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说现在的过年越过越没有年味了，所以我就很想知道父辈们当时在老家是如何过年的。

现在，大都市的人们对父辈以前如何过年知道的已经不多了，把过去过年的旧的传统文化挖掘出来，从某个角度来讲，也算是为“抢救”文化遗产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吧。

年前腊月十七，我让妻子到早市上买一些适合老人食用且是现杀现加工好的海参，同时带上从单位保健站顶药名领取的西洋参精装礼品盒和妻子驱车一起去了二叔家。

二叔，在我们胶东地区有的地方叫“二爹”。其实，二叔就是我心目中的“父亲”，这其中还有段小插曲。

当时，我家是三个小子，二叔家是三个小嫚，因为在家中我是排行老二，那年我家用“我”换二叔家的二妹妹，不仅如此，现在说来还有更深的一层含意。

1969年，为响应党中央号召支援“三线”，我家去了临清，走前两家大人商定把我留下来，寄养在二叔家，那年我才八九岁。

就这样，每年寒暑假我开始了两地奔跑……

从初中毕业到参加工作都是二叔帮我跑前跑后处理各种复杂事情。我大妹妹小我两岁，1975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正处在上山下乡的末期，当时按照政策一家只准一个孩子就业，我要是占用我二叔家的就业名额，等我大妹妹毕业后就无法找工作了，二叔把名额让给了我，他在家里要顶多么大的压力，得有多么难呀！所以工作后直到现在我都把叔婶视为我的亲生父母，每到过年过节必定上门看他们。

来到二叔家，看到二叔，仅隔几个月的光景，牙快掉没了（他说以前都是带着假牙），走路步履蹒跚，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自己鼻子有点酸，让我心里隐隐有那么点伤感，但我尽量掩饰自己的情绪，不让老人看出来。为了让老人高兴，我主动和他聊起了当时老家过年的情景。

我老爷爷家当时在当地是有名分的大家族，光房子就有两排，十五六间。正厅的门楣字号是人家送的，上面写着“积义德”三个字，顾名思义，就是积德行善，现在在鲁西北一带还能见到有这样带字号的仅存不多的老房子。

正厅除有太师椅和八仙桌外，后面靠墙还有一张长条桌，每到过年好往上摞被子用的，老奶奶早早就把一床床一针一线亲手缝的带大红花图案的新被子准备停当，以备过年摆放所用。一般都是桌有多长被子就叠有多长，往上摞的越高越显示主人家的富贵和富有。为了营造年味，烘托过年气氛，除了剪窗花、贴对联，挂灯笼，还在八仙桌上摆上一对别具特色的萝卜灯。

萝卜灯在当时颇盛行，家家户户都摆放，因为它既经济又实惠还简便，因而深得老百姓喜欢。

萝卜灯就是将萝卜一切两段，将一面中央掏空，倒上煤油，放进捻子，燃上便是。

吃过年夜饭，老爷爷坐在正厅正中，脚下前面铺一磕头时用于跪上面的草垫子，孩子们在大人的带领下，便从各自的家中蹦着跳着喊着“老爷爷，我来给你磕头啦”，纷纷赶来依次给老爷爷磕头……

“现在不兴磕头了。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嘛。”老人和我讲述这段过年往事的时候，侃侃而谈，眼放光芒，眉飞色舞，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看得出，他还是蛮留恋那个时候过年的，尽管吃的不如现在。

是呀，那是一幅久远的尘封的历史画卷，当慢慢展开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渐行渐远而且已模糊的以往的过年情景一下子又变得清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