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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现在，我依然还会在某个时刻想起她，想起她的模样，想起她的声音，想起关于她的一切。比如，在这样一个百无聊赖的秋日的下午，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呆呆地望着街上的人来人往，不放过对任何一个看上去身材姣好（面目看不清）的女人的关注与遐想，忽然，她的样子会慢慢浮现在我的眼前，象我们初次相识时灿烂的阳光，刺得我眉眼迷离，身神两处。
那是我高中时代的最后一年，跟老狼唱得一样，“那时侯天总是很蓝”，阳光也看上去比现在更加强烈和响亮，似乎从来不刮大风，蓝天下浓绿的树叶始终懒洋洋地晃动着；“日子总过得太慢”，作一个最俗的比喻，高考的那一年，我觉得自己就象一个等待判决的囚犯，生不如死，苦熬时日，是死刑还是无期，是三年还是二十年，都已经无关紧要，关键是只要宣判的那一天快点到来就行。好几次我都想抄起那一抽屉胡说八道的课本，径直走进老师办公室，当着老师们的面，先点燃《代数》，接着引燃它的伙伴们，让它们呼呼吼叫，恣肆狂舞，然后我告诉老师，不用等到7月7了，我现在就要离开这个坟场一样的地方，回家，回家去找我的妈妈，那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
但是我没有那样做，我天生是个猥琐的胆小鬼，我甚至跟老师走对面的时候都不敢抬头。我所能做的，只是终日顶着满脸的粉刺，紧皱双眉，咬着被一圈黑茸包围的嘴唇，坐在教室里表面用功学习沉默不语，实则心中顶着对考试的恐惧和更加可怕的青春期性萌动这两座大山，忽而纷乱如麻，忽而沸似岩浆。
面对现实的唯一办法就是逃避现实。
如果不在自习课的时候偷跑出去到附近的电影院看电影，如果课外活动不踢足球，如果放学后不去溜旱冰不去用粮票换羊肉串儿不去新华书店看书不去图书馆偷书……那么我、老万、大海、高健我们四个就会跑到市中路北街，坐在路边花坛临街的长椅上，看那些来来往往的骑自行车的人，确切地说是女人，顺便聊一些“很黄”的话题。
市中路北街座落着一些当时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军政机关以及他们模样古怪的宿舍楼，到处树高草绿，干净整洁。其间终日出没着一些神清气爽、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其行为作态与一般市民完全不同。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市中路北街那一片儿一直是我们这个城市中被称为“洋气”的地方。
每当一个漂亮的女人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们就会一起目送她远去，然后腰细腿长地议论一番，都装作很成熟过来人满不在乎的样子，把各自那点少得可怜的性知识加上想象编成自己的亲身经历比赛似的吹嘘出来。不久之后我们才明白，那些街边谈话真可以称得上是胡说八道！
最先发现这里漂亮女人多的是高健，一个极其玩世不恭的家伙。词人认为学习是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所以除了上课、完成作业而外他从不在功课上费哪怕一丁点儿力气，课堂上无论哪个老师提问他，他都会立即站起来回答：老师您问的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这常常让老师们一时不知所措，因为我们大多数同学在同样的情况下采取的都是低头沉默不语等着老师讽刺挖苦批评最后说“坐下吧”的办法。记得当时我们学校新分来一个政治老师，常穿一身灰西装，扎一条鲜红的一拉得化纤领带，脸上的表情随时随地都绷着，好象带着牙箍似的，他第二次给我们上课先提问关于上一堂课内容的问题，因为不太认识我们，便按照花名册随意点了一个名字，高健，多么没有个性的名字，却非常不幸地被点中了。高健立即站起来回答：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老师，上一堂课后我没有复习。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多少特别之处，但是却给每一个在场的人都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政治老师看看高健，再看看桌上的书，如是再三，重复了多次，好象忘了什么东西，其间课堂上静若空室。多少年后，我偶然遇到了已经步近不惑的政治老师，在解释了半天才弄明白我是哪一级哪个班的学生之后，他几乎是不加思索就问到，你们那个，你们那个高健怎么样了？
高健最大的爱好是跟着他哥哥那帮大孩子“玩儿”。“玩儿”这个词在我们那个城市所代表的涵义比较特殊，有点儿类似于现在“混”的意思，但是又比“混”狭隘、幼稚、也透着精神，包括了同一条街道、同一个大院、帮会的初级形态、逃课、打群架、追女学生、各种牌子的过滤嘴香烟、胆子大、一般孩子没去过的地方、军装、纳底儿步鞋等等很多内容。因此很多时候高健对我们来说仿佛就是一个远行的航海家，不但拥有好些个稀罕玩意儿，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永远有讲不完的新奇轶闻。比如有一次他一边给我们看一根中华牌香烟靠近过滤嘴一端的商标一边说见到郑绪兰了。
郑绪兰当时在全国的名气很大，差不多跟现在的那英田震似的，她的家原本就在我们那个城市，她是在我们那里参加了工作以后才渐渐唱红了走的，到现在我还经常能遇上自称跟郑绪兰认识、是同事甚至“很好”、“很熟悉”的人。郑绪兰是我们那里迄今为止出过的最著名的文艺明星，虽然在她之前还有一个吴雁泽，但是因为时间久远，早已不为年轻的一代所熟知。
高健说他哥哥那帮人不知怎么就知道郑绪兰要回家来，而且还打听到了郑绪兰她母亲家的住址，那天一大早跑了很远的路赶过去等着。高健说快到中午的时候他们看见一辆白色面包车一直开到郑绪兰母亲的家门口儿，郑绪兰和几个朋友提着几个大皮箱下了车，她母亲和家里人把他们接进屋里，他说好多人——大都是郑绪兰她母亲的邻居们——远远地站着看，郑绪兰披散着头发，穿一件杜丘那样的风衣，不过是纯白色的。我们听了都很激动，长时间沉入对郑绪兰的想象之中。不过那次郑绪兰不是来演出的，也没有出席什么商业剪彩开幕式什么的，也没有党政领导请她吃饭，据说她只是在去青岛演出的途中路过她的家乡顺道来看看家里人，在妈妈那里吃过午饭就走了。这跟现在的路子完全不一样。
高健本来是要给我们讲到军分区礼堂看的内部电影，可是他在描述礼堂位置的时候，说起了市中路北街，他说，那里，你们去过吗？漂亮女人真多呀。当时“女孩子”这个词就是指小女孩，其它年龄的女性我们一概称之为“女人”，不象现在，不管多大年纪的都敢叫女孩子。有一回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卖化妆品的美籍女华人在一口一个“我们女孩子”大谈美容之道，那“女孩子”中国人都认识，我刚知道她的时候还是一个男孩子，现在我都已经35岁了。
高健说不信你们去看看，太过瘾了。就这样我们迷上了那地方。
在向我们无私奉献了市中路北街的美丽风景之后，高健又陆续给我们展示了手抄本小说、三点式泳装挂历、贴着一加热就脱衣服的美女图片的打火机、《新婚夫妇必读》、《计划生育手册》等各种令我们兴奋的东西。在我们看来，高健简直就象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艺术家科学家，引领我们从蒙昧无知一步步走向了开明清醒，最后，终于，他从他巫师一样万能的哥哥那里给我们弄到了毛片儿。
那是元旦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大海、老万三个死党，再加上江卫宁，支着自行车，站在环城路和市中路交界的路口，耐心地等待高健的出现。虽然阳光明媚，但是天冷得出奇，而且我们已经在那里等了有一个小时了，每个人的脸都眼睁睁看着由通红变成了惨白。可是我们却没有感到丝毫的寒冷。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一直象部小马达一样快速地跳动着，把血液煮得滚开，然后源源不断地喷向我身体的各个部位。
就在昨天早上，高健告诉了我们一个惊人的秘密：他哥哥的一哥们儿打广州带过来一批毛片儿录象带，就藏在他哥哥的床底下，而且明天他哥哥铁定不在家。听完这段话我们都沉默不语，脑子里锣鼓喧天一通乱，好多话拥在嘴唇后面，撑得嘴唇颤抖不止。突然大海瓮声瓮气地发了一声喊：“老天！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如梦方醒，立即附和，就是就是就是，快拿来吧快拿来吧！高健一皱眉，啧了一声，拿来拿来拿来，可没录像机怎么看啊？一句话差点让我们失望得死去，要知道，那时候家庭录像机比现在的私人飞机还金贵少见。
正一筹莫展，老万开腔了，江卫宁家有录象机，他跟我说过。
江卫宁是我们班的尖子生，整天架着副黑框眼镜埋头读书，跟我们这拨儿几乎没说过话。
怎么才能说服这样一个人同意我们到他家一起看毛片儿呢？对于这项看上去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绞尽脑汁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全面思考深入研究，制定了多种游说方案。然后由高健负责，把江卫宁叫到了教室外面的走廊上。
谁知我们刚吞吞吐吐地说出“录象机”三个字，还没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江卫宁很不耐烦地打断了我们：“你们弄到毛片儿了是不是？怎么他妈的不早说，明天，明天下午怎么样，啊？！”看着他着急的样子，我们倒一时噤若寒蝉。
终于，远处显现出高健躬身骑车飞奔的身影。到了近前，我们将他团团围住，以崇敬和期盼的目光看着他。高健，喘着粗气，冲我们坚定地重重点了点头。我想，当时我们当中肯定有人眼里闪烁着泪光。都没说话，翻身上车，江卫宁打头，“一群朴素的少年”箭一样向他的家，向他家的录像机急驰而去。
蹑手蹑脚地上楼，进屋，江卫宁转身把门反锁，示意我们坐下。
我们一字儿排开坐在一张长沙发上，看着江卫宁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家里来回移动：他先拉上了窗帘儿，然后把其它房间的门都关上，接着打开电视，把声音调低至近乎无，再摁下录象机开关，回身把手伸向高健。我们的目光随着他的动作游走，一齐把头转向高健。只见高健将手伸进抱在胸前的书包，摸出一只长方形的盒子，庄严地按在江卫宁在半空里悬了半天的右手中。我们的目光继续跟进江卫宁。江卫宁半转身蹲下，把录像带推进录象机的带口，左手握电视机遥控器、右手握录象机遥控器，猫腰闪到我们旁边的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然后看了看我们，深呼吸，右臂伸直，历史性地揿动了“PLAY”键。
于是，我认识了她，这个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的没穿任何衣服的女人，并从此将她的模样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记忆中：她是那样的美丽，她是那样的成熟，她是那样的自然，她是那样的真实，她是那样的虚幻，她是那样的坦率，她是那样的勇敢，她是那样的温柔，她是那样的体贴，她是那样的近在眼前，她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影片结束，录像带自己从录象机里弹了出来，把我们吓了一大跳，随即缓过神儿来，面面相觑。几乎是同时，我们都发现大家一直保持着同一个坐姿——双腿并拢，两手把书包紧紧按在身体的中段——又几乎是同时，我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房间里响起了哄然的笑声。
那天晚上，回到家里，我没怎么吃东西就躲进了自己的房间。我躺在床上，眼前全是那个女人。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他们竟然不让看呢？后来妈妈走进来，打开灯，抚着我的额头问我是不是病了。我没说话，转身向里躺着。忽然，我想哭。
那次观看毛片儿之后，江卫宁成了我们的死党之一。高健又给我们弄了几部毛片儿，令我们在江卫宁家度过了几个紧张而兴奋的下午。终于，有一次，在江卫宁家看毛片儿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很乏味，就走进书房，顺手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毛姆的《刀锋》，躺在书房的沙发上读了起来，谁知竟看进去了，等片子放完，我提出来把那本书借回家看，江卫宁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高考好容易结束，我们又去江卫宁家看过几次毛片，几乎每次我都跑到他们家书房里看书，然后把书借走。后来又有一次，高健说又来新片子了，我们都说算了吧，反正都是那些东西，高健也说是呀确实挺没劲的。于是，足球和游泳彻底取代了我们的毛片儿聚会。
我们那帮人里头只有我没考上任何大学，不过现在跟老万、大海、高健一样，都在半死不活的国营单位里混日子。江卫宁后来去了美国，在一所大学里教书。记得他刚到美国的那一年，给我寄来一张贺年卡，上面全是些咸淡话，但也特别提到“美国的电影真好，咱们当年看的录象带只能算是皮毛。”我不知道他这话的意思是指我们看的录像带质量低劣不清晰啊还是说我们看的片子的内容没意思。
后来，我自己也逐渐拥有了录像机、VCD直至DVD影碟机，毛片儿碟片得来也更容易，也一年比一年更清晰。只要我想，就可以躺在自己的家里随心所欲地看毛片儿了。但奇怪的是，很久以前我就彻底厌恶并放弃了当年所看的那种“真刀真枪”的所谓“A片式”毛片儿，更多的是从电影评论的角度去欣赏那些具有一定深度的“情色片”，特别注重其故事性、艺术性、国别、导演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只有她，那个裸身走进我看到的第一部毛片儿第一个镜头里的女人，多年之后仍在我的回忆中占据着重要位置，挥之不去，历久弥新。在我失眠的夜晚，在我沉睡的夜晚，在我高兴的夜晚，在我悲伤的夜晚，在我无聊的夜晚，在我兴奋的夜晚，在我大汗淋漓的夜晚，在我感到寒冷的夜晚……只要我一想她，她便会及时地来到我的身旁，与我窃窃私语，与我送走时间，与我分享孤独，与我遥想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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