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不是故事的故事。

　　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何况是一个小伙子当了小学教师，并且是在一个偏远的山村当小学教师。按照流行的说法，找个老婆都难。那年，我１８岁，正是爱做梦的年龄。师范学校毕业，按照“上山锻炼三年才能下山”的规定，我被分到骑骡沟小学——一所离县城八十多里、离乡上十多里的偏远贫穷的彝族乡村小学。

　　闷睡了三天，我还是上路了。汽车在螺蛳壳般崎岖盘旋的山路上颠簸了七八个小时，终于到了乡政府门口。乡政府在场（集市）中央。那“场”其实就是一条柏油路，每逢单日，彝族老乡就在公路两边交易。那天逢双，街上格外冷清，除了几条闲逛的野狗，几乎看不到人。听说我是骑骡沟小学新来的老师，乡政府的同志热情地为我指了路。

　　那路，正如鲁迅所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牛马和人共同踩出来的。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零星地抛着些牲畜的粪蛋。越往前走，树越浓密，越看不到太阳。我突然觉得“雄壮”、“辽阔”、“曲径通幽”只该出现在浪漫文人的笔下，不该在现实生活中。歇了三五次，总算听到鸡鸣犬吠之声。山回路转，终于看到不远处山势较缓的地方稀疏地点缀着十几间茅屋。边上那间大得多，旁边竖着根松木旗杆，褪色的红旗在黛青色大山的衬托下，格外显眼，想必就是学校了。

　　进了村子，路平了许多，宽了许多。路边的“老木苏”（彝语“同志”）好奇地打量着我。他们衣着破旧，眼里却流露出淳朴和善意。无需指路，就到了学校。那学校，其实就是三间并连着的土房，最大的是教室，紧挨着的是教师宿舍（隔成三小间），依偎在边上插了根竹筒做烟囱的，是厨房。那土房按当地的传统方式建成：用两块宽一尺左右的模板夹住，中间填上和匀的黄泥，再用木杵夯实。待底层晾干后，再往上夯。墙并不平整，依稀可见模板的印迹。屋檐下用铁丝悬着一个没底的瓷盆做上下课敲的钟。旗杆在教室前，几个学生在不大的空地上，用木板做成的球拍击打一只玉米芯上插几根鸡毛的“羽毛球”。我想，如果在这里拍部电影，一定比《凤凰琴》还感人。很难见到生人的彝家孩子用畏惧、好奇、渴望交织的眼光注视着新“马莫”（彝语“老师”）。全校的教职工也闻讯赶来，其实，就三个人　——朱校长、罗木伍呷（代课教师）、朱校长的妻子张婶（兼职炊事员）。朱校长说，我们早就盼你来了，孩子们早就盼新马莫来了。然后把我领到宿舍：房子不宽，屋角有一张简陋的木床和一张矮桌，四壁裱上旧报纸，墙上开了扇比书大不了多少的小窗——后两样是朱校长和罗木伍呷没有的。校长说，你就“暂时”住这里吧。后来我才明白，分到这里来的许多老师，嫌条件太艰苦，“暂时”呆一两年都走了。

　　学校安排我教五个年级的语文兼音乐、美术（以前从未开课）。学生不多，就１６个，最大的１７岁，最小的９岁，分属五个年级。上课时非本年级的退到后边去做作业。我的歌不好听，孩子们却将《小儿郎》、《小燕子》唱得豪气冲天；我的画不好看，孩子们却学着画满地上墙头；我的课很不投入，孩子们却听得有滋有味。毕竟我学历最高，而且是惟一的师范毕业生。

　　上午１０点上课，下午２点放学，倒也轻松。课余，我就到山顶去看浮云，听泉声，然后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催父亲想办法把自己调出去。父亲先是安慰，催急了，就说什么时候亲自来看看再说。日子也就这么过着。

　　月假（彝族地区部分学生离校远，一个月放一星期的假）过后，班上的学生罗伍日惹没有来，说是家里太穷，读不起书了。我很着急，因为罗伍日惹是班上最优秀的学生，极有希望实现该校学生升初中零的突破，我也非常希望借此能将自己调下山。我找了个学生带路去家访。罗伍日惹家在对面山上的林子里，看上去不远，有时还能看见林中的人活动。下山入沟，出沟上山，我们晌午才到目的地。这里只有几户人家。进了竖四横二斜一七块木板钉成的裂得像饥饿的嘴巴的门，我发现又矮又黑的屋子里，三分之二的地方摆满农具、炊具、卧具，几头小猪正拱着侧卧在角落里的一头母猪“哼哼唧唧”地吃奶。我只觉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滚落下来。罗伍日惹的父母对我的到来很诧异，也很感动，用衣袖将松木板凳擦了又擦。我曾想好了一番读书的大道理，临了却只说出一句话：“让孩子去读书吧。”罗伍日惹的父亲没有说话，只是从腰间的褡裢里填了一大锅烟丝“吧嗒吧嗒”吸起来，他母亲则在一旁不停地擦眼泪。罗伍日惹和两个妹妹怯怯地躲在母亲的身后。过了一会儿，他父亲把母亲叫到墙角低语了一阵，他母亲出去了，院子里就传来鸡的“扑腾”声。他父亲说：“马莫是好人，我们一定想办法让孩子读书，今天吃过饭再走。”

　　饭很快就端上来了。没有米饭，代之的是半筲箕煮土豆（这是彝家的主要粮食），菜是彝家特色的芫荽炖老母鸡，鸡很老且瘦，配上芫根菜和木姜子（一种野生香料），却别有一番风味。主人陪在桌边，很少吃，只是一个劲地给我夹菜。孩子们眼里透出饥色，却不吃鸡肉，拣了个土豆啃起来。吃过饭，他父亲送我出门，一个劲地说，对不起马莫，对不起马莫，明天一定把孩子送来。（我不明白老人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后来罗木伍呷告诉我，按彝家的风俗，招待尊贵的客人，要宰杀四只脚的牲畜，如猪、羊、牛，体形越大越隆重。）出门时，我看见门板后面用木炭写满了汉字和一些阿拉伯数字，显然是罗伍日惹用来教妹妹们的，有几个字特别粗大：“我要走出大山看世界。”刹那间，我的心像是被铁锤猛击了一下，隐隐作痛。

　　第二天，罗伍日惹来了，扛了一小袋土豆，还有十六个鸡蛋。我把鸡蛋放在纸箱里，以备招待贵客。

　　半个月后，父亲果然来学校看我。进门边拍打裤脚上的泥灰，边抱怨这鬼地方太远。客人是大家的，张婶忙着张罗晚饭，朱校长拿出放了一年的白酒，罗木伍呷有一块彝族火烧肉，我记起那些鸡蛋，拿了出来。谁知张婶刚敲开鸡蛋，臭气立即弥漫了整个屋子。原来，里面有一个已成形的小鸡。罗木伍呷解释说，彝家的鸡散养在山上，母鸡边生蛋，边孵窝，等主人捡到鸡蛋时，最先生的蛋已经孵化了。可是，连续敲开另外１５个鸡蛋，里面都有小鸡。大家都很扫兴，父亲只是喝闷酒，不久就醉了。第二天一早，父亲要回去了，父亲对我说，这鬼地方真没办法呆，回去找熟人跑跑关系调动。

　　又过了几个月，新学期刚开学，父亲来信告诉我，调动的事已跑好了，我就扳着手指计算归期。不久，果然来了调动通知。朱校长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收拾行李——　像我这样来了又走的已经是第六个了。孩子们知道我要调走，都很留恋——毕竟既能上课、又能唱能画的老师并不多见。就在离校的前一天，我发现近来思想稳定成绩大幅度上升的罗伍日惹又没有来，据说他不读书了。尽管我要走了，我还是决定去动员一下——像罗伍日惹这样能走出大山看世界的学生，中途辍学太可惜了。山里的路走过一次未必记得，我又找上次的那个学生带路。那学生说：“不用去了，罗伍日惹不会来。”“为什么？”“您是罗伍日惹最喜欢的马莫。上次您去家访，他们一家很感激您，把惟一的正在孵蛋的老母鸡都杀了，后来又把那些蛋送给了您。现在您要走了，他肯定不会来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那十六个鸡蛋里都有死小鸡。只要一闭上眼，我就仿佛能看见那只瘦骨嶙峋的老母鸡和那十六只可怜的小鸡。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准确地说是被那只老母鸡和那十六只小鸡震撼了！

　　我把调动通知永远放到箱底，连夜去了罗伍日惹家。不久，我又被任命为骑骡沟小学的校长。后来，罗伍日惹破天荒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县民族中学。几年后，他又成了骑骡沟第一个“走出大山看世界”的大学生。

　　听完这个故事，我陷入了久久的沉思之中，末了，我问：“２０年来，你就没有想过要调下山吗？”“想过，但我不能走。”“为什么？”“为了那十六只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