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天晚上，我翻箱到柜找不到那本通信录，记得明明是放到书桌抽屉里的，可是抽屉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还是没有找到。后来，我又想起也可能在书柜的底层，可是找了半个小时，还是找不到。

无奈，推醒已经睡着的妻子。妻子一脸怒气，说：“你神经了。”

我说：“有件东西找不到，我可就真的神经了。”

她揉揉眼，着急地问：“啥找不到了？”

我说，“那本通信录找不到了，那上面有我上千个电话号码，那可是我的命呀！”

“我还以为是啥值钱的东西呢，原来就为一个破通信录呀。”妻子不以为然。

我说：“啥破通信录，那是信息资源，快起来帮我找找，快点呀！”

她说：“没有明天了，明天再说。”说着翻过身去准备继续她的美梦。

我不让她睡，我说：“今晚找不到，我就睡不着。”她只好起身帮我找，可是她也是重复我的老路，最终也是一脸惘然，她还嘀咕，“一个小本子，还会飞了。”思索半天，她拍了一下脑袋，跑到床头柜旁，急急忙忙打开柜子，翻起来。她的这个动作，给了我新的希望，我的两眼紧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可是见她把里面的东西一件又一件拿出来，最后还是找不到我要的东西。她说“怎就找不到呢，是不是前段时间收废品的收走了。”我也想起来了，前段我们把那些过期的报纸，费稿纸，还有在大街上被人强行塞到手里的广告纸，让收废品的收走了，也许那本通信录不小心夹在其中……妻子睡去了，我一个人愣坐在沙发上，心里万分懊悔。

后来，想想坐着也于事无补，就躺在了床上。窗外，偶尔有汽车声传过来，更显夜色沉寂，两耳在沉寂中无事可干，自觉地嗡嗡响起来。我还是想那本通信录，那是我几十年的积累，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电话号码那么简单，我是搞新闻的离不开它，多少年来我一直使用它，它已成为我的助手、伙伴和朋友。

那天半夜，我突发奇想，要是有人能给我复原通信录就好了，与此同时，心里霍地冒出一个孩子。

二

两年前我到一个叫山洼的小村庄下乡，遇见一个男孩。那孩子约八九岁，圆圆的脸蛋，胖墩墩的，一双略带浑浊的圆眼睛，两眉间有一道抓痕结着血痂，穿了一套蓝色的学生服，但是衣服上又是土又是泥的。

见我们进了小组长王四宝家，他就踅摸进来，我后来才知道，村人是不喜欢这个孩子的，因为他不管到谁家，都是翻箱倒柜十分好玩。

王四宝的老婆二凤高嗓门，看着我们说：“让拴娃给你们说一下吧。”

不等我们弄清是怎回事，紧接着那孩子就到我跟前，问：“你什么时候过生日？”

我说：“我农历十月廿十。”

那孩子马上说：“你是46还是34岁？

我说，”46岁。“

他不假思索地说：”你是1960年12月10日生的，二十四节气的大雪刚过了三天，那天是星期六。“

我一听，大吃一惊，心说这孩子记忆力怎这么好呢，我知道公历和农历是那一天，可我始终都没去查过那年那天大雪和我的生日是星期几。和我同行的两位乡干部，也象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来了兴趣，接着又让那孩子给他们说，他们一个是先报公历，让那孩子说农历，另一个是出去手机上查了那年那月的第几星期和星期几，让孩子讲那天的公历和农历，但是仿佛是万年历在眼前看着一样，那孩子随口就来，丝毫不差。

我说，”想不到小山村还有这样一个记忆天才哩，这孩子学习成绩一定好吧。“

二凤惋惜地说：”这孩子不能念书，送到学校不听老师的话，只管自己玩儿，犟把他拽进教室，他不听课还是玩自已的，老师布置了作业，他拿着本子让老师做。老师把情况告了他父亲三碰和母亲拽林，三碰和拽林说，这孩子不正常，从小就这样，不怨老师，要实在不行就回家来，免得影响别的孩子上学。老师说再试试吧，试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行，才退学回家。“

二凤说，”回家后每天追着鸡跑，给别人院里扔土块。平时和人交往，他什么也记不住，比喻有的孩子和他打架了，他哭着跑回家也说不出是谁打了他。偏是记万年历特别记得快。两年前他爸爸看他老是看墙上的日历，就问说，你能记住吗？他说，能记住，他爸爸就考问他，结果他把一年十二个月的每一天的公历、农历和星期都记住了。看孩子爱看日历，他爸爸到县城给他卖了一本万年历，书上记录了200年，没用多久他也记住了。“

二凤说，”这孩子有一毛病，每天晚上十二点前头疼，他老是挠自己的头，你们看他的头上有一片血痕。他父母带他到不少医院看过都不知是什么病，看病花费大，把一个家庭也拖垮了。“

当时，我想去他家里看看，可是时间紧，没能去。

三

从山洼村回来后，我一直记着那孩子。后来，我和一个在市里工作的同学大头，下乡办事，顺便去了一趟拴娃家。

那是用山上的山棘棘围起来的一个小院落，大门用木棍扎成一个木排，一边用铁丝拴在柱子上，权作大门。院内南向是壁立的红土崖，在崖下掏了三眼窑洞，三个圆形大窗户像山崖的三只大眼睛。窑洞的前墙上挂着红辣椒，墙根下堆放着从山上刨回的黄芩和甜草根，那些药材还带着绿叶和湿润的泥土气息。院内的西面，栽了两根木桩，木桩上拉扯着一根铁丝，是用来凉晒衣服的。一只狗拴在木桩上汪汪叫着。窑洞内的外间，是一个泥砌的灶台，地上摆了几个小凳。穿过黝黑的过道，到了另一眼窑洞内，正面一爿土炕，地上摆了一张破旧的紫红色桌子，桌子两旁摆了两把油漆斑驳的木椅。看着这一切，望望山下村民们新修的一幢幢新房，觉得这个家庭确实很贫穷。

三碰和拽林是老实的农民。三碰高大的身躯蜷曲在小凳上，红着脸，话语很少。拽林眉清目秀，脸色发白，抱着小女儿，她说，”这是我的第二个孩子。“看我们没说话，三碰插话说，”这个孩子挺正常的，和她哥不一样。“拽林说起儿子拴娃，就难过的说不出话来，她说”那孩子很可怜，今后可怎办呀，为了给孩子看病，家里的积蓄全花光，还欠了外债，可是也没有效果，每天晚上看着孩子难受的样子，当父母的揪心呢。“

我说：”到省医院看过吗？“

拽林说：”看过几次，但是也检查不出什么病。“

拽林说拴娃到山上疯跑去了，要不出去找回来吧，我说不用了，我们就是路过来看看。

”你们家困难乡政府知道吗？“后来我问了一句。

拽林说，”我们让四宝给报过。由小组报到村委，可刘贵儿不给办，说我们家不管怎样还有两个劳力，先给年龄大的，有病的办吧。办了的那些人，有的确实困难，可是有一大部分比我的家境好呀。我们也知道，三碰他爸因为退耕还林补助问题告人家的状，惹恼人家了，人家还能给你办呀！后来我到乡政府找过民政干部，那位干部说，指标下来后，由村委组织申报和评议，给谁不给谁由村里定。“

说话间又进来一位老人，他身体佝偻着、颤抖着，一脸怒气，大声说：”状是我告的，和我的儿子有什么关系，要杀要剐我顶着！“

拽林站起来拽了老人一把说，”爸，你说啥，人家是来看拴娃的“。三碰也站起来，把老人扶到炕上坐下，说，”你那脾气就改不了？不问青红皂白就乱说一通！“

老人倏然变色，变得不好意思起来，忙说：”我就这脾气，对不起啊，你们来看我孙子，我那孙儿可是个人才，看那记东西，一记一个准，方圆几十里那有这样的人。“

大头问了一句，”大爷，你告谁的状啊？“

老人说，”刘贵儿，这辈子和他没完！，两位不知道刘贵儿是谁吧，他是我们大村的主任，现在是支书主任一人兼。我们这个村是由原来的八个村合成的一个村，刘贵儿有文化，能写会算，会交际，如果他走正道，也确是个能人。他和我是本家，那年选举时，我们都选了他。咱有啥说啥，刚上任那会儿，真是画匠丢了粉刷的——没说的，铺了柏油路、建了新学校、重修烈士塔、组织村民大面积种植蔬菜，并外出替村民找销路，村民的收入连年提高。因了这些事，他成了县模范，成了县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还被选为乡党委委员。可是这个人渐渐变了，办事独断、贪便宜、重小利，后来胆更大。我原是这个山洼自然村的小组长，因为几件事他不按政策办，我怕出事和他意见不合，我就不想干了。我想当个普通村民，种好自己的田，管你们狠吃羊还是羊吃狼哩。这正合刘贵儿的意，他让我辞职，同时我提了个要求，说不干可以，但几年来我给村里办事垫付的钱得给我，一共就一千多元。他满口应承，我主动辞职，村民再次推选，换上了王四宝。隔了几天，我拿着那些发票去找他签字，他不承认了，而且还不讲理地说，‘你给我磕三个头，我就给你签字！’我说，‘在家跪父母、出门跪天地，你一个不成气的混蛋还想让人给你跪，怪我瞎了眼投了票对不起祖宗！’我不用他签字了，我贴得起一千多，但是我得为村民除害“

听了老人的话，我们不清楚情况，也没讲什么意见。在我的潜意识里，告状的人有一部分是确有冤屈确有实情的，但也有一部分是无理取闹的，我遇到不少告状户，也参与处理过上访事项，多年的经历，使我一听到上访，心情很矛盾。但是听了让老人磕头的事，觉得这个主任太过分了，用农村的话来说，是太狂了，作为干部不管职位高低、权力大小、绩效怎样都不应该这样吧。

我告诉老人，不管如何告，到那里告，要讲真凭实据。老人焦急地说，”有些事能说清，有的只是判断和猜测，需要上级查，可是又遇到重重阻力，唉，不说了。“

大头好像对老人讲的事感兴趣，说，”把你们的那些材料给我一份吧！“老人跑回去，给大头拿来一沓材料。

因还有别的事，我们很快就告辞出来。路上我和大头又谈到三碰家，我说我向乡政府和县民政部门反映一下，你要有人，也在市里给帮一下忙。我又问大头说，你要告状材料干什么呀，他说我是下乡工作队的，这事我还真得过问一下。

四

回家后，我把拴娃的事，和他一家的情况都告了妻子，妻子听了后，联想起自已小时候的家庭困境，唏嘘了半天。

后来，有天早晨，我和妻子正准备上班，忽然有人敲门。一般朋友知道我俩早上要上班，没有急事是不会有人来的。妻子急急地去开门，却愣在那儿，门外站着三个人她一个也不认识。我过去一看，忽然想起来，是山洼村的拴娃和他的父母。

拽林拉着拴娃，看到我出来，就让儿子叫王叔叔好，拴娃依言给我鞠了一躬，并问好。三碰呢，站在一旁气喘吁吁的，头上还趟着汗珠。我有些奇怪，早晨并不热呀，为啥他却有那么多汗，低头看到门旁立了一大麻袋，鼓鼓囊囊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我才明白他是扛着那个麻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