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19岁，高中毕业回家当了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时正赶上我们队的会计撂挑子，我正好就成了补缺。自然也就进了生产队的领导班子——队委会。队委会由七人组成，三个队长，一正两副，一个保管员，一个会计，还有两个贫下中农代表。

高中毕业干会计，从数字摆弄上看算居高临下，但我却一点都不敢马虎，认认真真，一丝不苟，预算（庄稼收割之前的估计数），决算（收成的实数），人七劳三（当时的分配原则，既人占七成，劳动工分占三成）。样样都算得有板有眼。

预算的数字再准确，也赶不上突然的变故。就在当年小麦灌浆的关键时刻，刮起了一场干热的西南风，许多生产队都采取了补救措施，立马浇水灌溉。我们队委会商量来商量去，因为没钱，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盼着天气好转，没想到，这发了疯的干热风，一直把我们队的麦子全刮干也没有停下来。到头来，决算比预算少了一大截。人们都拉拉着脸，黑天白天盼的收成，竟成了这样。但通情达理的社员们最清楚，收成再少，国家的公粮不能少。我们如数把小麦拉到公社粮所交公粮，粮所工作人员一看，很鄙视地说：“爱国粮，爱国粮，人家都捡好的交，你们却交些秕巴货，你们的爱国思想哪里去了？”我们上前解释，他们根本不听，把手一挥说：“你们拉回去吧。”我们好说歹说都白搭，没办法，我们只好拉了回来。交不上公粮怎么办？队长韩友亮愁得一个劲地吸闷烟，晚上又把队委会人员召集在煤油灯下，商量怎么办。大家都闷在那里一言没有，对灯发愁。许久许久，副队长刘文祥紧锁的眉头闪了两下，他好像想出了什么办法，把正在吸的半截子烟掐灭，干咳嗽了两声说：“我看这样，咱再趁好天晒两遍，晒得干了再干，咱就以这个补过失，大家看行不行？”保管员陈厚伟补充说：“我看这个办法行，不过咱得把麦种先留好，剩下的全部再出出风，把上风头成点的掐下来交公粮，下风头的咱再分。”队长韩友亮说：“我看也只有这样了，就这么办吧。”

我们又一次去交公粮，又一次被拒了回来，理由和先前一样。这时离全公社完成任务的底线还有三天，公社里点名，大队里批评。最后公社大队组成两级调查组进驻我们生产队，我们兜了底的让他们检查调查，他们只摇头没说话，在全公社要求完成任务的最后期限的那一天，粮所里收下了我们的公粮。但价钱是等外价，并且这些粮食没敢入大仓，留着供给本公社的非农业人口。

我们生产队的地块，大部分都在通往县城的公路两旁，种豆子、种高粱，还是种棒子，全是公社统一安排，各生产队不能有丝毫的随意。我们生产队的那块顶大梁的田地，到我当会计进队委会这一年，已经连续两年种豆子绝产，原因是害虫地蝼子吃的。那几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春天地蝼子的成虫铺天盖地地飞，到不了立夏时节，就把一些树上的树叶吃个大半。随后它们在地里产卵，到了秋天满地里都是地蝼子窝。这种害虫最爱吃的就是豆子的根瘤菌，把豆根啃光了，豆子还能活？又到了夏种的季节，公社下达了命令，种植计划不变。怎么办？队委会又一次坐下来商量，意见出奇的一致，坚决顶着不干，种我们的棒子。当时大家都有个侥幸心理，只要偷偷的种上了，上级还能给我们拔了。于是，趁着夜里月光地，我们队里老老少少一起出动，没到半夜功夫，就把棒子给种上了。

谁知棒子刚刚露苗，就被公社的领导发现了，他们立即在我们的地头召开了现场会，把我们批了又批，熊了又熊。接着叫来了公社拖拉机站的圆盘耙，横竖耙了两遍，耙成了一块新茬地。并要求我们必须要和公社保持一致，丝毫不能变地按照公社的统一要求去做，并责成大队负责监督。大腿拧不过青筋，在万般无奈之下，我们不得不又种上了补茬豆子。

谁知，日后还是有一些棒子苗从地里又钻出来。我们一棵也没舍得把它们去掉。秋后，豆子依然颗粒未收，棒子却收了每亩接近300斤。看着这些死而复得的一个个颗粒饱满的棒锤子，我们有许多话要说，但又说不出来。

交公粮的事和庄稼改茬播种的事，使我们成了全公社的反面典型，大队的领导多次到我们队来蹲点，恐怕再给他们戳漏子。因为每次我们挨熊的时候，大队的领导也都跟着挨熊。

谁知，这屋漏偏遇连阴雨，倒霉的事一个接着一个。

刚入冬不久的一天夜里，我们队的五保户老头韩贤坤突然病死了，那时没儿没女的五保户发丧，都是生产队里负责。队委会的成员们又一次坐在了一起。讨论五保户的丧葬问题。那时火花制度刚实行不久，来势凶猛，一刀切齐，任何人不能搞特殊。我们对五保户韩贤坤的火花问题，没有任何思想和世俗的阻力，但18块钱的火化费使我们犯了难。队长韩友亮背着手转来转去，一会，他突然停下脚步，小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看，咱趁着夜黑，把他老人家偷埋了算了，这样咱该省的钱就能省下了，再说，事后就是上边知道了，他没儿没女的还能怎么的。”大家觉得也是这样。

队委会成员王庆伦还是有些担心，他说：“咱已经是屋檐下挂粪筐——臭名在外了，再出事那还了的。”三队长张新强接过话来说：“我看，这事就是有事，也是要饭的打死狗——有事也不大。”韩友亮最后拍板：“这事就这样定了，有事，你们就往我身上推，就说是我的主见。”吸了一口烟，他接着说：“这事，就咱爷几个干，不再喊别人。”他又特别对我说：“名言，你年轻就别去了，省得夜里发癔症害怕。”这次队委会的集体活动我没有参加。

不知道这事在哪里走了风声，三天后还是叫上边知道了，大队公社又一次组成两级调查组来到我们生产队，调查情况，查明事实后，立即责令我们把死者的尸体扒出来重新火化。埋好说，扒这可是个天大的难事。队长掐着脑瓜地撑在墙根上，一点招都没有。大队自保主任来啦，吹胡子瞪眼地说：“他老人家说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们队里又不是没有四类分子，叫他们干就是了。”也只有这样。三个地主分子李成钊、刘祥林和孙吉庆，接到任务后，无可奈何地拿着工具拉着排车去了。

接下来，队长韩友亮把我和保管员陈厚伟叫到他跟前，非常无奈地说：“咱们的日子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你们打开粮仓门，去卖点豆种吧，不然火花的钱上哪里去弄呢？”按照队长的安排，我们卖了20块钱的豆种，一分不多一分也不少。

扒出来尸体后，拉着排车去60里路开外的火化场去火化，队长派别人派不动，只好还是他们三个。也不能亏队长的好心，他也考虑过，他们三人都已经是奔50的人了，可是派了一圈也没有派动别人。

按照当时队委会的规定，出差的标准是，一里路一分钱，这次，队长有专门交代，他们不是出义务工，按正常出差对待，照常记工分，按标准发给出差费。由此，他们每人得到了6毛钱的出发费。20块钱，除去18块钱的火化费和三六一块八的出差费，还剩下两毛钱，我又磕包给他们买了“向阳”牌的一毛找的香烟（就是9分钱盒，一毛还得找一分，所以叫一毛找），两盒另五颗，还占人家几厘。高兴的他们三个什么似的。

这事就这样平息了。没想到的是，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大队领导把我叫到了大队办公室，谈话的是大领导，大队革委会主任，一把手孙若曦，他居高临下，开门见山：“是你自己做主用公款给四类分子买的烟？”我说：“是”。他刷的一下子拉下脸：“好，还算你诚实，敢作敢当，不过你敢当的是出卖了你的无产阶级立场。”停了一会，他又厉声到：“本来想把你作为培养对象进行重点培养，没想到你敌我不分，阶级斗争觉悟这么差。”我无言辩解，只好无奈地忍受了。

事后听说，要不是我出身好，我这个会计队委会早就干不成了。从此，我的政治仕途上出现了阴影，当兵没我的份，推荐上学更是没门。还好，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年底，我迎来了我人生的春天，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也就是在我跳出农门的第二年，即一九七八年，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单干了，从此，作为农村最基层的组织——生产队的队委会也就永远地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