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整个成长过程,我都记忆模糊。平时看书,我很惊讶那些可以把自己过往岁月种种细节的描述精确到年月日时、以及一个表情一句话的人。饭后和先生、儿子一起散步聊天儿,先生老爱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的趣事,而我的回忆却总是单薄、晦涩得多。先生很喜欢给我们讲他小时候看电影的事,我们那个孩提时代,电影可以算是最有魔力的东西了。电影的情节早已模糊消褪,而看电影时的种种遭际却深深地沉淀于岁月的河底。细细回想,我竟然也能清晰地忆起一些片断,尽管我极少想起,更不曾提及。现在触及,留给我的也是一种绵绵的潮湿与阴阴的畏光感。
自从电影结束了乡间两根电线杆之间的悬挂,结束了山上军营操场边水泥墙上的挂靠,堂而皇之地进入设备现代的电影院后,我极少看电影了。其实除了孩提时代,我压根儿就不喜欢看电影,无论好莱坞,奥斯卡,还是张艺谋,陈凯歌,我都不感兴趣。这与我们家族的共同爱好实在不符(在我记忆中,从我祖辈起人人都爱看电影)。心理学上说,成人后的一些怪异行为(不爱看电影大概不算吧?)可能是缘于童年时代的某些遭遇隐涵的心结。不知道我记忆中有关电影的遭遇是不是导致以后对电影淡漠的心结?
(一) 受惊吓,发烧四十度
不记得多少岁时的事了,肯定不到十岁。那时的傍晚,大人们的目光总会投向西边夕阳下的那道山梁。山梁上走过一个人,跑过一只狗,摇动一根树枝,都会像剪影似的在余晖下清晰而生动。大人们自然不是在欣赏风景,他们是在留意山梁上有没有拿着木凳、竹椅向山上走的人。如果有,就意味着山上的军营里晚上放电影。——那时,总有一些消息灵的人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告诉山下的村民有关电影的讯息。
一旦得到确切消息,大人们早早收了工,嘱咐家里的小孩子快快吃晚饭,然后提了小椅子小凳子去抢位置。电影场设在军营的操场,中间留出四四方方一块给解放军们,村民都只能挤在四周。因此,我们小孩子能占到靠近中间的位置比考试考到一百分更能获得大人的表扬。有时大人们都来了,小孩子就没座位了,于是大胆的男孩子就偷偷去挖操场围墙的石块当座垫,哪怕是已经到了银幕下边,得仰着脖子看了,也总比站一晚上好。有一回,我和妹妹都没座了,我也想去搬一块石头来。可能是第一次偷东西吧(不知道算不算偷),一直提心吊胆的。在操场最外边,灯光已经和星光一样遥远,我胆战心惊地摸索着,刚摸到了一块稍平整的,突然一声“喂”,吓得我差点把石块砸在脚上。手电筒的光让我看清那是一个年轻的军人。现在我猜想,那时他可能因为要巡视(防止小孩子挖围墙的石块)不能看电影,而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这些偷石者的怨气。
当我双腿软绵绵地回到妹妹处,我已经再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当天晚上我发了高烧,第二天妈妈带着我去看病,地方医院的医生很紧张,说已经烧到四十度多了,让妈妈把我送到条件与医术均好点的军营医生那儿去看。这些不知是不是后来妈妈告诉我的,反正我印象很深。
(二) 遇大雨,跌落菜地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听说山上军营要放《三打白骨精》的电影,孩子们奔走相告,比要过节还高兴。那时我爸妈都在外岛谋生,一去就是几个月,我们姐弟几个都由爷爷奶奶带着。那时小弟还小,爷爷留下来照顾他。奶奶抱着大弟,我领着妹妹,拎着一个小竹椅上了山。小竹椅是给奶奶坐的,我和妹妹站在外边看。正看到孙悟空抡起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变成一缕烟逃走时,天上突然一个闪电,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电影的人顿时四处乱窜,哭爹喊娘,整个操场一片混乱。军营我们是挤不进的,我拉着妹妹跟着有手电或马灯的人向山下跑去。
山路在大雨中越来越泥泞,我们不断地被大人们挤搡着,我和妹妹渐渐被人群拉下,飘忽不定的灯光越来越远,无边无际的漆黑死死把我们包围,我们更加举步维艰。我让妹妹走在路的里边,我们一边哭一边摸索着向前。突然,我一脚踩空,跌落到路边的菜地。菜地离路面足有几米高,妹妹怎么也拉不着我。后来我是借着闪电光从菜地边的斜坡爬上去的,爬到路上才发现一只凉鞋不知什么时候丢了。就这样,我和妹妹一步三滑,和着雨水、泪水、雷声、哭声回到了家里……
(三)用假票,惊慌逃窜
后来,乡里把原来的大会堂改建成了一座电影院,从此,我们看电影再也不用带着椅子上山了。可是,进电影院是要买票的,尽管只是几毛钱一张,可对那时的我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消费。爸爸妈妈已是电影迷,他们不可能再为我们准备一份额外的电影开支。那时我已经十二三岁了,个头不矮,已经不能像弟弟妹妹那样躲在大人后面挤进去了。可是电影对那时的我们来说,是多么的具有诱惑力啊。于是,我就自己动脑筋想办法。
那时,为了防止别人混票,每天晚上的电影票颜色总是不一样,今天蓝色,明天就黄色,后天是粉色。但是,毕竟只有那么几种颜色,所以每隔几天又会周而复始。于是,我把别人用过的被撕去票根的电影票都收集起来,夹在书本里。这样,不管过多少天它还像新的一样挺刮。想看电影时,我会选出与当天票子颜色相同的,把撕去票根的那头紧攥在手心里,另一头给检票员。当然,我会选择电影开映前人多拥挤时进场,那时检查员往往无暇顾及很多,草草撕下一头就放你进去。这样,我顺利地看了好几场免费电影,渐渐地也大意起来。
有一天,又有我喜欢的电影,我早早地选好了票子,大概是心情太迫切了吧,我过早地来到了电影院门口。两个凶神恶煞般的胖女人守在门口,漫不经心地撕着零零星星进场的几个观众手里的票子。边上还有几位游来荡去想伺机进场的小毛孩。真的是大意失荆州了,我在几个小毛孩无比羡慕的眼神的注视下,傲然地把攥着电影票的手伸向检票员。可那个副乡长老婆竟然没有撕下票根,而对我说,“把你票子的另一头给我看看!”说着,想来掰我的手,我顿时大惊失色,呆在那儿脑子一片空白,几秒钟后,我扔下票子,落荒而逃,身后是一阵刺耳的骂骂咧咧……
那是我头一次体会到什么叫“无地自容”!不久,我小学毕业上了中学,从此,我没再进过这家电影院。
很多年以后,我师范毕业回乡教书,那家电影院在我上班必经之路的一侧。但是更多的时候,我宁愿带着我的晓晓(我的狗,在另一篇文中有记叙)走山间小道,极少走那条大路,我也说不清有没有跟那次羞辱的经历有关。
我异常苍白地长大,当年山一样的背负与压力,虽然现在看来不过是一个个小小的门槛,但那份伤感总是那样悠远,那份无措总是那样绵长。直到今天,我甚至攥不住手里那一点青春尾巴的今天,我才能释怀地说:没有任何一种经历是错误的,没有任何一种童年是可以不被欣赏和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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