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小四轮车上装了半车大队林场的死树，瞎鸡换从羊圈里挑了俩只当年出生肥绵羊，捆绑后放在车后最显眼的地方。又把二十只新红柳箩头捆绑好，把生产队最后一壶胡麻油倒出来，放在了车厢。

在四轮车坐人的地方，铺了一尺多厚的麦草，一来人好坐，二来到了工地，厨房当引火柴烧。

四喜在学校整理完学生作业，抬头一看办公室墙上的钟表，哎呀一声。初冬的河套，刚五点，太阳就要落山。

这时候，大队会计扬方跑到办公室通知全体男老师，放学后不准回家，全部去修路。生产队的四轮车马上就到，来学校旁边的沙窝里拉沙垫道。

四喜一抬头，夕阳西下。

夕阳，温柔的像屋檐下的老奶奶。充满沧桑的脸上，布满了皱纹，面额的颧骨上有俩朵红晕，显得健康慈祥。

晚风儿也不大，就像母亲轻轻地招呼着孩子们回家吃饭。

四喜知道，不可能回家吃饭了，总排干的事揪扯着千千万万个河套人的心。

趁生产队的四轮车还没有来，四喜吩咐钟兰芳老师，去路旁的杨思喜的小卖部里，把麻花和饼子全部买来，吩咐学校工勤戈大爷，赶快烧好开水。

兰芳老师前脚刚走，生产队的四轮车后脚就到。

八个男老师全部上阵，一个四轮车一个老师，和四轮车驾驶员一齐往车上挖沙子。

四喜看看手表，一个小时过去了，八辆车全部装满沙子。

戈大爷把开水送来过来，兰芳的麻花和饼子也采购齐备。

大伙顾不得洗手搽脸，大快朵颐填满了肚子。

出发。

八辆四轮车一溜小跑，朝总排干进发。

谁也没有料到，四喜他们的车队上了大道，公路上全部是突突突突的四轮车，一个个像脱缰的野马，洒脱地奔驰。

车上坐的全部是学校的老师，供销社售货员，大队会计，赤脚医生，村社兽医，卫生院大夫和护士，人民公社的“八大员”一个不漏，全部上阵。

人们见了面互相打着招呼，说笑着。

四喜坐的四轮车师傅叫孟大贵，车开得好，猛踩油门，一连超过了好几辆。在几个随行着的口中，四喜才知道，去修喇嘛滩的道路。

说起喇嘛滩，过去叫张富贵疙旦，是有名的粮仓。全部是肥的流油的沙盖楼土地，一尺多厚的沙子下面，是挖不透的红泥土，都是成亩过石。有一句顺口溜：“张富贵疙旦安了家，洋钱票票管够花。”

千里黄河，唯富一套。富河套，全凭黄河水。

就是这黄河水，成也是它，败也是它。

这是国家水利部门协同内蒙古水利部门的专家得出论证：

“河套地区，渠道纵横、水量丰富，必然就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想咋用就咋用，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的恶习，更有“水从门前过，不淌意不过”，该淌则淌，不该淌也淌，所以用水的方式及用水量毫无节制。

几十年过去了，后套人增加了、耕地面积增加了、用水量增加了，但却在这种辛勤耕种中无意识的状态下，后套大地患上了一个怪病——水鼓病。人们十分无奈的看着以前肥沃的土地一天天变成了白碱滩、黑碱滩。

特别是开春季节，许多村庄的道路翻浆后，人车无法正常行走，而更要命的是粮食产量逐年下降，本来是一个养人之地，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后套已逐步沦为贫困而又无奈的尴尬境地。

不适时宜的引进种植水稻，更使水份在土壤中形成了巨大的恶性循环，而肥沃的后套土壤也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一天天的被盐碱代替，后套地区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水患盐碱之地了。”

这张富贵疙旦就是得了这种病，寸草不长，粮仓仓变成了喇嘛滩。更多的蛤蟆湾，王八洞相继在河套地区出现。

大量村民无法居住，有的搬迁外地，有的安排在其它生产队。

去总排干，非得通过喇嘛滩，过去的路已经翻浆，不能够通过。

消灭水患，迫在眉睫。

盟委书记李贵提出：“李贵不死，挖渠不止。”

当来到修路的地方，已经半夜，早已画好的各个生产队的段面白线，在月光下格外显眼。每一个生产队二十米，天一亮，必须完工，是死命令。

数不清的小四轮站好自己的位置，往白线里倾倒沙土。

把沙土摊平，形成路的雏形，从俩边再往上面挖土。

人们谁也不多说话，个个挥汗如雨。

天刚朦朦亮，远处传来了铁牛55链轨车，碾压新路。

一个晚上，十里路完全修好。

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才能够创造那个奇迹。

四喜和他们的同事们，都像一滩泥瘫痪在小四轮车上，一个个都无法欣赏早晨的美景，老师们还要按时上课，不能够耽误了娃娃们的学习。

其它工作人员，也要照常上班。

四喜知道，一个人要有责任心。不仅要对自己，对家人，更要对社会，对国家负责。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苦点累点算算什么呢？

想到这里，连饭也没有顾上吃，就来到学校上课。

新的一天，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