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固集每一代村民中都能出现几个站在村头高岗和郭固坡堤堰上眺望的人。在对外边世界无穷的探索欲望驱使下，从大脚时代、牛车时代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两个好奇的勇敢村民，背上行囊，或白天含泪告别亲人，或趁着夜色一声不响，脚下踏着开始是迟疑的、最后坚定的咚咚声响，眼神中燃烧着痴迷的热情，从五道街分别通往东西南北的村口出发，最后回望一眼家乡温暖的炊烟和浓郁的树冠，沿着没有尽头的乡村小路，西去、东进、北上、南下……

若干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总能高头大马地衣锦还乡，陪伴他们的，不仅有一身的官袍，也往往有一位美丽的异域女子；他们不仅带来了族人的荣耀，也带来了远方的消息。

这些有出息的郭固集子孙脸上的激动和荣光，激发着更多的年轻人，象他们当年那样，为了荣耀，为了对远方的渴望，为了一位梦想中等待着他们的美丽远方女子，在越来越拥挤的大路上，一次次地出发、出发……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村人们看到，又一代早年走出去的勇敢村民们回来了！

出乎村人意料的是，这些归乡游子中的一些人不再高头大马、红光满面，而是灰头土脸、失魂落魄；陪伴他们一道回来的，不再是美丽的城市娇娘，而是扛着枪的军人；他们不再春风得意地手捧官封御赐锦书，而是灰溜溜地掖着一纸同样由官家发放、却证明他们另类身份的判决书；他们头上箍着的，不是镶金缀银的乌纱帽，而是一顶尽管看不见形状颜色、却牢牢地扣在他们心上的黑帽子——右派分子。

周红燃就是这样一名郭固集归乡游子。

八十年前，村中并不十分富裕的一户周姓人家子弟，象世代走出去的郭固集先辈那样，怀揣着一个少年人的梦想，从北大庙出发，一路北上求学。当家人天天盼着他功成名就，衣锦还乡，他却一去多年，音信全无。也难怪，他出去的时候，中国人在和日本鬼子打仗；家人算着他学业完成的时候，中国人在和中国人打仗。那时，没有邮局，至少郭固集是没有那样的洋玩意儿的，出门在外的亲人消息大多通过本村或邻村的熟人传达。可惜，在那个战乱年代，十里八村几年里再也难得有一个村人敢于出去或能够出去；敢于或能够出去的，象当年的周家小子，也难以有机会回来。战乱阻断了交通，也阻断了亲人间的相互思念。

好在，艰难时代的人们心理承受力格外强，对于外出长年不归的游子，家人只当他们正在这个世界上某个遥远的角落享受着荣华富贵，或者，早就一命归西，将一把骨头撂在了异乡他国。家人们照常生活，只在一些特定的时刻，比如逢年过节，比如某个深夜，才默默地在心里想起他们，并无奈地偷偷流泪。

直到50年代初期，周家亲人们惊喜地收到了一封人民邮递员带来的书信，他们已经二十年杳无音讯的儿孙周红燃同志现在正转战在大西南，已经是一名解放军的文职干部了。

这个时候，书信中大学堂毕业的儿孙文绉绉的思念之辞已经不是让家人们最激动兴奋的了，让家人激动和兴奋的，是书信本身，是书信传达着的他们的儿孙还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消息；一张周家儿孙戎装威武的照片，更传达出，他们的儿孙不但还活着，而且活得还很不赖，很风光。八十多岁的周奶奶和六十多岁的周爹爹周妈妈尽管都不识字，但他们抚摸着那封书信，抚摸着儿孙容光焕发的照片，就好像抚摸着儿孙如今肯定已经爷们了的脸蛋；他们一会儿乐呵呵地笑啊笑，一会儿却又呜呜地哭啊哭……

二十年啊！二十年，他们本来认为已经客死他乡的儿孙竟然还活着，而且作为一名朝廷命官、军中大将活着！

象款待报喜讯的官府差役一样，周爹爹塞给邮递员一个裹着家里仅有的几毛钱的红包，邮递员笑呵呵地谢绝了：“大爷同志，军属同志，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新社会了，我不是封建衙门的差役，我是人民的邮递员。”

周家儿孙以书信和照片的形式衣锦还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郭固集，传遍了十里八村。村党支部书记第一次正式登门拜访这个富裕中农家庭，还由大队出钱，在周家摆了一桌酒席，庆贺周家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孙，庆贺郭固集又出了一个有出息的儿孙。被村人们无意中疏远了的周富裕中农，从此成了格外受到尊敬的军属家庭，周家人二十年搀杂着揪心痛苦的生死思念，从此变成了光荣、希望和等待。

又过了两年，红燃乡亲又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退伍回到了北京，刚刚安排了工作，而且是带官衔的工作，而且官衔还不低。信中说，他的级别是处级。处级有多高有多粗，郭固集的庄稼人当然摸不着头脑。好在，村里有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因此也略通一点职官学的乡亲，一位这样的乡亲说：处级相当于县级，也就是相当于咱们滑县县长，清朝时候的滑县县太爷！

天呐！整个郭固集人齐声惊呼：咱郭固集出了县太爷了！周家出了县太爷了！要知道，在郭固集和周边十里八村活着的人们用力往上查的历史中，还从没听说过哪个村哪个朝代出过县太爷啊！周奶奶周大爷周大娘几乎不敢相信，他们当年那个毛头小子竟然成就为一名县太爷，一名头戴乌纱身穿锦袍坐着大轿走路都有衙役鸣锣开道的县太爷！

但从此，周家人脸上的神色却有点不同了。这种不同可不是官老爷家属的狗仗人势，郭固集有出息的人家从来长不出这样的恶习，他们会觉得，不管家里人多么有出息，归根结底，他也只是郭固集的一个庄稼人，是喝着郭固集水井里的水、吃着郭固坡里的粮食长大的郭固集儿孙。他可以在外边耍光棍，回到郭固集，他就只是一个儿子孙子、侄子兄弟。这样的观念在郭固集延续了一辈又一辈，直到几年前，村中几个儿子孙子靠着芝麻村官的长辈搜刮来的钱财买路混进了城市、拽着七大姑八大姨的腰带混进了城市，在城市并未作官而仅仅是给当官的跑腿抬轿却在乡亲面前耀武扬威，这样的观念才开始一点点地土崩。

红燃家人没有因为儿孙在外做了相当于县太爷的大官而在乡亲面前趾高气扬，相反，他们更厚道更热心了，看到谁家有困难，他们会主动地帮衬一把，尽管他们这个大家庭现在也并不富裕。小人一旦得势，大家都要遭殃；厚道的人有了出息会更厚道，大家也跟着沾光。

然而，当郭固集人尚未从“周家出了个县太爷”的激动中平静下来，一天，集南头的村民跑到北头的周家报信：你们家红燃回来了！周家人一阵狂喜。但看看报信村民的眼神脸色，又感觉不对劲。

不一会儿，郭固集乡亲周红燃在两名穿着绿军装的年轻战士的“护送”下，走进了阔别二十几年的周家小院。他时而象县太爷一样，叉腰打量着院子里他亲手栽种的石榴树，时而又是一个离家多年的游子，深情地拉着奶奶的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了好几次，但终于没有掉下来。然后，他乐呵呵地招呼着赶来的乡亲，掏出他的大前门香烟，一支支地散给老少爷们。

难道红燃乡亲——这个在北京被人家勒到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的人，是在装？

哈哈！城里人是很难理解我们郭固集乡下人的。在郭固集，只要不是做错了事，就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些官帽子孔方物只是势利之人的装饰物，好像小孩子屁股后边的补丁，乡亲们不在乎。假如哪个人做了坏事，即便他是一个比县太爷还要粗大的大人物，即便他腰缠万贯，我们也不在乎他。当然，也有个别村民鸽子眼，不分香臭地喜欢落到高楼屋脊上。但这样的败类代表不了郭固集人。

右派分子周红燃回来了！

起初，村民们和周乡亲之间有些不习惯，彼此在大街上碰了面，感觉有点别扭。不是乡亲们势利眼，相反，淳朴的乡亲担心红燃兄弟、红燃侄子或红燃爷爷红燃叔叔戴着那顶老右帽子，他自家首先会在乡亲面前不好意思。不过，乡亲们很快发现，红燃乡亲没有这样的不好意思——没有做坏事，干吗要不好意思呢？他见了每一位乡亲总是大大方方，该称呼什么就称呼什么，该怎么打招呼就怎么打招呼，好像根本就没惦记着自己曾经相当于滑县县太爷，没惦记着自己头上有一顶花里胡哨的高帽子。

于是，越来越多的街坊邻居喜欢吃过晚饭后，或干脆在吃饭的时候端着饭碗，到红燃乡亲家里或者家门口，大家蹲在红燃家的门楼下，或者坐在门口的青石碌磙上，听这个见过世面、见过大世面的周家子弟，讲大学堂里的新鲜事，讲南征北战的战斗故事，讲西南剿匪的惊险经历，讲北京天安门的雄伟壮观。当然了，有时也听他笑呵呵地讲一讲不同地方的女子不同的风格：江南女子水一样的温柔和精明，北京女子大北风一样的直爽和朴实……

就这样，周红燃——这个当年被乡亲寄托着莫大希望和荣耀、如今沦为连一般的贫下中农身份都没有的右派分子、郭固集儿孙，在离开郭固集二十年后，重新回到了郭固集的怀抱，并且仅仅经过一年半载，他就已经悄无声息地重新成为一名普通的郭固集村民。在乡亲眼里，在他自己眼里，他与其他乡亲没有丝毫的区别。即便当红燃家人与村人发生邻里纠纷的时候，也从来没人提起、也可能从来没人想起过他的特殊身份。也就是说，大家已经忘记，周红燃的头上原来是戴着一顶帽子的，一顶和乡亲们夏天的草帽、冬天的棉帽不同的帽子。郭固集人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不知道什么是阶级，在我们这里，只有街坊邻居，我们只是根据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判断好恶。

想一想有些“地富反坏右”在他们生活环境里的遭遇，看一看今天网络上一群群人的主动入圈，郭固集真是一处和谐温暖的世外桃源啊！或者说，郭固集是一处正常人的世界。

就这样，作为郭固集村民的大学堂毕业生、曾经的朝廷命官周红燃乡亲，在郭固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眨眼又是几十年。下一代人长大的时候，干脆不知道他曾经读过洋学堂、扛枪吃过兵粮、做过相当于滑县县长的大官，更不知道他头上竟然一直箍着一顶看不见的帽子。新生代对他的印象是：一个瘦高精干的农民，一个出口成章的农民，一个喜欢说真话的农民。当然了，还是一位长者，一位动不动就教训孩子们的长者。其它的，新生代们一无所知。只是在他屡屡给村干部上上政治课、搞得人家下不了台的时候，家人才会提醒他：别忘了摸摸你头上的紧箍咒！

不过，即便这样的时候，别说普通村民，就是那些被他呛得张口结舌的村干部们，也想不起他的老右身份，人家实在生气了，也只是在背地里骂他：老别筋！认死理！

的确，也许正是红燃乡亲的“老别筋”和“认死理”给他挣来了一顶“老右”的帽子；也许正因为戴着一顶老右的帽子，他也更加“老别筋”和“认死理”。正象他说过的：我要对得起“右派”这个光荣的称号啊！

这样的话，不是那个年代说的，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在他被彻底摘掉了老右帽子并且补发了几十年的工资后，他公开声称的。当时，他一下子领到了几十年的工资，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抵得上郭固集一道街半年的国民收入啊！村子里再次为红燃乡亲掀起了惊喜的狂潮，几十年来和他关系不错的老少爷们纷纷跑到他家里，喝他的喜酒。已经快六十岁的红燃乡亲，好像焕发了第二次青春，大宴宾客好几天。哈哈！说是大宴宾客，不过是到集南头买几只王记烧鸡，掂几瓶几块钱的“张宝林”，自家再弄几个醋溜白菜、炒鸡蛋什么的。这样已经够热闹够气氛了。

乡亲中有人恭贺：“红燃叔，祝贺你又恢复工作了！”有的道喜：“红燃哥，你一下子领了这么多工资，等于公家替你攒了这么多年的钱啊！要是你按月领，说不定现在攒不住几个。”

最高兴的当然是红燃的儿孙们，他的三儿说：“爹，这么多钱，受了这些年苦，也值了！”

快六十岁的老右派周红燃突然声泪俱下，嚎啕大哭：“儿啊，三十年啊！这是你爹我三十年的青春啊！整整三十年的大好时光啊！”

那一阵子，平时喜欢高声演讲的红燃乡亲整天很少说话，还在床上躺了两天。起床后，他老人家置办了一身涤卡布料的中山装，刮干净了胡子拉碴，尤其还到县城买了一只五块钱的钢笔——那可是一大笔开支！然后，把钢笔别在中山装上衣口袋盖子上那个专门用来插钢笔的洞洞里，容光焕发，青春二度，到南地的郭固寺中学上班去了！

郭固寺中学两三代的学童们至今记得周红燃老师那有点苍老却依然洪亮的讲课声。几十年不在讲台和主席台上讲话了，开始，学生们怀疑周老师的执教能力，但几节课下来，学生们至少耳目一新的。在当时依然笼罩着的说教式教学氛围中，周老师却能在给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的同时，也传授做人的道理，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周老师认为，如果学校不能教育学生做真人说真话，那么，读书就没什么用了，就是在白白浪费宝贵的青春时光，不如及早下学回家种红薯。

当时的初中刚刚开设了生理卫生这门课程，其中一个章节介绍男女生殖系统，学校的男女青年教师抹不开脸讲这门课。周老师自告奋勇：“我老了，脸皮厚了，我来讲。一个人只有了解了自身生理结构，了解了男女之事，才能够真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周总理早就教导我们，要及时对青少年开展生理卫生知识教育。‘四人帮’为了他们的法西斯专制目的取消了这门课程，就是为了禁锢人民群众的思想啊！”

结果，由周老师的生理课为启发，郭固寺中学的男女学生们第一次了解了自身的构造，也借此脑筋开窍。此功德，比学习初级高等数学更有意义啊！

几年后，周老师光荣退休。

此后的许多年里，老人家享受着退休金不断增长的生活，但并不安逸地度着余生。随着人们思想的越来越开放，尤其是随着干部作风的越来越开放，周红燃——这个当年的老右派旧病复发，好了伤疤忘了痛，时常唠唠叨叨，时常看这不顺眼看那不习惯：看到小青年染了红的黄的头发唠叨；看到村干部整天泡在饭店里唠叨；读报纸的时候唠叨，看电视他还唠叨。奇怪的是，喜欢听他唠叨的村民很多，用村民的话说，周老师唠叨得在理！

时间长了，他成了村里另一种力量的代表。什么力量？让村民欢喜最主要的是让村干部不舒服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那样的让村干部不舒服，以至于看到周老师从远处走来，村长杜小秀就会赶忙借故走开：郭固集第一大学问人来了，我闪！

哈哈哈哈！

让郭固集“有史以来第一大混家”杜小秀这个土霸王如此害怕如此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力量有智慧的人！总的一句话，一个好人！

周红燃，你是咱们郭固集的保护神啊，比北大庙里的泰山老奶更能保护老少爷们！

当然，村干部和个别整天跟在村干部屁股后头混酒喝混屁吃的村民也会尖刻地说：哼！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你周老别筋还得戴上右派高帽！

其实，这些庄稼汉不知道左派和右派到底是什么玩意儿。村中的大学生越来越多了，连博士硕士都出了好几个，按照他们的说法，以周老师这样激进的态度，当年咋就成了右派呢？他分明应该属于激进的革命左派阵营啊？这些年轻的硕士博士们也闹不明白，左和右其实也并非简单的左和右。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个问题是政治家和城市里的政治狂热者的首要问题，却不是我们郭固集人的首要问题。因此，郭固集人是很难区别左和右的——说错了！不是郭固集人连左右南北都分不清楚，我们实在是分不清楚什么左派和右派；我们只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哪是在理的，哪是不在理的；或者说，哪是香的，哪是臭的，哪是黑的，哪是白的！

还有香臭黑白都分不清楚的人？不但有，而且有很多；不但庄稼汉里边有，体面人中间也大有人在。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郭固集著名的民间理论家“傻美妞”如此理解：老左就是老别筋，认死理儿，喜欢瞎叫唤，啥事也办不成；老右就是见风使舵，八面玲珑，从来不唱高调，不吭不哈，但啥事都能办成。“傻美妞”并且进一步总结：做人要既不左也不右，老左别筋，别得头晕；老右有本事，但孬孬儿。做人要做中庸的人，做中间派。

有乡亲不以为然：你这个说法啊，听着高深，其实不准，你说说，周老师属于老左还是老右？

“傻美妞”一时语塞，半天才吭哧着说：周老师既左也右，既右也左；不左不右，不右不左；左左右右，右右左左，不好分呀！

乡亲哈哈大笑：傻美妞，你这不是瞎扯淡吗？

其实，左左右右的确很扯淡。过去那些为了左左右右而文攻武卫、武攻武卫的的“老小将”很扯淡，今天网络上那些为了右右左左而唇枪舌剑、约架约掐的“小小将”更扯淡。

周红燃乡亲头上戴着一顶“右派”的高帽子，但在郭固集乡亲看来，周红燃乡亲既非老左，也非老右，周红燃乡亲只是我们的乡亲，老左老右都不是红燃乡亲本人，都是城里那些“孬家”“混家”强扣到他头上的花花帽子。郭固集人只知道，周红燃乡亲是一个说真话的人，一个有良心的人，一个真人，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