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说话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恢复其原本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声音吓着别人或吓着自己，讲话也就有了底气。

　　我在报社做实习生时，有幸师从一位见多识广的资深记者，老师洞悉世事，经常在谈笑间不经意地泄露天机。那天，他坐在办公桌前，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人的地位越高，讲话声音就会越低。

　　其实，好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讲话音量与社会地位间这种微妙的反比关系：贩夫走卒、平头百姓人微言轻，即使把声音提高八度，也不见得能有听众；而重要人物声音越低，越是有人围在身边拼命地伸着脖子听，也就因此越显得重要。所以就算是天生的大嗓门，一旦意识到了自己的重要，为了显示身份也得练着压低声音，好像19世纪的欧洲淑媛们，宁可屏住呼吸也得套进提胸束腰的鲸鱼骨裙衬里，以免

　　被人当做马夫的女儿或鞋匠的老婆。

　　这只是中国人关于声音的众多看上去匪夷所思，其实奥妙无穷的哲学之一。迂回曲折、错综细密的东方思维模式，使我们深谙声音的奥秘：我们听得出大音稀声的意境、欲言又止的无奈、弦外之音的分量，我们善用声东击西、指桑骂槐的战术，也会在点到为止的留白中，不动声色地享受“此时无声胜有声”带来的精神满足。

　　不过这些中式的声音哲学却很难跟老外解释清楚，就像后来，我坐在纽约的咖啡馆里，与一个美国朋友闲聊时所做的努力一样徒劳。

　　这位朋友编辑着一个很草根的网上周刊，专门把一些非英语的少数族裔报刊上的文章翻译成英文，招揽更多的读者。杂志的名字叫《不容错过的声音》，听上去似乎独具匠心，其实Google一下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在美国几乎成了人人都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

　　在一个七嘴八舌的嘈杂世界里，说者有太多的见解，听者也有太多的选择。势单力孤的草根阶层，必须借助像朋友的杂志这样的高音喇叭，原本就是靠声音压过了对手才得以站在台上的政客权贵，更明白这个理儿，为了不被淹没在掌声或嘘声里，就更要加大音量。当每个人都恨不得扯住别人的耳朵、告诉你他的声音不容错过时，声音的传播只能遵循最原始的规律，有理也得声高。其他任何的花样都因为

　　圈子绕得太大而太过冒险——听众在弄明白之前就可能失去了耐心。

　　照理，能够在简单的音阶之外，听出细微玄妙的层次和不可言传的内涵的中国人，对声音的理解和运用显然比一根筋的老外显得技高一筹，但当东方遭遇西方、需要面对面出手过招的时候，我们却常常吃了哑巴亏有苦无处诉。不管是欲擒故纵的捻须沉吟，还是谦和含蓄的君子之风，不是被当做智能不足，就是被看成自愿放弃，只能在吞吞吐吐或默不作声中自生自灭。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对此心里最清楚。

　　结果就有华裔小学生，因为整个学期没有在课堂上讲过一句话，被老师认为有学习障碍。其实，他一言不发只是因为妈妈告诫他，要先想好了再说。又有在大公司任职的华裔雇员，每次与客户开会时，只要他的顶头上司在场，他就尽量不说或少说，心里想着把表现的机会留给上司，结果却被以沉默寡言、不善与客户沟通为由辞退。连美国前劳工部长赵小兰也说，她小时候从台湾来到美国时遇到的最大挑

　　战，就是学会像美国人一样抢着讲话和插嘴，只有学会了这个，才有可能“融入主流”。占纽约人口12%的亚裔社区，只分得政府拨出的社会服务经费的1%，也是因为这个100多年前就在这里落地生根的族群，直到最近才搞明白“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道理。

　　不过，在美国，从带孩子做饭的主妇到无家可归的游民，甚至正在服刑的在押犯，都常常理直气壮地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依仗的其实不是肺活量和嗓门，而是对自己的声音如纳西斯对他的倒影般的迷恋和对声音的价值如对宗教一般的坚信不疑。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这多半会被看做“自以为是”。我们虽然常常在镜子面前自我膨胀，却早就学会在走出家门时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常常发些不疼不痒的牢骚，却早知道它在出口的那一刻就会随风飘散无迹可寻。我们其实不乏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但往往是还没开口，就被自己心里发出的一声冷笑弄得无地自容，而忙不迭地闭了嘴。越是这样，我们就越习惯悄无声息。

　　其实即使在美国，普通人的声音要想改变世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当听证会对所有人开放，立法者就必须对任何人的发言都一视同仁地尊重和倾听，连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也常把水管工乔伊的话挂在嘴边，人们至少可以相信自己不是在自言自语，这时候，每个人多说一句，就可能多发挥一分作用。

　　大声说话的人多了，声音才可能恢复其原本的功能和形态。人们不用再整天绷紧着神经等着“于无声处听惊雷”，不用再担心自己的声音吓着别人或吓着自己，讲话也就有了底气。

　　想提高音量，最关键的也许并不是练嗓门儿，而是练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