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的第一年是1966年，起初由北京逐步地向全国各地延伸，漫延到基层初级中学以后，其势头是汹涌澎湃的。各地以大呜大放大字报为形式发展，铺天盖地的白纸黑字，攻其一点，不及其意。我们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初中生，懵懵懂懂地卷入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混战之中，却又不明不白。

听说北京的红卫兵被最高统帅接见了，引来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纷纷北上，渴望迎来最幸福的时刻。在我们石山中学也被激动人心的事儿躁动着，上级分配给我们学校赴京代表名额，需投票选举产生。我们初二（乙）班67人，四舍五入可选七人，我幸运地被选为七人之一。此时此刻，我激动得乐不可支，好像“金簪儿掉在井里头，有你的只是有你的。”

我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到家里，兴冲冲地跟妈妈说：“我选上哪！”

妈妈放下手里头的针线活，满脸狐疑地看着我，问：“选什么呀？”

“选赴京代表呢。”我歪着头骄气地说。

“赴什么京呀？”妈妈不懂其意地问。

“就是赴北京，正赶上十月一日国庆呢。”我十分满意地说。

“哟，我们娃子还要上北京呀，祖宗八辈子都没有去过的地方嘞。”妈妈理了理鬓发说：“你们什么时候出发，要带些什么东西呢？”

“按照学校规定，每个赴京代表必须上身穿白褂子，因为参加国庆检阅那一天必须统一服装。”我较真地说。

妈妈愁着想，娃子没有白褂子呀，平时都穿染色的衣服。如果现在去订货怕是赶不赢了，哪怎么办呢？她思来想去，觉得自己有件穿过的白褂子还算大半新，可以让娃子试试，脱口就说：       “我有一件白褂子，不知道你是否合身。”

“你穿的呀，女的呢。”我翘着嘴巴地说。

“哪有什么办法呢？只有这一件嘞。”妈妈也较真地说。

我噘嘴生气地说：“平时不跟我做一件白褂子……不关心我吗。”

“咳，白色衣服容易脏，你穿合适吗？”妈妈理性地说。

“好吧，我试试看。如果穿不合身，还是要到邻居家借一件白褂子。”我喧呶着说。

说来也怪，我穿上妈妈的白褂子正好合身，只是稍微长了点。我心想，凑合着穿吧，“瞎子摸东西，靠碰，”只碰到这件白褂子，也是运气哟。要么，我平时就穿原来的衣服，等到国庆检阅的那天再穿白褂子吧。

我们石山中学连老师在内有四十六个赴京代表，一切都由学校安排出行，行程的车辆、食宿都由上级安排，因为县里要统一组织，还要听从省市的安排。我们乘坐二辆货车摇摇摆摆地赶到县城，和兄弟学校的赴京代表汇集，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此时，我们的心情非常舒畅，幸福感特别强，犹如沉浸于美丽如花的梦境里。我们每个人发了一袋饼干，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的饼干，好像同老家的脚踏木水车刮水的板那样大小，一大片一大片的，大片里面有小片的痕迹，可能是为我们这些赴京代表所特别制作的。

当天下午，又乘车出发。我们仍然乘坐货车慢腾腾地驶向向塘火车站，一到站就忙着下货车，匆匆地踏上客运火车，行军着艰辛的旅程。我们一进到车厢里，人挤人，脚踩脚，好似热烘烘的，大伙挤挤攘攘，坐到位子的拼命挤拢，没有坐到位子的站着也是挤，一股热气逼得人喘不过气来，尤其是站着的人。

到了晚上，我们这些被挤站着的学生望眼欲穿，盼谁能换着坐一回儿多好啊，那怕就是一刻钟都是莫大的恩赐，可是谁又能有如此高尚的风格呢？偶尔有个别熟悉的同学与老师让坐，很要好的同学之间让坐，都是极少数的事儿。我们晚上实在很困顿了，只有偷偷地爬到别人坐位下，卷缩着美美的睡上一觉，就是最快活的。整个车厢里，东倒西歪的，横七竖八的，乱架手脚的，到处遍布的是，唯独个别没有入睡的人，眼睁睁地看着这“睡眠图”，觉得好笑而又奇观。

到了天亮，肚子咕噜起来。我忙从背包里拿出一块车板式的饼干，放到嘴巴里咬吃，干巴巴的，难咽下喉，只好喝点温水润润喉咙。很多人看到我吃起了饼干，也跟着仿效，算是充充饥吧，没有谁会说吃得饱的，凑合着过哟。

从南昌到北京的列车，需要五十多个小时，即二天二夜加一个白天，我发现脚下肢有些浮肿，手一按有些陷痕，急急叫道：“怎么着，脚肿了，你们也是这样吗？”

“呀，你不说还不觉得，一看才知道坐久了，必然会有这种反映，下车后几小时就会自动消失。”一位老师模样的人说。

其他同学自觉不自觉的，都拉上裤腿看着自己的浮肿脚，嘻嘻哈哈地说笑起来。

我们度过了乘车的难关，高高兴兴地到达了目的地——北京。这里有人接待，我们被送到国家林学院住宿。到床上一看，全都是通铺啊，与家乡中学比比，还算是高级的。此时，离国庆节还有十来天，我们除了在林学院参观、看大字报、买毛主席像章、买毛主席语录外，还可以乘坐公交车到北大、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之类。

快到国庆节的前五天，我们经历了军事化的训练，一排十五人，横排着行军向前走，口里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两句口号轮流喊，是国庆节边走边喊的口号。一定要喊齐喊响，排齐同步，象解放军叔叔那样，雄纠纠，气昂昂。

等到国庆节的前夜，我们兴奋地在零时起床，乘车到达指定地点，每个人发了两个鸡蛋二个馒头，算是早餐吃的。我们停留在离天安门不远的长安街上，指挥的人叫大家就地休息，有的站着，有的干脆坐在地下。到了十点钟左右，装在电杆上的音箱响了，国庆开始啦——国家领导人讲话——我们排着整齐的横排队伍，一队队，一排排，手举着毛主席语录，高喊着两句熟练于心的口号，轮番叫喊着。整个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情绪高昂，喊声震荡。我们齐刷刷的举头扭向天安门城楼上，看着领袖和国家领导人，可惜离城墙大概有一百五十多米远，可能还不止呢？

我们这个位置怎么也看不清哪个是毛主席，只有凭感觉看到站在中间的魁梧身材的人，就认为是毛主席，站在他身边的还有个穿着灰色衣服的人，还有穿绿军衣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看得清面像。偶尔，个别有心人带了望远镜，从远处也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人像，熟悉的人都抡着镜子看，而我们这些穷酸学生却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地远望着城楼上，感染着幸福的那一刻，泪水由眶而出，滔滔不绝，自由地布满脸膛，滴湿衣衫。

走过天安门城楼，我们仍然一个劲地喊叫口号，一直到前面的队伍慢下来。我们才缓慢地踏步前行，脑海里仍然回荡着激动的时刻，回旋着热情洋溢的氛围，久久不能平静和挥去。此时此刻，我们似乎忘记了所有，忘记了自己已经走上了回程的路。就算回到了目的地——林学院，脑子里仍然是回味着那一刻的快乐，那一刻的美丽，那一刻的幸福……

过了半年左右，我们被全国性的大串联而引诱，蠢蠢欲动，跃跃欲试。石山中学决定组织师生以班为单位参加大串联。首先是途经南昌，再往井冈山行军。这一次我们没有象赴京那样幸运，既没有车辆送，也没有火车乘，更没有舒适的食宿。我当时刚好十五岁，除了背着装有日用品的布包外，还要背着叠成方的被子，艰难地步行着，弯着嫩腰，绷着瘦脸，与同学们一道，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接待站，别过一个又一个的城镇。突然，有个同学激动地说：“你们看哪，大生们多好啊，有的扒汽车坐，有的骑自行车。”

大家都奢望着这些轻松的一族，可回头一想，我们是来学走“长征路”，攀登井冈山的，不能图享受啊，而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徒步前进，享受练兵式的快乐和感动。我们每天约行程六十华里左右，每到一个接待站，都有人负责接待，发饭菜票，安排住宿，不要自己出一分钱，听说是国务院发了文件的，各地都要好好地接待串联的师生。当我们歇下脚来，最可贵的是泡上热水脚，消去一天的疲劳，温暖细嫩的心田，还有利于次日的艰辛旅程呢。

当我们爬上井冈山时，正巧遇到下大雪。我们在茨坪的一个场地搭建的工棚里住宿，席地而安地铺开自己带的被子，。忽然间，我觉得天昏地暗，头脑“嗡”的一下，象似发昏倒地。但我还是有些清醒，感觉还在，强忍着缓慢地用手撑着地面，将身子移到床上。为啥会昏倒呢？可能是天气寒冷的原因，或许是饥肠辘辘的原因，或许是贫血的原因……无论是什么原因，对我来说都是一次严峻考验……想到老红军在井冈山闹革命，不怕牺牲地坚守，我就决定横下一条心：要坚持到底，一直到取得胜利。

之后，我们在黄洋界、大井、小井等地参观学习，仍然徒步缓慢地走回了南昌。可是，就在南昌政协礼堂歇息的时候，有个同学突然病倒，我们班上的同学也走散了，只剩下十多个人在一块。我们只好留下来照顾这位同学，每天往医院里跑，找接待站解决经费，干着本该大人做的护理活儿，这也是无可奈何呀？！

这一住，就是半个多月。本来我们还打算去韶山看看毛主席旧居，可就是因为照顾同学而耽误了行程。串联是一种盲目的运动，是一种组织松散的活动，但却能够训练人的意志，锻练人的体质，增强人对事物的认识。

此时，国务院颁发了复课的通知文件，我们也就迅速地返回了学校，终止了大串联的行动，走进教室学习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