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那个傻伯父走了。他被推到手术室门前的时候，手里还紧紧的抓着那个用生命捡回来的白色塑料薄膜袋子。

前些年，有人说他傻，我说他傻的可敬可爱。近几年，有不少熟人问我，他会傻到什么时候？今天，我会回答：他就是傻到这个时候。

从前，我们村是山区，能种的地不多，大部分是靠采石头卖钱过日子，伯伯因为家里穷，一晃就错过了说媳妇的好时候，怕拖下去影响我爸爸成亲，伯伯干脆就打了光棍，盖了房子让爸爸娶了我妈。

我五岁那年，爸爸在一次石场塌方事故中，不幸遇难。伤心之余姥姥和伯伯商量，希望伯伯能和妈妈圆房，撑起这个家。可是伯伯摇摇头，认真地说：“自古都是小叔嫂没大小，躲背哥和弟媳妇就是不道德，这个家的担子，我挑得起。”

姥姥说他有点傻。后来我妈又改嫁给了我现在的爹。我后来上大学的费用都是伯伯出的，可他对妈妈从来没有非份之想。我们大家都很尊重他。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矿务局工作。我帮他找到一份看大门的工作，即干净又轻省。谁知，他说有力气使不出来，他到煤球厂自己找了一份给用户送煤的活，活又脏又累，又不体面。可他却一干就是十年，现在都是快六十岁的人了，天天靠他的体力拉着那个两轮架子车，一装就是一吨多。慢慢长坡弓着腰，太阳下汗珠摔成八瓣。

年轻的也在挑楼层低的用户送。伯伯总是说，再高的楼层也要有人送啊，没有电梯，两手端着六十块煤球，上到八楼，要歇好几次，他从来没有怨言。他跑遍了各个边缘的小区，爬遍了那些没有电梯的半高层，有人说他有点傻，也有人说这样的好人不多。

为了解决伯伯的养老问题我为他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我定期为他往里存钱，他也可以往里存，也可以取着用。伯伯的生活很简单：干活——吃饭——睡觉，从来不去看电影，红灯区的女人看都不看一眼。架子车挂着一个军用水壶，渴了喝一口，五分钱的冰棒都不舍得买一支，汽水和酸奶不知道是什么味道。他的同事说他有些傻。

他没有下过饭馆，天天到一个收废品和捡破烂的人常去吃饭的地方，那里千层饼一块八毛一斤，稀饭和咸菜是免费的，他总是买一块钱的千层饼，吃不饱就就着咸菜喝稀饭，喝一个肚儿圆。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一个老光棍这么节省，究竟是为了什么？天知道。

有一天，有两个警察和电视台的突然找到我，问：“你是鲁大明吗？”我把身份证顺手递给他们。

“啊，可找到你了，就是你，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你真是个活雷锋啊。”说着双手握住我的手，握得很紧，好像怕我跑了似的。

我莫名其妙：“你们搞错了，我没有做什么啊。”

“知道你做好事不会留名的，可是你开的帐号有资料记录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八年来，援助的六名四川贫困学生，相继大学毕业，走出了大学校门，成为社会建设者。这次地震灾区红十字会收到了你捐助的十万元钱，按照你的要求，买成学习用品，已经下拨到三个受灾的学校。”我听的一头雾水，我接过账单，仔细一看原来是我给伯伯开的那个存款户头，汇款人竟然是我的名字。

我带领户籍警和电视台的记者，一起来到煤球厂，我那伯伯光着膀子，满身黑煤灰，正在往架子车上装煤球呢。

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我是因为没有钱读书，才没有文化的，只有做这些没有文化的活，我们不能让那些困难的孩子像我这样没有文化了。”我真的佩服这个“傻”伯伯了。

当天晚上市电视台播出了最美煤球哥的事迹。

伯伯60岁那年，拉着一车煤球下坡，出了一次事故，腿受伤了一直没有好利索，他的拉煤车就换成了垃圾废品回收车，他和生活垃圾较上了劲，他把垃圾中能够回收的分类装成编织袋，送到废品收购站，由少聚多把钱攒起来继续捐助给那些困难学生。

他没有工作单位，没有交养老保险金，是我背地里，为他办理的一次性补交六万那种养老保险，每月能领到一千多元。他从来没有花过那份钱，都是添加到捐助困难学生里边了。伯伯本来就是个名人，“65岁孤寡老人5年靠拾荒捐助10万多元给50多个贫困学子”以上这句长句包含的信息，让他更加出名了。

他“十几年几乎未尝肉味，没添过一件新衣，吝啬得连个馒头都舍不得买，却在贫苦交加的17年里，慷慨地将靠出力和拾荒所得的钱财捐给了全国各地的贫困学子”，伯伯的家昏昏暗暗，没有一件买来的家具，桌子上摆着他几年来获得的奖杯，墙上挂满了锦旗和感谢信。有人说“也不知道他能傻到什么时候”。

去年腊月，大风卷着雪花，他在公路上，追赶那一个被风吹得飞跑的塑料袋子，被顺向高速开来的汽车撞飞，汽车停也没有停就逃逸了，等几个好心人把他送到医院，因为找不到肇事司机和受害者家属，没有钱办理不了入院手续，一个多小时没有进行抢救，我知道后到医院交了伍万元才进入手术室，消息传出后，闻讯赶来的好心人手里托着更多的救命钱，焦急的站在手术室门前，等待着。

手术室门终于开了，医生告诉我们，抢救的太晚了，钱是买不来时间和生命的。

一个傻伯伯走了，他就是傻到了这时候。

一个好人走了，他被无情的汽车撞飞，他被医院值班人挡在了手术室外，他带着困难学生的希望走了，他带着延误抢救的遗憾走了，给活着的人留下的是如何改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