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活一书中，聂赫留朵夫“忏悔贵族”的形象阐述了托尔斯泰作为作者想要表达的精神与主旨。在他身上，“精神的人”和“动物的人”二者交替出现。一方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天性，一方是在作者抨击的沙俄统治阶级熏陶下腐朽靡烂的恶。

大学时期的聂赫留朵夫热情而单纯，象牙塔中不谙世事的少年脑中灌输着在当时俄罗斯算得上不切实际的，及其理想主义的名主理念。虽然出生于地主家庭，在注重血统的沙俄是不可与统治阶级分割的一分子，但聂赫留朵夫仍坚定不移地反对着土地私有制，“占有土地是不正当的”，为被剥削的农民、工人呼吁正义，争取改革。

然而，参军后，聂赫留朵夫很快地沾染了腐败的生活方式，再次回到马斯洛娃身边后将她诱奸致孕又用100卢布打发抛弃了她，使她被扫地出门，生活困苦，领了黄色执照开始妓女生涯。

马斯洛娃的如同德伯家的苔丝，被诱奸后生活急转直下。但她不同于苔丝，因为苔丝于艾里克是罂粟般引诱其堕落，让其甘心于沉溺罪恶中的禁果；而马斯洛娃于聂赫留朵夫，是救赎，是药引，是他获得精神上新生的灯塔。因为他，马斯洛娃不再相信“上帝和爱”，不再相信美好存在于世间。这个因自己的孽障沦落烟花之地，勾栏之中，被彻底地伤害而即将不久于人世的女子，唤醒了被动物面支配的聂赫留朵夫残存的“精神的人”。自此，他开始了为马斯洛娃上诉，从而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间百态，产生对沙俄社会的反思与痛恨，直至获得马斯洛娃的原谅，散尽家财与她同被流放西伯利亚的道路。而马斯洛娃也在原谅聂赫留朵夫中复活了自己。

全书中，最令我恐惧的不是沙俄统治的残忍不公，不是社会底层人民饱受剥削虐待的凄苦生平，而是这些社会因素造成的精神上完全的，彻底的，悲哀的空虚。托尔斯泰曾描述马斯洛娃作为妓女的生活，下午起床，挑衣服，吃油腻的甜食，与鸨母吵架，傍晚纵情享乐直至凌晨。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行尸走肉般的生活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在风雨中的车站失去了信仰的马斯洛娃，仿佛也失去了灵魂。于彻骨的麻木与放荡中，马斯洛娃只是个挖掉了精神的躯壳，没有了自我，没有了意识，以一个渺小的，兽性的姿态存在着。这恐怖的空虚蔓延着，不仅在底层人民中出现，也更在贵族，这些因腰缠万贯连基本的谋生工作都不需要实行的游手好闲者们中出现。托尔斯泰也在文中借聂赫留朵夫问道，受苦的意义是什么？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于我而言，这就是为什么马斯洛娃和聂赫留朵夫两个具有典型的形象能如此触动人心。只有走出精神上的空虚，才能够真正的活，名曰“复活”。空虚是这些可怜人们逃避难以承受的苦痛的途径。聂赫留朵夫也一样，他困惑于社会中如此的苦难与不公之意义，彻夜翻读圣经焦急寻找答案，得出结论为，要克服如此的苦难与罪恶，唯有“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这具有浓郁基督教熏陶的思想却也不失为真理，归根结底向上帝忏悔是为了寻求宽恕。承认并知晓了自己的罪恶，继而寻求某种更高精神存在的宽恕，受害者的宽恕，或自我宽恕，但宽恕并非包庇。承认罪孽，并带着罪孽活下去，无论你是信徒或无神论者，这都是通往心灵净化的唯一道路。西蒙松之类的革命者攻击的是制造社会性麻木空虚的源头，即封建体系。而聂赫留朵夫与马斯洛娃，代表了千万渺小的封建受害者，即没有能力或不愿倾其所有来改变全社会的人民。在政教合一，基督徒根深蒂固的沙俄，托尔斯泰创造此二人的意义是，个人信仰与忏悔，宗教主义的路途，才是绝大部分麻木而无力改变社会的民众寻求解脱的方式。面对俄罗斯民族深沉的苦难，托尔斯泰一生的思想沉淀给出的解决方法，尽显了生活在精神世界的文豪思想，从个人的精神上解救这个他所深爱的民族，而非社会性的改革。

个人宗教主义具有足以抗衡封建腐烂的社会体系的能量，也可能是在不能改变体系之前，人民的唯一救赎。这就是我眼中，复活的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