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８０年代，我将自己在上海某棚户区当教师的经历，写成小说《穷街》，很快被改编成电视剧，拍摄场地就在穷街实景。

　　人说都市里的村庄，“穷街”就是大上海版图上的一个“村庄”：窄窄的“弹格路”（碎石嵌在泥地上铺成）已被几代人的脚底磨得溜光的滑，碎石之间的泥地绽着青苔，那是“穷街”上唯一的“绿化”。

　　街面两侧挤满由棚户翻造的简易住房：一伸手可触得到二楼阳台底部，最窄的街面，房子间隔，支不开一顶雨伞。

　　一转眼２０多年过去了，那次参加一次有关旧城改造研讨会后，重访穷街，还是那窄窄的湿漉漉滑腻腻的“弹格路”，已是傍晚时分，那蚕食到路面的各家自建厨房内弥漫出阵阵煎鱼烧菜的香味。曾几何时，我们生活的小区内似已闻不到厨房香……这里家家都是门户洞开，热心的“穷街”住户们将我们一行领到２０多年前拍电视的那一家，屋里陈设，竟与当年一样：三五牌座钟、缝纫机、墙上嵌在镜框里的如小豆腐干一样的一张张黑白照片。这户平凡的蚁民之家，最传奇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当年《穷街》摄制组入住他们家，来了好多大明星……

　　不觉间，家家户户门口摆出晚餐桌了——虽时已入秋，他们还是习惯在门口吃饭：炒得碧绿生青的菠菜、炖得烂烂的红烧肉或红烧肘子、装得冒尖的油酱蟹、油氽花生、冰镇啤酒……小日子过得挺滋润挺笃实的。

　　“这算啥，待晚上１１点过后，麻将台收了，就是夜宵时间，家家门口也是这样一桌消夜开出来……不到凌晨不收场。”

　　“苦了大半辈子，好容易盼来今天的好日子，老两口一个月近三千元的退休工资，在穷街上过过，蛮宽绰了，至少搓搓小麻将抿几口老酒是没有问题的。”

　　他们并不忌讳“穷街”这个字眼，街上仅有的一家烟杂店，店名就叫“穷街”，是一对下岗夫妇开的。说是店铺，不过就是沿街住房底层破墙放只柜台。“穷街”店名，是店主自己直接刷在水泥墙上，字体歪歪斜斜，像小学生写的。小小的店内，无人照料，再一看，一板之隔的后半间——即传统的前铺后住——昏黄的灯下同样支起一张麻将台，战况正激烈着呢。

　　“来包牡丹牌香烟。”

　　里面的店主眼睛不离自己的牌，头也不抬地说：“你自己拿好了。”

　　来人一掀柜台板走进店里，熟门熟路地从柜台里掏出零钱盒取了零钱又拿了烟，再一掀台板就走……

　　“穷街”人就是这样做生意的。

　　“穷街”贫瘠的土地也会绽出传奇。穷街入口处有一个空置好久的店面，那是当年还住在“穷街”的周正毅开的馄饨店，十年不到他就成为名驰沪港的“上海首富”，然后又急转直下蹲大牢去了。与其说是人生无常，不如说贪心不足蛇吞象，给撑坏了。他发迹前那间铺面一直闲置着无人接，嫌其晦气！

　　穿行在“穷街”蛛网样延伸开来的陋巷窄路之间，踏着矮小的屋檐内洒向街面的灯光，深切感到这里是那样家常、谦和、亲切……

　　上海的城建是日新月异的，“穷街”在不断缩小，原址造起每平方米２万上下的新楼盘，仅留的这一截，马上也要动迁了。

　　“想不想住有电梯的高楼？”

　　“这里住惯了，开支又省。搬到新高层，这个费那个费，怕两人的退休金不够开支……反正，一切听居委会的……”

　　居委会是“穷街”人唯一能接触到的政府机构——尽管居委会还进不了政府行政机关的编制。但“穷街”人遇到困难，不论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心理医师也不是律师，就是找居委会。

　　他们习惯视居委会为自己的守护神，事实也如此，居委会就是在为他们站好最后一班岗……

　　在锱铢必计的商业社会，人的心理防护显得如此苍白脆弱不堪一击，因此自杀、精神崩溃、忧郁症等时有听闻，相比之下，“穷街”上的日子却是踏踏实实，蕴藏着顽强的生命力。没有坚实的自我认知与平和心态，是很难达到这一境界的。

　　当今是个推崇精英的时代，对精英的划分往往用金钱来衡量。从这个角度讲，“穷街”上或许是没有精英的，但从“穷街”人淡泊从容自足的生活态度来看，不攀比不自卑，那源自农业社会守望相助的情怀，应该也属于一种已流失的精英精神吧！

　　随遇而安，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在自己熟悉的世界里守着日子，有人或会将此归属为国民的“劣根性”，可我恰认为这是我们传统的人文精华。

　　想起下乡时认识的一种名叫车前草的植物。车前草多生长在车道的两条车轮中间。大约是受车子底部高度的限制，车前草都是贴地而生，不怕践踏，天生天养，生机机然。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穷街”终有一天会从大上海版图上消失，那曾经弥散在内里的简单的欢乐也会随之消失。但愿这种许多人不屑的生活态度，能随着“穷街”人的迁移，继续生根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