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习惯早起早睡，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我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但是，一旦睡着了再被吵醒，那就会久久地再难入睡。本月26日晚9时许，刚刚迷迷糊糊正要进入梦境的我却被床头的手机叫醒了。

“喂！你是张浦南？”对方是一位不熟悉的男士。“是啊！”我下意识地回复。“那么你就是张先生了？”对方开始说废话：“那么你也就不是你的儿子张苏强了？”更是废话。“有啥事你就明说！”我有些不耐烦。“你的妻子应该就是已经捐献了遗体的胡凤兰了？”对方还是不入正题。“我的病故前妻胡凤兰是已经成功捐遗了！”我愈加没了耐心：“请问你是谁啊？”对方这才讲明身份说：“我是新任的捐遗志愿者队伍沧浪片负责人。”他接着说：“今年4月2号，我们将组织到上方山进行一年一度的祭扫捐遗者纪念活动。你应该去过多次了吧？因此，这一次请你也能准时参加。”

我老大的不高兴说：“我从来都没去过！因为我和胡凤兰早就有约定，我俩捐遗之后那纪念碑上不刻我们的名字！我从一开始得知红会要张罗建立所谓的捐遗纪念碑时，就明确反对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我们捐遗的首要目的就是死后绝不占用一寸土地。但是从相关的影像资料中看到，现在建在上方山的这个纪念碑占地规模还不小，我就纳闷了，为什么非要用挤占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的方式来推广节约土地资源呢？！”

“其实，建立这个纪念碑也有其宣传推广的积极意义的……”对方说到这里就滔滔不绝刹不住车了。“哎、哎、哎、哎……请你打住好吗？”我费了好大的劲头才总算阻断了对方的喋喋不休，我说：“你说需要尊重捐遗者及其家属的意愿，我也是无权干预人家意愿的。但是我们死后绝不占用一寸土地，那也是我们的意愿啊！好端端的上方山风景旅游区域，毁了绿化搞白色污染，有意思吗？”

“胡凤兰的名字没有铭刻在上方山纪念碑上？”对方倒是执着得很：“那么你能确定上方山纪念碑上没有胡凤兰名字？”我都有点气愤了：“我参加过捐遗志愿者多次聚会，我还应红会邀请到苏州大学做过有关宣传捐遗意义的报告，我为红会捐遗刊物还撰写过一些稿件，我通过这些渠道再三再四、不厌其烦地宣扬我们的理念即死后绝不占用一寸土地。建了纪念碑、再把名字刻到碑上，岂不是死后占用了土地？我都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你们可以查询会议记录、捐遗期刊等。如果说，胡凤兰的名字最终还是出现到了纪念碑上，那么我也只能说是谁搞的就由谁负责了！”

记得前一任沧浪片负责人顾先生到任时，我就为胡凤兰名字不许铭刻到纪念碑上去还着实费了一番口舌的。当时顾先生先是通过小组长沈阿姨带话、后又亲自打电话对我说：“你要想不把胡凤兰名字刻到纪念碑上，你们家属要写书面申请的！”一句话就使得我的气儿不打一处来，我专程赶到红会说：“要把捐遗者胡凤兰名字刻到纪念碑上去，你们征求过我们家属意见了吗？你们还尊重胡凤兰的夙愿吗？”红会接待员连连赞同说：“你们这个理念好的、好的！应该支持！”说完，接待员还叫部下来记录在案、以免“刻上去了再弄掉麻烦！”

最近又是扫墓高潮，墓区及其周边交通拥挤不堪。我们捐遗志愿者还去轧那个闹猛干嘛？再说，我们死后不想再麻烦亲属尤其是子女为了扫墓而请假或轧闹猛去形式主义地显现缅怀之情，这也是我们捐遗的第二个出发点。怎样对待长辈？厚养薄葬不好吗？

那位现任片长在电话里还解释说：“白天我打电话了，你家座机注销了，手机通是通的但没人接听。”其实这也是事出有因，因为我和现在的妻子时常外出旅游，座机要是没人接，就等于会让小偷知道家里没人；再说片长打我手机时，我俩正在活动室打乒乓，手机不在身上，并且即便随身带着手机，在那个激战方酣的场所也听不见手机声响的。

在此，我还是要郑重提议：有得花大钱搞什么纪念碑，还不如把钞票用在实际效果上，譬如为了确保捐遗成功率就该把捐遗通道打造得畅通无阻；为了提高遗体使用效率就该把捐遗者同时捐献的有用的器官尽量收集不使荒废，那还得建立好必要的器官库。

苏州市红十字会开办的网络遗体（器官、角膜）捐献者纪念园倒是有必要也是不错的，我们亲朋都可以在那里凭吊、悼念、说说贴心话。我在那个网上的胡凤兰纪念馆里为前妻设计的墓志铭是：胡凤兰，女（1955年6月4日生，2011年7月27日11时50分卒），祖籍山西运城，生前系中共党员，无神论者，信奉唯物主义，座右铭——笨鸟先飞。我在最近一次祭奠时留下的文字是：

《不朽——献给老胡》

洁净的心灵依稀看见‖不朽的翠绿长久人间‖高耸的山岭经年累月‖深邃的天空驰骋理念‖我思索‖这一份执着来自心田‖这一种选择缘于清廉‖有一份节操叫做淡薄‖有一种追求不分贵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