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应该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或者还要早一点，两位国外学者谈起中国的事了。
　　
　　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在一次聚会上，与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华夏文明。这位日本 、政治和宗教活动家，忽发奇想，问这位专门研究东西方文明发展、交流、碰撞、互动的英国学者：“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
　　
　　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
　　
　　“那么——”池田大作试探地问，“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幅员广阔，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文化鼎盛，是公元九世纪前全球顶尖级的都市，堪与古罗马帝国的大罗马地区媲美。现在的省会西安，不过是在原来皇城及部分宫殿基础上建起来的小而又小的新城，与当年庞大的长安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苍穹，很难想象当年那近一百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的天空，该是何等的气势。
　　
　　1924年，鲁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为了这个天空。他一直有个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主人公是杨贵妃，因此，他来到故事发生的背景地，无非实地考察一下，寻找一点感觉。这种做法，在当今先锋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 的迂腐行为了，他们一定会大摇其头，面露鄙夷之色的。
　　
　　“唐朝的天空”这个说法，是鲁迅三十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来的。他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生活之树，有时也不常绿。不看倒好，一看，结果却大失所望。
　　
　　此长安已非彼长安了。在唐以前，这里曾是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其中还包括黄巢的大齐等十一朝定为国都的城市，时间长达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个比黄巢更残忍的朱全忠，“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资治通鉴•唐纪八十》）。经过这次彻底破坏以后，如刘禹锡诗云“金陵王气黯然收”，长安风水尽矣！嗣后，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顺，没有一个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这里建都立国，作长治久安之计。所以，鲁迅以为来到这个以羊肉泡馍和秦腔闻名的西安，就能够看到大唐鼎盛时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劳往返了。
　　
　　鲁迅此次访陕，看过秦腔，买过拓片，有没有吃过羊肉泡馍，不得而知。但这些离唐朝太远的事物，大概无助于他的创作。于是，那部长篇小说《杨贵妃》，遂胎死腹中，成为现代文学之憾。
　　
　　不过，唐朝终究是伟大的唐朝。英国的汤因比，如果让他再活一次，竟愿舍弃伦敦而就长安；从来不作长篇小说的鲁迅，却要为唐朝的杨贵妃立传，还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寻找唐朝的天空。我一直忖度，应该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考量两位智者对于那个伟大朝代的认知，从而觉得他们的想法，属于“匪夷所思”之类。看来，这个朝代，这座城市，不仅在中国历史，甚至在全人类历史上，也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中世纪，自河洛地区、关中地区，以及长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国，由丝绸之路贯穿起来的广袤地区，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土与边陲，域外与更远的国族之间，没断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金戈铁马、狼烟鸣镝。即使到了隋末唐初的公元七世纪，李世民开始他的贞观之治的时候，据钱穆《国史大纲》：“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达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但是，应该看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论怎样铁蹄千里，怎样倾国来犯，其实，倒是某种意义上的“绿色”战争，相当程度上的“环保”战争，对人类居住环境的危害，不是那么严重。甚至不如现在一个县城里的小化肥厂、小造纸厂、小化工厂，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继续种庄稼。所以，地照样绿，水照样清，空气照样清新，天空照样明亮。
　　
　　中古时期，由于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融化，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因此，历经战乱的古都，由于“八水绕长安”的大气环境，能够保持空气湿润、林木苍翠、鸟语花香、郁郁葱葱的氛围。所以，才有可能出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场景。
　　
　　虽然，诗的后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似乎有点悲凉，那也只是我们读者的感受，当事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元二出了阳关，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别看气候干旱，人烟稀少，沙尘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引人向往的一个去处。
　　
　　第一，当时的汉民族，还不那么深受礼教的束缚，敢于向往自由，能够追求率性，比后来的中国人要敢爱敢恨一些；第二，当时的少数民族，尚武少文，更为放荡放肆，感情强烈。来自长安的元二先生，会在那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的帐篷中、毳屋里，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吗？光那些达坂城的姑娘，就够他眼睛忙不过来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搀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犹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种族的交融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唐人遂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象。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长乐公主墓壁画《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如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腰圆、面赤髭浓的官人。试想，若“金风玉露一相逢”，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洋溢着难以名状的张扬气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但当在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磨；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年）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年）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年）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九世纪，丝绸之路还是一条充满生机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剧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很难从典籍中查出确切数据。从唐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象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君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请西市胡禁，馀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许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如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送颜真卿使赴河陇》），如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如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技进胡音务胡乐”（《法曲》）……这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儿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来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乱终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