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2年,我在豫北某地一家银行工作。冬季,市里搞起了社教活动,市直各单位都要抽调人手到全市一些乡镇村庄驻队指导该项活动。 当年,我不过二十出头,却有幸被行长选中。一是因为我的干部身份——参与活动的队员必须干部编制;再者,恐怕因为我总是给行长提意见,领导也是想借此机会让我到农村接受一下贫下中农再教育吧! 我被派往黄河滩区一个小村庄。把我从乡政府接到村里的,是支书兼村长,姓黄,一名精干的中年男子,小五十儿的模样。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便感觉到一种精明和强悍,似乎还有些狡诈。不过,黄支书待“市里来的领导”很热情,听说我在银行上班,更热情了。他从乡政府所在地的集市上给我买了一大桶花生油,还有一大捆大葱、几棵白菜、半只肥羊。他说:“别看咱村儿在黄河滩里,养羊的也不少,想吃点羊肉还不大容易。” 我一下子被他吓住了:啥鬼地方呀? 来到村子里,心中的疑虑却一下子不见了。村子位于不折不扣的黄河滩里,从村中心的村委会往北走上四五百米,就是黄河第一道大堤。黄河尚未结冰,站在大堤上,脚下,浑浊的黄水浩浩荡荡,自西向东悄无声地滚滚而去;对岸,就是山东菏泽地界了,尽管已到初冬,却还有水雾迷蒙,看不清对岸的村落,只是模糊的一片片树林。回头看,村子不大,估计不足百户。杨树柳树林子里一片瓦房,还有几间茅草房。假如有诗情画意的人来到这里,首先想到的,也许不会是它的贫瘠,更可能是一种远离尘嚣的田园宁静。 村庄的名字倒挺气派:皇家堤。问了黄支书,他也搞不清这个不知道生活了多少辈儿的小村名字的来由,只是听老辈儿传说,村子位于黄河豆腐腰的背河洼地,过去隔三差五就会决堤。清朝还是宋朝年间,皇帝曾巡幸至此。皇家堤的名字大概就是从那儿来的。 黄支书还笑着说:“周领导,别看咱村儿小,沾过帝王气儿哩!你来了咱村儿,当然也能沾上帝王气儿,回去后肯定提拔!” 我哈哈笑笑,心里挺高兴,也对黄支书另眼相看。会说话的人总是讨人喜欢。不过,我还是不相信皇帝曾经来过这种地界儿。村子里黄姓居多,估计过去叫“黄家堤”,老少爷们儿想沾点帝王气味,遂以讹传讹,把家乡喊成了“皇家堤”。这种村落起名方式,我在大江南北都遇见过。 当晚,黄支书请我在他家喝酒。他家院子很大,足有一亩地,也就是寻常的两进乡村院落大小。新盖了五间堂屋,红砖红瓦,东西两厢各有三间配房,也是新盖的。黄支书说,他家老宅本来不在这边,刚搬过来没两年。毕竟是支书兼村长的家,院落里、屋子里水泥铺地,收拾得干干净净,墙壁也粉得又白又亮,连院墙都粉刷了。 黄支书的妻子是一位爱说爱笑的中年农妇,她像丈夫一样热情,给我们炒了一大盆羊肉,还有几样素菜,摆了满满一桌。黄支书还找来几个陪客的,有村里的会计、治安主任,其他两个,从衣着和相貌上看,应该也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乡亲们都很热情,不停地给“市里来的领导”劝酒,还没等我动筷子,几个人轮流和我碰了三杯。我仗着年轻,加上心里不大痛快,也就没推拖,好像还没吃几口香甜的炒羊肉,我就有了醉意。醉糊糊的,干脆连“市领导”的威仪也顾不上了,来者不拒,和一帮人吃吃喝喝,还猜拳行令。我好久不咋咋呼呼地划拳了。 尽管喝了不少酒,我还是口齿清晰地给他们讲了讲此次活动的指导思想、重大意义、方法步骤等内容,并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黄支书几个哈哈大笑着表示:领导放心吧,一定要原原本本地按照上级要求支持市里来的领导,保证不让工作掉地上。不过,这会儿,最重要的工作是喝酒,接着喝吧!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的村治安主任还说:“前年咱村也来了个驻队的,县电业局的,二十多岁一个小青年儿,挺牛,一张嘴就是‘俺舅在省电业局当处长’,一听就嫩着哩,不上道。周领导这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混家。” 他说的“不上道”是当地方言,大概意思是不懂事、上不了台面;“混家”就是啥事开通玩得转。在单位,行长几次批评我有小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听到治安主任似乎不像客套的恭维,我得意洋洋。我更觉得自己就是“市里来的领导”了,像市长行长那样,询问村里的生产生活。黄支书简单介绍了人口、耕地、家畜、农作物等情况。我对这些记忆不深,只记得黄支书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周领导,村里的工作不像您这市里的工作,不好做啊!” 我故意粗着嗓子问:“怎么回事?这么小的村子,能有多少困难?” 黄支书说:“生产上倒没多少困难,各家种各家的地,关键是有几个刁民,计划生育罚款不缴,村提留乡统筹也磨磨蹭蹭,动不动就上访,开着三马车去过县里,去过市里,也去过郑州。” 我大声说:“我们来之前,市委吴书记还有你们县的赵书记在大会上专门强调,同志们,”说到“同志们”三个字,我突然拍案而起,“县委赵书记说,同志们,你们到了村里一定要大力支持咱们村干部的工作呀!外边的人都传说村干部有多腐败,好像当个干部整天除了吃吃喝喝就没事干。实际上,当个支书村长,不容易啊!工作做不好,上边训他们,村民骂他们,老鼠钻进风箱——两头受气。同志们,一定要大力支持我们的基层干部啊!” 不是我瞎编,县里的动员大会上,县委书记的确就是这么说的。开会的时候,我一直在冷笑,邻座一名中年男队员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嘟囔了一声。可这会儿,我越来越激动。 “黄支书,去,把那几个刁民给我叫来!”我吩咐黄支书。 村里的广播室就在我们喝酒的堂屋设着。听到我的话,黄支书站起身,打开扩音机。朦朦胧胧中,我听到外边的高音喇叭中传来黄支书粗剌剌的厉声吆喝。他也喝了不少酒,但他讲话的声音听不出醉意。当然,也可能是我喝多听不真切了。 放下麦克风,黄支书更加殷勤地劝酒。想起来,年轻就是好。我喝了应该有六七两白酒了,眼睛似乎看不清对面坐着的黄支书的面目了,但觉得脑子还清醒着。 过了一会儿,进来三五名村民。我竭力睁开沉沉的醉眼,竭力坐直身体。不过,还是不由自主地晃了两晃。 其中一名中年男性村民穿得衣帽整齐,头脸也干干净净。他一直站着,手里还夹着一支烟,在不停地唠唠叨叨,几个村民中间,只有他一个人说话。说的啥,我却听不清楚。不是我听不懂当地方言,我知道,我真的喝多了。 另外几名村民在一边或站或坐,不言不语。其中一位村民穿着豫北老年人最传统的毛蓝棉衣裤,尖尖的脑袋上一丛蓬乱的头发。他坐在一张矮凳上,离我最近,低着头,也是一声不吭。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超生户拒不缴纳计生罚款,是违法行为。村提留乡统筹相当于过去的皇粮,哪有种地不缴皇粮的?不缴皇粮,也是违法行为,搁过去,就是造反。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乡亲们,不管你有多刁蛮,不管你家族势力有多大,有多少个亲弟兄堂兄弟,国家法律可不是吃素的!”我模仿着县委书记的口气,指手画脚地教训几名村民,“天威震怒,玉石俱焚!” 穿着规矩且一直站着的村民把烟头扔下,用脚踩灭。他不慌不忙地说:“领导,你说的不错。可你也要调查清楚,有些村民为啥不缴罚款?为啥不缴村提留乡统筹?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市里来的领导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吧?” 我抬头盯着他。醉眼迷离中,我还是能够看出来,这人脸上带着不够友好的丝丝冷笑,那是不服气。再看看他的打扮,听着他嘴里吐出的几个洋名词儿,我知道,这家伙是村里见过世面的能人,这号人往往就是黄支书说的刁民。 黄支书及时接腔了,“二小,谁没调查?谁没发言权?你们几个的事儿还用调查呀?周领导啥都知道,县里啥都知道,市里啥都知道。你让周领导给你们几个说说,他临来之前县委赵书记是咋说哩!” 我又把刚才那番话重复了一遍。不过,这次,即便我自己都感觉少了刚才的气势。 二小笑了笑,笑得有些阴,“周领导,既然黄支书都给你汇报了,我就啥都不说了,再多说也没用,你该咋着工作就咋着工作吧!”说完,也没和谁打招呼,径自走了出去。 黄支书看着他的背影,摊开两手,对我说:“周领导,看到了吧?他连市里来的领导都不放眼里!你说说,这工作咋做?” 我当然也生气,鼻子里哼了一声,说:“不怕他耍二百五!走着瞧吧!” 我扭脸看看那个一直低头坐着的村民,问他:“你是怎么回事儿?这么大岁数了,更应该遵纪守法,给年轻人带个头嘛!” 他抬起头。我又看了他一眼,有点吃惊。看面目,他也就二十出头。这么年轻,竟然穿着老式棉衣裤,如今,这种毛蓝棉衣裤,即便农村老年人穿得也少见了。 他哭丧着脸,吞吞吐吐地说:“领导,我不是抗着不缴哇,我是没钱,真没钱!” 我扭脸问黄支书:“黄支书,他是怎么回事?” 黄支书叹口气,说:“唉!他去年娶了个外边的媳妇儿,带来个小儿,三岁了。这不,今年又生了个小儿。两个小儿就算超生,乡计生办让他缴罚款,我也没办法!” 我一愣,尽管当时我还没结婚,女朋友都没有,可我也知道,像他这种情况不应该算作超生,除非女方一下子带来了两个“拖油瓶”。 “他媳妇儿带来了几个孩子?”我问黄支书。 黄支书显然明白我的意思,支吾了一下,说:“周领导,不是我让他缴罚款,乡计生办非要罚他,我啥办法?不缴罚款,乡里就要来人窊粮食、牵牲口了;严重一些,还拆屋哩!”说到后边,黄支书摇晃着脑袋,一脸的无奈。 我不便再追问,皱着眉头对那男子说:“老乡,没钱还生孩子?那不是让孩子遭罪啊?” 他抬起头,眯缝着眼睛,这让他本来就不大的眼睛显得更加驯顺,“领导,咱花万把块从外边娶个媳妇儿,不就是为了要个孩儿呀?没个孩儿,俩大人过的啥日子呀?” 二十出头的我听到一个同龄人说出这种老态龙钟的话,有些莫名其妙。我想笑,没笑出来。酒劲完全上头了,我觉得身上的力气好像撒了气儿,脑子也开始糊涂,眼前一片模糊,睁着眼睛却愣是瞅不准人。 我没留意到那名男子什么时候走的。我站起身,歪了一下。然后,如何上床睡觉,黄支书他们去哪儿了,就不清楚了。 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看到床前一滩秽物的痕迹,我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喝多了。我很羞愧。黄支书告诉我,昨晚,我走不动路了,他就让我睡在了这间屋子里他新婚儿子的婚床上。看到床围上也有点点秽物,我的脸上一阵冷冷热热。我隐约想起,昨晚临睡前,似乎听到有人说,“周领导喝多了,别让他去村委会住了,就住这儿吧,免得晚上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