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文慧编导的一些民族舞，像《红帽子》《算盘》，已成东方歌舞团的经典剧目。她是东方歌舞团有个性的舞蹈编导，曾经被国内影视、舞台请来请去到处编舞，正火爆呢她收回了自己。我们就此谈过很多，她说她感到内心绞痛，那些深刻于心的东西日久天长似已酿造成形，她感觉必得通过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了无舞蹈痕迹的方法来表现，她自己越来越想要那种生活状态里的东西，她意识到这才是真正赋予她及其作品个性的东西。我参加她的训练以后，确实感觉到：以往二十多年跳或者编导民族舞、东方舞的经验，有益的她都努力吸收，多余的，她一感觉到就把它们从自己身上剥离出去。而且她做的时候非常自觉。我们每做一种练习，她都注意朝自己追求的方向走，有时，她不满意自己或别的舞蹈员做的动作，停下来，说：“我们这样不行，太知道肌肉怎么使用了，特别做作。”于是重做，直至找到感觉。
　　
　　她对现代舞的认识和实践相对成熟以后，建立了这支自己的训练基队，使用她的方法训练、交流，要完成具体作品的话，就转入非常排练。她这些年去北美、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学习、排练、演出，身体前所未有的柔韧，筋脉能够打开到从前年轻的时候天天练功都没能达到的程度，她自己也觉得身体出现了奇迹，有时她很感慨地说起从前。参加现代舞《生育报告》排练的北京现代舞团一位舞蹈员说，1966年文慧给他们团做练习，文慧的动作还是硬硬的，很猛，中间和缓的东西持续不是很多，也持续不了多久，可现在，文慧的身体里好像要什么有什么。
　　
　　我第一次观看现代舞，是1993年，在北京保利大厦金星和文慧几个人演出金星的现代舞《半梦》。这是不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国内演出的现代舞个人专场晚会？我不知道。震动我的是我看到舞蹈员也是有思想的（当然这是基于我对舞蹈完全陌生，知识储备等于零，基于往昔留给我的残酷记忆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深涸距离）。文慧和金星以各自灵与肉的伸缩，在舞台上创造着时空的可能性，创造着人的声息和肢体动静，一切混沌如初，是人在梦里才有的感觉。她们的舞蹈把人引向认识的艰难地境，使看舞蹈的人不知不觉地开始思想，感觉到生命在自己的躯体里涌动，而此时，浑脱的人性显现了一股雨水从你的心里流泻出来，贮满了你的双眼，你悠然觉得舞台上的人就是你自己，你的内心世界和她的，在这个时刻融会贯通。这一切都是因为舞台上的几个人，她们的头脑与她们一起顽强生长，你甚至看到了，生长本身的与众不同在整个欣赏过程，因为你的投入，你已经由一名观众成为了一名参与者。
　　
　　我喜欢她们投入的时候那种忘乎所以。我兴奋不已，那天晚上从十条回和平里家，本来该打车迅速回家，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我担心他万一出麻烦，我们住一个大筒子楼，他出去上厕所，梦里糊里糊涂找不着家，回不了家呢？但是我激动得不想一下子缩短这段路程，这么度过这段时光。于是在心里为孩子祈祷、祝福，但愿这个美好的、星星躲在黑幕里的夜晚万众吉祥。我走着回去，十来里地的路，在黑夜里，在脚下，我必须一步一步地走完它。当走进黑洞洞的北京城，发现有那么多窗户，那么多暖洋洋的灯光，那么多人但却宁静安详，都像我的家，都像我的家人。特别好，就像那个剧是你自己创造的一样。
　　
　　几天后，文慧对我说，我们一起做吧。她说她的现代舞“是要非舞蹈者的内涵，要你的质感，要你带着自己的思想起舞，就是要你的生活本质、状态，要你对生活的理解。”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谈话，但她的建议，我不能够当真。我离舞蹈实在太遥远了，现代舞对我，就像我的一个女友面对她八十来岁的父亲突然跟一个年轻女子展开的婚外恋同样不可思议。我与舞蹈，那位女友看着年迈的父亲每天寄给烂漫情人一纸誓言，这中间的距离，和距离产生的威严，犹如隔岸观火，不可逾越，不可琢磨。
　　
　　文慧鼓励我，说我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天然的，没有后天装饰的，是她希望引入她的排练中的。比如，舞蹈演员常是往上拔，身体飘惯了沉不下去，我呢是与土地相接，身心安静有力。文慧就是要找与大地靠得更近的东西。我说，我想拔拔不上去呢。她说，你别，别丢掉你自己！她还想要我投入时的那种状态。可我觉得，我的表情投入时像一个衰老的人，身心全都陷进去了。
　　
　　过去是忧郁，现在是除了忧郁，还有陷落，陷落之深已经不太容易拔出来了。听别人说话，或者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都是那个样子。幸而讲述者跟我一样也那么投入。于是我想，那时候我们是平等的。倾诉和倾听，都身临其境，心里的感受甚至分不出彼此，一样感同身受，能够传达，能够理解，并且不知不觉中已在承担。我那个投入的样子，就是文慧想要的吗？
　　
　　不过我还是心动了，我想可以试试。她告诉我，她还要从我身上发掘东西，我的潜质远远没有出来。以后的日子，她常让我就某一点做下去，比如，和一面墙发生联结。让我的身体与那面墙以自己的方式接触，她要从中看我的理解，看我的身体对墙这一物体的实地反应。那时候，我紧贴在墙壁上，真有点像我曾经掉进深水井里的情形。那时，我的两手紧紧扒往井壁，身体几乎全部没在冰水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头顶上的时间像死去了一样。到比我大两岁的哥哥救我上来时，我已经僵硬地钉在井壁上，他使出全力才把我拽下来。我做这段练习时连自己的呼吸都听不到，也忘了文慧的存在。
　　
　　我们的练习每天都有变化，有时是放着音乐。每个人怎么理解那段音乐，就把舞跳成什么样。有时是几个人之间在动作上接受、传导、承接、发展，还有一次，训练间隙，她们在听电话，我一个人觉得还有力气，就原地跑步，文慧看见了说：“冯，再做一遍好吗？”此后，我连着几天增加了原地不抬脚跑步，后来文慧见我坐着跑，觉得一种能量蕴藏在相对宁静的情境中，更有表现力，就把坐着跑做进《生育报告》。坐在原地摆动双臂，速度越来越快，从十几分钟，持续发展到后来的半个小时，直至耗尽全部力气，并且，一边跑，一边叙述，持续不断，像回忆，像报告，语调平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我的同伴等我停下来说，那个过程有一种让人不得不跟着你进入的魅力。而我说不出自己的感受，汗水印在眼睛里，确实声声不息。
　　
　　到今天，我们的训练场地已换过多次。偶尔没地方排练，我说来我家吧。那是1998年冬天，只有我们两个人，文慧和我住得也比较近。但她说：最好不在家里，在家里人的身体是松懈的，状态不对。她就出去找地方，跑过不下十几家，甚至答应每周去给那里的学员上一次舞蹈课，以换取让我们一周使用一次排练厅。那时，我感到文慧是真爱这件事，即使只有一个队员。一个人真爱一件事，为这件事坚定不移、吃苦耐劳，在大冬天为带领一个队员继续训练做怎样的努力，这一切都在我心里产生了影响。我比较在意人的细节。她说的另一句话，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每次去排练厅，都见舞蹈队员用过的排练厅狼藉一片，大家二话不说先打扫卫生，离开时保持大厅整洁干净。文慧讲，在国外也是这样，芭蕾舞演员还有别的，对自己的排练厅只糟践不打扫，只有现代舞演员不作贱场地，她见过的现代舞团队，都非常自觉地劳动，人都很朴素，平易近人，不管他们的名声有多大。
　　
　　我相信这一切都和现代舞的思想实质有关。所以我风雨无阻地做了这件我爱的事情，全身心进到里面，并从一次次排练中走过来，在国内和国外各不相同的舞台上，与其他几位专业舞蹈员一起，从容地展开我们的“舞蹈剧场”。
　　
　　1998年7月，北京最热那几天，我进入文慧的现代舞工作室。文慧说我练习的时候特别投入。但是，投入仅仅是一种状态，并不说明我真的适合这件事，能做好这件事，我对自己能不能坚持、坚持多长时间一点没有把握。参加的人有的是做纪录片的、自由戏剧的，有的画画，有的从事行为艺术，还有就是我，文学编辑。一群人很难到齐，很多时候只来一两个人，但每星期坚持着，没有中断。深冬的一天，文慧约我到歌德学院，那儿有一个关于德国现代舞的讲座。我找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侧的那座小楼，找了个座位懵懵懂懂听，后来放映影像和图片资料，我看得手心出汗。我牢牢记住了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希的一句话：我跳舞，因为我悲伤。这是埋藏在我心底的话，也是我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话。从那一刻开始，我与现代舞像是有了更深、更真实的联结。皮娜•鲍希朴质的光，在这一天照进了我的房子。我听到了许多年来最打动我的一句话，说不出心里有多宽敞。
　　
　　我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过去在戈壁草原和围绕着它们的大山里，一直很少说话，我表达高兴，就是拼命奔跑，或者一个人呆在一个地方，皱着眼睛和脸瞭望远方，我心里的动静，就在那个过程里慢慢流淌。而我的忧伤，是黑天里野生黄牛的眼睛，无论是睁开还是闭上，都悄没声息，连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幸福为什么悲伤。半大不小的时候，我被大街上一匹惊脱的马碰倒，腿上碾过一只马车轱辘，也没有出过声。后来我常盯着马路看，想知道一个人倒在车底下是一种什么情形。我偏爱过去那种大轱辘牛板车和解放牌大卡车，就是因为它们的底盘特别高大，倒在车底下的人也可能还生。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和跳舞不沾一点边。
　　
　　我们那里一年四季都有风，而无风的日子我就快乐得不知所以。我会爬上房顶，测一测是不是真的没风，然后像房顶上堆起的麦秸垛，我在心里垛起这一天要干的事情。所以我能看见开败的蒲公英的小毛毛漫天飞舞，看见它们在太阳底下乱翻跟头，看见戈壁草原里的一堆堆牛粪，把那些纤细的小毛毛一根根吸进牛粪洞里，看见吸附了碎毛毛的干牛粪被人塞进炉火里，然后飞溅出火星。
　　
　　“你的泪珠好比珍珠，一颗一颗挂在我心上。”我还常去米德格的杂货店，听她的奶奶、那个老得眼睛都睁不开的女人哼唱这两句歌，一边听歌一边帮米德格干活儿，干完活儿，背着米德格的女儿出去玩耍，跟那个没有父亲的两岁的女孩说话。后来那个女孩长大了，跟一个乌兰牧骑跳雄鹰舞的男孩跑没影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