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十四人的团队，没有全陪，只有地接。地接姓辛哈，也来自刹帝利家庭，是阿杜的学弟，在尼克鲁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业余接团学以致用并资助学费。他自豪地告诉我，他的成绩在全班排名第三，再过一年毕业，如果成绩好，印度政府就会送他去我们的北京大学进修语言。他的中文很不错，发音虽不准确，但很流利，只是往往把形容词的意思说反，比如“你们已经很饱了，我们现在可以吃我们的午饭了。”或是“今天天气很凉快，不要穿太多衣裳，只穿一件衬衫就够了。”还有就是“午饭”与“中餐”的概念弄不清，“午饭”是“中餐”，“中国餐”也是“中餐”，闹了许多误会，使厌倦了咖哩的团友们大失所望，还以为他要带我们吃“中国餐”了，不禁兴奋地猜测起中午的菜谱，开始冥想“红烧肉”与“水煮鱼”，然而走进餐厅发现吃的还是咖哩时，几乎要哭出来了。
　　
　　但他的确是一位称职的导游，更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他虽然只有21岁，但此前已经接过十几个团，因此颇有经验，几乎在每个城市里都能找到朋友帮忙，显得地头很熟，但是身上丝毫没有油滑的商人气，仍然葆有年轻大学生那特有的正直、善良、热心、谦让。当另一个团的导游、他的一位学弟遭到警察的恶意纠缠时，他会挺身而出帮学弟解决问题；每到一个地点，需要和三轮车夫、船夫、行李搬运工、火车清洁工讨价还价时，他都会据理力争，清楚果断地说定价格，自己支付，并叮嘱团友们小费已经由他付过，大家不要再被骗二次交款；印度的火车总是晚点的，他便要大家留在巴士上休息，而不必提前下车让蚊子叮咬，他自己则打先锋到车站上办妥所有的事情，直到火车将进站时才唤醒大家换车；而当团友无论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是无理取闹或者强辞夺理，他都好脾气地答应着，并尽量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
　　
　　在团里，我就像一部行走的十万个为什么，总有无数的问题要问，心里也多多少少知道团友们是有些烦我的，觉得我在炫耀，因此后来便尽量压抑满心疑惑，专等没人的时候才发问。而小辛总是有问必答，诲人不倦。令人惊异的是他几乎对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只除了文学——他不会背诵哪怕一首泰戈尔的诗，而我还会背好几首呢，当然是中文版的；他对《爱经》的教义也不甚了了，知道得并不比我详细。然而他对印度的宗教文化，对于古印度的历史、地理，所知的则远远超过一个中国人对于中国历史所应知的程度——如果我问一个中国导游这么多问题，那么只要离开景点相关介绍，那导游多半是要瞠目的了。小辛不会，他有满肚子的宗教故事、天神传说来解答我心中的疑问。
　　
　　只可惜，印度多的是口头历史，形诸于文字的极少而且含糊，很难确切。而且，他们喜欢用神来解释所有的现象，不过这些，留待后文再讨论吧。
　　
　　最开始听小辛说话很辛苦，只能听个大概，连猜带想，再结合我原有的印度知识加以整理。但是朝夕相处，小辛的中文一天比一天流利，甚至学会开中国式玩笑了。团里有个东北人，很容易饿，看到满地牛粪触动灵感，情不自禁学起郭德纲的段子来：“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除了牛粪啥吃的也没有了；好消息是牛粪多得是。”
　　
　　这段子引起了全车人的哄堂大笑，小辛因此很感兴趣，把它当成了典型的中国式幽默。于是在瓦拉纳西往德里的火车晚点时，他特地捱节车厢地安慰我们：“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们要听哪一个？坏消息是火车晚点了，好消息是我们的景点还来得及参观。”因为德里已经是我们的最后一站，当日游览完便要乘夜机回中国，于是东北人又立刻福至心灵：“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火车晚点了，今晚别想去德里了；好消息是回中国的飞机是正点的。”
　　
　　由于无聊，我在火车上开始教小辛说中国的绕口令，就是那段古老的“扁担长，板凳宽，扁担绑在板凳上”。他一字一句地学会了，觉得很有趣。而连续七天的教学互动也让我终于完全掌握了小辛式语法，即使他辞不达意或是中文和印地名词混着讲，我也可以听得明白了。
　　
　　然而当我欣然宣布我终于完全可以听懂小辛说话的时候，团友们又及时地举一反三了：“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终于可以听懂小辛说话了；坏消息是你就要再也听不到小辛说话了。”
　　
　　哦，这可真是最悲哀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