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和姐姐一同考上大学的那年，父亲才打消了抱养男婴的念头，但这对我来说，多少有点遗憾和失落。遗憾的是原本寻思着多个弟弟，就可以像姐姐那样对他颐指气使，让弟弟对我俯首称臣，百依百顺，腿一抬就得明白是指给我脱鞋，手一挥就得屁颠颠地跟在我后头，有事没事骂一声“蠢驴”，甚至在他熟睡的时候像姐姐扒开我裤子那样在他光溜溜的屁股上打个算术草稿，验算一下三七是否等于二十一，或者干脆作诗一首：锄禾日当午，一只大屁股。

　　 当姐姐得知不善言辞甚至说话结巴的我在这事上竟没有和她统一战线，甚至还怀揣着反动思想的时候，先是劈头盖脸地骂我“蠢驴”“猪”“笨鹅”“傻子”（我的身份在一群动物中转变后又回到了人），然后用她自创的铁砂掌狂扫在我的脸上，她说，你个蠢驴，要是多个弟弟，爸爸就不爱我们了。对于这个逻辑当时我没能理解，我觉得“爱”这东西它不是玩具，可以从一个人手里夺走而塞给另外一个人，“爱”应该跟阳光一样，多少会有几缕普照在我身上。姐姐用了一个简单的比方告诉我：本来一个桃子你和我一人一半，要是多个弟弟，我们就没得吃了，得给弟弟吃。姐姐的这个比方丝毫没能使我与她同仇敌忾，相反，却油然而生一种强烈的自卑，并且也让我更加蔑视她的馋样，因为即使在我和她之间分一个桃的时候，她都用“超生子、多余货”这些词以及她的铁砂掌来教育我要孔融让梨。

　　 那时候，村里隔些日子就会有外地的马戏团来表演，因为我家房子大，加上父亲的热情好客，理所当然地马戏团便暂住我家。一次来了一个河南的马戏团，其中一个十一岁的男孩表演吃玻璃，他把一只废旧的灯泡砸碎，捻到嘴里就这样嚼了下去。顿时四周掌声雷动，唯有父亲眼里噙着泪水。在马戏团即将要离开的那天，爸爸执意要收养那个吃玻璃的孤儿。我记得那个下午，屋里的气氛怪怪地，爸爸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妈妈则在一边小声地哭泣，姐姐一边怒视父亲，一边说着诸如电视剧台词的话：你要是收养他，我就带妹妹和妈妈离家出走，或者死给你看。

　　 我一直坐在屋后的桑树下，看着远处的天空被夕阳烧得通红，听着屋内激励的叫骂声和父亲长一声短一声的叹息。那一年我也十一岁，是父母在计划生育的工具下强扭下的瓜，对自己裆下少个“把儿”而感觉愧对父亲。

　　 妈妈说我生下的时候浑身是毛，雄性激素旺盛，扯着个大嗓门死嚎，父亲以为是个小子，三步并作两步地冲进去，拎起我的小腿看了起来，然后，可想而知，那一张犹如菊花般绽放的脸顿时蔫了，随手把我又扔进木盆，于是我也知趣地停止了哭声，那个叫做“自卑”的情愫便与生俱来了。

　　 由于自卑的原因，我对父爱母爱的理解总是缺乏。我不习惯他们突如其来地亲热和拥抱，却喜欢躲在一个个的桥洞下，把那里当做自己的家。我总是觉得，只要自己足够地虔诚，裆下一定会慢慢长出我和父亲都希望的“把儿”，我穿男生的衣服，剪男孩的发型，甚至在大学时用小号的胸罩像武侠片里那样把极不安分的乳房勒成平坦状。

　　 父亲也常常因为我的外型而忽略了我的性别，他带我去河里洗澡，和他修缮屋顶，教我骑摩托，甚至一次看见屋后有一条碗口粗的蛇时，操起一根木棍就叫我跟他打蛇去，然而，在所有动物里我最害怕的就是蛇。我两腿如筛糠，心里却告诫自己：不能怕，不能让爸爸失望。

　　 那几年我喜欢坐在屋后的桑树下，看着西山的太阳一点一点地往下坠，我害怕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溜走，害怕自己长大，害怕自己到了婚嫁的年龄却还没来得及长个代表着传宗接代的“把儿”。太阳很快就隐没到地平线下，随即而来的是一片挥之不去的黑暗。我总想着明天是个什么样的日子，憧憬着自己的身体的某个部位会伴随太阳般慢慢升起。

　　 那种日子一直持续了很多年，直到我和L谈恋爱的时候，我才彻底地放弃我终不能长出“把儿”的想法，那时候，我多少有些失望和愧疚。如今父亲也已年老，那个想法早已成为过往，看着他的头发日渐稀少，皱纹逐渐加深，回忆小时候的点滴，父亲倾注在我身上的爱总是满溢，不知道是因为自己的孤僻和乖张，还是因为错把我当做男孩的缘故，父亲对我总是格外疼爱。

　　 姐姐一直说我前二十年不知怎么过来的，活得是稀里糊涂，少言寡语，行为乖张，但总能投其所好，博得父母偏爱。那些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我害怕与父亲对视，害怕他看我的那种无奈和心疼，虽然在他的眼神里学会了勇敢和坚强，但更多的是愧疚，这种愧疚让我一直努力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每次与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便觉得自己就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直至今日，我都无法正确理解他给我取名的真正意义——成难，那正如一印胎记一样，伴随我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