批斗。往卡车上爬的时候，姥爷慢了一步，小子恶狠狠地骂了我姥爷一句。胆小的姥爷吃惊地问那小子：“爷们，咱都是乡里乡亲，我和你爹岁数差不多，我犯了错，你批斗我可以，为啥骂人嘞？！”

狂热的革命小子说：“你是阶级敌人，咋着对待你都中！”

姥爷这个读过五年私塾、被儒家伦理塑造了三观的“走资派”，直到几十年过后，还是无法理解被革命激情燃烧着的后生晚辈的革命狂热；被革命激情刺激着的革命小将，当然更无法理解姥爷的乡亲伦理，在革命激情驱使下，他们可以辱骂乡亲长辈，可以辱焚死一切阶级敌人；彼时代的红色革命小将无法理解，今天另一种颜色的革命小将同样无法理解；革命一波波地掠过，人们的革命激情依然汹汹。

辱骂过姥爷的革命小将人届中年，洗心革面，加入了基督教！

耶稣基督，你的教堂里为何藏污纳垢，竟然接受如此的罪恶？

哦，感谢耶稣基督吧！没有耶稣基督，罪恶去向何处忏悔？无处忏悔的罪恶之魔，只能将人间折腾得昏天黑地。

那场革命过去几十年了，整人的和被整的，大多数已经成为另一个世界的鬼魂。在另一个世界，他们是否继续着革命与反革命的整和被整？整人者和被整者，是否会变换角色呢？

无法猜度。

有一个事实显而易见。当年整人者和被整者的后代，尽管见面你好我好大家好，心中总存有某种芥蒂，影影绰绰，让双方都不是那么畅快。不过，也有一些曾经的敌人的后代，因为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竟然结成了联盟阵线。

革命就是这样，它们不但在革命与战争的时代制造着仇恨，而且将仇恨的影子传承给和平与发展中的后代；一旦另一场即便颜色迥异的革命燃起，仇恨的影子也许会越来越清晰，化身为新的仇恨。

事实上，复仇行动早在活埋事件发生不久就开始了。被活埋的农会会长的大儿子在解放军里当兵，据说还是一名军官。听说父亲被活埋是因为叛徒出卖，遂偷偷开了小差，腰里别两把手枪，连夜回乡欲杀叛徒，为父报仇。

彼时，国民党匪兵已经从周固寨开拔，周固寨被解放军占领。地利人和呀！遗憾的是，老天爷不想成全他。华北平原黑魆魆的深更半夜，看到一个穿军装的士兵摸黑跑来，解放军岗哨喝问口令。那儿子答不上来，结果，一阵排枪，复仇者被打成了筛子。

直到今天，被活埋者的子孙们还在咬牙切齿地发狠：“他要是没让自己人误伤，叛徒家里鸡犬不留，周固寨非得血流成河不可！腰里两把盒子炮！”

骨头都化成泥了，还在念念不忘报仇！

“为啥别人被活埋了，没埋你？”

在我成熟到可以把这个问题委婉地向年迈的姥爷提出的时候，姥爷先是不愿回答，终于，有一次，姥爷说：“我被架到坑边，正在等死。突然，一名土匪用胳膊肘狠狠捣了我一下，训斥道：‘你站在这儿干啥？走一边去’！我被他一下子捣到新挖出来的土堆下，爬起来，看看没人管我，就摸黑跑了。”

“那人是谁？为啥救你一命？”

“我不认识他。我想着，可能是一名地下党。”

姥爷说谎了。他认识那个救他一命的土匪，他知道那个土匪是个货真价实杀过人的土匪，不是地下党。

不过，当年造反派和被活埋者的子孙批斗姥爷的时候，姥爷保留了这个细节。姥爷只是底气不足地坚持着：“谁知道他们为啥不活埋我？”

对于那个他认识的土匪为何不埋他，姥爷的确不知内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