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车上下来的乘客只有我一个。

　　司机带我到车的侧箱去取行李，一只不大的手提包，里面简单的有几件换洗衣物和洗漱用具。我等了一会儿，又左右看看，确实再没有第二个乘客在这个地方下车。

　　这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情况。原来以为，至少会有几个当地人和几个旅行者也会和我一样，在这里下来，我可以问问他们，或者跟别的旅行者一起，就很容易可以找到住的地方。

　　上车的时候，还有车站，尽管车晚来了一个多小时，但是是始发站，有一个小小的站台。眼前这里，连车站都没有，车停在一个加油站的旁边，好像应该是在城市边缘。

　　加油站外面的挂钟，指针刚好指向十二点。四周一片漆黑。

　　长途车似乎等了一下，如果这时候我要求重新上车，和他们一起继续南下，司机大概不会拒绝。我站在加油站的路边上，看着汽车慢慢掉头开走，消失在黑暗中。

　　加油站有一家看来很简单的餐室或是咖啡室，还亮着白崭崭的日光灯。门里门外站着几个人。我拎起旅行袋，向室内走去。

　　我先要了一杯咖啡，又看了看玻璃柜里的食品，用手指了指一个油炸的黄色的团子。团子味道不差，有一点甜味，又有一点咸味，有乞斯混合在里面。我加了一点糖和奶在咖啡里，开始用一支小棒轻轻地搅动纸杯里的棕色液体。

2

“我告诉你们说，我现在，就是要，一个，一个地，跟你们都找拨回来……呐，你们自己说，让他们自己说，是不是……是你们，你们一个，一个，先将我开罪了……为什么，你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吧，我告诉你们说……”

　　一个人在室内中间的日光灯下独自手舞足蹈地嚷嚷。那是一个年老的人，瘦长的身子，灰白的头发已经快掉光了，剩下的草草地炸着毛。他挥动着的手臂带着隐约的阴影和一种旋律，象是在屋子中间的空地上起舞一样。

　　他大概是喝多了，或者一向是一个酒鬼，根本没有不沉醉的时候。没有人理他，他自顾自地继续着他的表演。一个姑娘在旁边拖地，印湿了的水泥地面上一行行地反映出日光灯的白光。

“请问，”我又要了一杯咖啡，同时向柜台里的售货员姑娘打听，“你知道这附近有什么饭店、旅社，有什么可以住的地方吗？”

　　那个年轻的姑娘看了看我，“都这么晚了——，”她将一个新的纸杯递给我，“我们这儿，本来有一两家旅社，开不开还不知道呢，因为平时没有人来。现在这么晚了……”她摇了摇头，让我不要抱希望，“人家早都睡下了。”

“你等一下，”她在柜台后面的桌子边，开始打电话，不紧不慢地说着当地话。之后她告诉我说：“城里有一家教堂，他们那里肯定是有房间招待客人。不过你不认识路，怎么去呢？”

“有出租车吗？”我问。

“哪里，”她笑了笑，“我们这里没有出租车。”接着她开始慢慢地用一块抹布擦起了玻璃柜台。

“你要是愿意等，我明早六点钟下了班，可以带你去。”她说。

　　我这才知道，这个咖啡室是整夜开的。想到外面四周黑沉沉的夜幕，我下车时没有见到一丝灯光。

“城里离这里远吗？”

“不远，大概一公里路。”

　　我有些不大甘心，下半夜就在这里等下去。我看了看屋里或坐或站的零零散散的几个人，都是些年轻人。大概附近没有酒吧、Disco厅一类的晚间消遣娱乐场所，夜里不想早睡的年轻人，只好到这里来喝点什么。

　　我重新走到咖啡室的门口，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连加油站的灯光都熄灭了，外面只是无边无际的黑夜。

3

“嘿，你要进城吗？”

　　门外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个人向我问道。

“是啊，你知道什么地方有旅馆吗？”

　　我看了看问我话的人，他很年轻，中等身材，有些瘦，清秀的窄脸上带着一副无边眼镜。眼镜闪着白光，让他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这时候怕是已经太晚了，人家早都已经关门睡觉了。”他说。

“你是从汶图尔克来的吧？”他身边一个圆脸的小伙子说，“从汶图尔克来的车总是午夜到，很不方便。你应该先去开普敦，从开普顿回来的时候，再在这里下车，是早上，就比较方便了。”看来这圆脸的男孩比较熟悉情况。

“可是我不会从开普顿回来的，从南非到津巴布韦，到赞比亚，再从北部回汶图尔克。”我告诉他们我计划行程的路线。

“呵，你一个人吗？你胆子可真大。”他们向我赞许地点着头，接着又告诉我，“不过路上得多加小心，这里是安全的，到南非就难说了，我去年在南非……”

　　另一个拦住了他，没让他再继续说下去。

“嗨，我叫Jim，”他向我伸出手来。

“我叫Li，”我也将手伸给他。

“我叫Jack，”另一个也和我握了手。

　　这样我们就算认识了。

“你是——，日本人？”他们问我。

　　我摇摇头，“中国人。不过我住在德国，我从欧洲来。”

“啊，BruceLee，”，这是几乎全世界的男孩都知道的一个中国名字，只要一提起中国，他们首先说到的就是这个名字。两个男孩试着比划拳脚。

“你会中国功夫吗？”这也是几乎全世界的男孩都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会一点儿……”我神秘地笑笑，我也总是习惯故意放一点防身的烟幕弹，我知道他们总以为中国功夫是神乎其神的。

　　我想我们这就已经算是萍水相逢的朋友了。

“你愿意跟我们进城吗？”他们问我，“我们可以试着帮你找找旅馆。”

　　我想这三更半夜地去按门铃，总还是有当地人在好一些。

“我在市府机构工作，”白眼镜拿出了他的身份证，怕我不放心，给我定心丸。

　　我看了看，“你是76年出生的。”

“他是市中学校的老师。”他指了指圆脸。

“我们走吧。”圆脸将他们喝空了的可乐瓶子交给柜台后面的姑娘，顺手拎起了我放在一边的旅行袋，我们一起向售货员姑娘挥手打着招呼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