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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门前有棵高大的核桃树，一搂多粗的树干上顶着庞大的树冠，千枝万杈里缀满了片片阔大的叶子。夏日里,浓密的树荫撒下来，在院子里铺了厚厚一层。一条粗壮的树根怕热似的爬出地面，虬龙般伏在树荫里喘息着，树根边上卧着一块长条形的磨刀石，是父亲从十多里外的狐子沟背回家的。原来平展展的身板叫刀刃们不停地啃咬，深深地凹了下去，成了一钩弯弯的月牙。 父亲喜欢坐在那截树根上磨镰刃儿。父亲蘸些清水淋到石面上，将一页薄薄的刀刃横搭在上面，双臂轻轻送出去又悠悠拉回来。刀刃扑在石面上贪婪地啃呀咬呀的。一阵细雨般的沙沙声过后，父亲拿大拇指在刀口上轻轻刮一刮，“嚓嚓”地响，他那核桃树般的面颊上溢荡出一圈圈生动满意的笑纹。母亲在厨房忙着准备干粮，风箱扑哒扑哒地赶着趟，火苗子哧哧溜溜地钻出灶门凑热闹。一个锅盖大的锅盔馍热乎乎地躺在铁锅里，有一拃来厚，敦敦实实的，焦黄油亮，诱人的香味随之扑门而出。
父亲要出山做麦客去了。
第二天天不亮父亲就动了身。他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头戴一顶半旧的草帽，那是他去年做麦客留的念想。父亲手握镰刀，肩上挎着塞满干粮的黄挎包对母亲说：“今年想走远些，多挣几个，赶麦子搭镰了再回来。”父亲见我在被窝里骨碌骨碌地转着眼珠，指着腰间的黄挎包说：“听老师话，好好念书，到时候会给你买一口袋杏子回来的。”
父亲做麦客去了。
我家在渭北的大山深处，这里麦子熟得晚，父亲趁这时去渭河边上的大平原替人割麦子。父亲已做过多年的麦客，每次回来，他都要兴冲冲地对母亲和我们兄妹讲那平展展一望无际的庄稼地，轰隆隆的大汽车，一拃来长的惹人心疼的粗穗子，金黄的打着旋的麦浪。我们最关心的莫过于他肩上的那个黄挎包。妹妹伸着小手迫不及待地叫嚷着：“买下杏了吗？我要吃杏子哩。”父亲喜形于色打开挎包，伸手抓出黄亮黄亮的叫人一见就直流口水的杏子分给我们。喀嚓喀嚓地嚼着杏子的时刻是多么舒心美妙呀，至今还觉得那是我艰辛儿时一段少有的幸福时光。因为我们这里只有长在山坡上的野杏子，毛桃似的，又小又酸，实在难以下咽。
自打父亲离家后，妹妹每隔两天就仰起小脸问妈妈：“爸爸啥时回家呀？我想吃杏哩。”母亲摸着妹妹扎着红头绳的羊角辫耐心地说：“去看看地里，啥时麦子黄了，你爸爸就回来喽！”我和妹妹便飞跑到山顶的地里去看麦子。那一片片的麦地跟周围茂密的灌木丛一个颜色，妹妹抚摸着翠绿的麦穗自言自语道：“噢，还早哩，麦子还绿油油的嘛！”
下过一场透雨，接着又暴晒了好多天。远远望去，披挂在坡洼里的麦地块儿渐渐泛出了淡淡的亮色，好像打上了一抹光晕。一天早上打山外边飞来一只漂亮的小鸟，那鸟儿站在门前的树梢上不住地啼叫着：“算黄，算割！算黄，算割！”妹妹从炕上一骨碌爬起来，揉着惺忪的眼睛喊道：“妈妈，麦子黄啦！你听鸟都叫了，爸咋还不回来呀？”母亲和蔼地说：“那是稍黄，要真黄了，还得过几天。麦子没黄，你爸咋能回来哩，不信你去看看。”我跟妹妹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去看父亲。我俩张望了好大一会也没见着人影儿，只见大柏树在山风里轻快地飘摆着一头墨绿的叶片，好像挥着手说：“没回来，没回来！”
又过了几天，麦子真的熟了。村里出去做麦客的人相继回了家，山顶上向阳处的麦子已经开始收割了。山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有的挑着担，有的拉着车子，有的“驾！驾！”地赶着牲口疾走，路边上散落着许多凌乱的麦穗，麦场上立起一排排士兵一样的麦捆子，空中弥漫着干燥微香的麦秆气息。“都搭镰啦，咋还不见回来？”母亲打发我跟妹妹一趟又一趟地往村口跑，她自己也忙着一次一次向别人去打听，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母亲急了。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我家的麦子能搭镰了，若再等下去，成熟的麦粒就得淌在地里。要是遇上冰雹什么的，就更麻烦了，那可是整整一年的收成呀！真是急死人啦。母亲心焦似火。第二天一早母亲带领我们兄妹三个上了地。我们母子四人在灼热的麦地里整整折腾了三天，才勉强割了三亩来地的麦子。要知道今年我家种了十多亩小麦哪，母亲心焦了。
第四天天快黑时，跟身后拾麦穗的妹妹突然举起小手喊道：“快看呀，爸爸回来啦，有杏子吃啦！”我赶快抬起头看，却不见人影。忽然发现身后未割的地方麦子一阵潮水般涌动，有人在麦浪里伏腰挥镰，随着“嚓嚓嚓”的响声麦子纷纷倒地。“哦！是父亲，父亲回来啦！”我和哥哥不约而同地叫出了声。母亲两眼霎时湿润了。父亲很快赶了过来，在他身后排着一列士兵般的麦捆子，一件件扎得结结实实、整整齐齐的。父亲对我们苦涩地笑一笑，淡淡地说：“路上耽搁了，回来晚了……”我骤然觉得父亲陌生了许多，才二十来天工夫好像隔开了好多年，蓬乱的长发上蒙着厚厚一层尘土，颧骨山崖般凸出来，脸颊水坑一样陷进去，暗淡无光的眼珠一下子掉进了又深又大的井口似的眼眶中，裤腿裂开一道大口子，一尺来长的灰布条有气无力地耷拉在膝盖上。妹妹兴奋地一把抓住绿挎包翻了底地朝天，见什么也没有，“哇”的一声哭了。父亲擦把汗，手笨拙地伸进瘪瘪的裤兜，费力地摸索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他提起袋子一角小心翼翼地往手心里倒，骨碌一下滚出一个黄澄澄的大杏子。那杏子在父亲汗湿的掌心里淋浴着落日的霞光，透射出一股奇妙迷人的风采，显得金光灿烂，耀眼生辉，那么得大，那么得美。父亲用手掌托着这颗孤独的杏子，仿佛托着一座巍峨的大山，手微微有些抖动，好大一会才嗫嗫嚅嚅地说：“活难寻……没挣下钱……生了病……买了一颗……赖好尝一点……”说着父亲把杏子给了妹妹。妹妹拿婆娑的泪眼看看手里的杏子，看看父亲的脸，又转身看看我跟哥哥，反倒不好意思起来，眨巴眨巴眼睛，走到母亲跟前举着杏子说：“妈，你吃吧。”母亲把杏子凑到唇边轻轻沾了沾说：“娃儿真乖，妈吃好了。”母亲把杏塞给我，我紧紧地攥住这颗温热的杏子，望着父亲那张瘦削苍凉又略显惭愧的脸，悲切切地说：“爸爸，还是你吃吧，我吃杏仁。”父亲接过杏子在牙上碰了碰：“多好的杏，真甜哩。”父亲说着把杏子随手给了哥哥。哥哥小心地用门牙微微咬破一点皮，舔舔舌尖，咂巴咂巴嘴，又塞给了妹妹。
原来，那年渭河沿岸有了不少收割机，雇麦客的人少了，父亲跑了好多地方都没找下活。正要回家，在麦地边遇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恸哭不止。一打听才得知老婆婆相依为命的儿子压死在了铜川矿井下，老人孤单无助，麦子也没人收。父亲二话没说，一口气帮老婆婆收割、拉运、碾打完毕，没收一分钱。返回的路上淋了雨，发烧了。父亲用仅剩的一分钱买了这颗杏子揣在兜里，赶了两天两夜的路，才回到二百多里外的家。
那颗唯一的杏子在妹妹手心里宝贝似攥着，过一会咬一小口过一会咬一小口，到了第二天晚上才吃完。我把杏核细心地晾干，悄悄藏在瓦罐里。第二年春天，我家门前的院子里长出了一棵小小的杏树苗，这棵杏树就是父亲带回的那枚珍贵的杏子变成的。至今，那棵杏树还长在我家的院子边上，长在我的记忆里，长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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