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瓜菜代”的年代，自然跟红薯结下了不解之缘。要知道，那年月红薯是人们不可缺少的主要副食。

穷人家的孩子要吃水果简直是一种奢望，精打细算的外婆会在红薯大量上市，贱得一毛钱能买五、六斤时不失时机的买上一堆，除了拌在饭里蒸着吃外，还会挑出一些放到竹篮里，挂在不起眼的通风处，让它慢慢脱水。入冬了，红薯竟甜得象苹果脆得象梨。

童趣中最有意思的算偷地瓜，孩子们的暗号叫“偷地雷”。第一次“偷地雷”是那年初春。饥肠辘辘的我经过一块薯苗地，见暗红色的薯苗煞是爱人，心想地下的薯种也一定可爱。顾不得瓜田李下，佯装系鞋带蹲下,飞快的刨出一只，不待洗净就啃起来。又苦又硬又涩的薯种，竟让我不再偷“春雷”了。后来才知道出苗的种薯是不能吃的，有毒。

入秋后，早薯成熟了。薯垄被胀得裂开一条条缝，分明告诉孩子们，地瓜长大了！赤条条的孩子泡到小河里，摘下柳条做成伪装圈戴在头上，把自己掩蔽起来，游到河对岸，潜到红薯地里，象鬼子偷雷般的小心翼翼扒开土，摘下大个的红薯，滚下河去。可不能动了地雷的“弦”，不然太阳一晒，苗蔫了，准会被人发现，说不定过两天我们还会光顾的。

三年“自然灾害”，国营粮店也会搭售红薯，为主粮的百分之十，一斤指标能买十斤红薯。我会跟着外婆一老一少挑回一大一小两担喜悦。红薯能把肚子撑得个浑圆,总比空着半节肠子的弟弟要好受，因为他不爱吃红薯。不过上课可遭罪了，红薯制造的氨气在教室里此起彼伏，炮声会不时响起。

下乡后更是与薯为邻了，稻谷要交足公粮，红薯便成了农民的半年口粮。山区地多人少，广种薄收，旱地到处都插满了红薯，碰上旱年，稻田种不上晚稻，也只好插上薯苗，收获的红薯堆成了山，会吃得你眼珠都发绿的。吃过饭，扒开灶膛里的红灰，埋上几只红薯，收工回来，你就能吃上香喷喷、热腾腾的煨红薯。农家自然是煮红薯汤当早点，蒸红薯作晚餐,连大米饭也要掺上一半的红薯干。一到深秋，家家都忙着挖薯窖藏过冬的薯，还有的刨薯丝、洗粉、做粉条。晾在竹篙上的粉丝，在阳光下竟象一排排晶亮的瀑布。

红薯是一种很好侍候的农作物，开春过后，地气暖和起来，把上年藏在地窖里挑选过的好薯种选一块地栽下，作生产红薯藤的母子。母子经春雨密密地淋，发出粗壮的薯藤，等长到一尺以上的时候，用剪刀贴着红薯母子把藤剪下来，断成半尺长的短节，栽到刚下过雨的松软土里。

红薯藤是极易成活的。剪断后的薯藤两头一般大小，齐齐滴出汁液，不会农活的人是不容易辨认哪头在前哪头在后的。乡亲们极会辨识，拿出一根藤，叶子朝前栽进土里，绝不会错。叶子朝前的方向是藤尖。不会辨识或者偶尔看花了眼把另一头栽进了土里，也不要紧，下几场细雨，过几天你再去看，所有的红薯藤都活了，埋进土里那一头长出根须，另一头的剪刀伤慢慢愈合，长出了嫩尖。红薯很易种，只要不天干，都有收获。

我当知青时，把队里划给的屋前房后那一片荒地开垦出来，有四五分地吧，全部种上红薯,待红薯长出新藤来，我就用柴灰和上队里猪场的猪屎粪,在每窝红薯根下丢下一把,做到施一次肥，翻两次藤(队里栽的红薯都不施肥上灰)。那年气候好，红薯一点没干到，我种的红薯长得特好,挖出来的都是一窝窝大红薯，大的两三斤一个。家里有一个队里打的薯窖，队上没用，我把三千多斤红薯放在里面，真是好运气，第二年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没有烂。需要薯种时，我把它拿出来，五斤红薯换一斤大米,真是无娘而天照顾。

走在大街上，远远传来烤红薯特有的焦香，推着烤薯炉的小贩的吆喝里加入了那些“抗癌、美容、养颜、祛病”的现代元素，使你不得不驻足瞧瞧。你怎么也不能把穿着入时的女郎和土得掉渣的红薯联系起来，顾不得仪容端庄，剥开皮竟当街啃起来。

挡不住诱惑，我也会买上一只掰开。我从扑鼻而来的焦香里，嗅出了田园的谧静，泥土的芬芳，钩起我对往事的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