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几乎个个都会骑自行车，但会骑自行车的人却未必会蹬三轮车。很多人对这种看法并不认同，在他们看来，三轮车像三脚架一样，有三个支撑点，即使放在那儿也不会倒，所以蹬三轮不过是用力而已，怎么也比骑自行车容易。可是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1965年夏季，我们20多人在北京实习，住在珠市口附近。一天晚上，一位同学突然得了急病，大家决定送他去天坛附近的友谊医院救治，但北京那时还没有出租车，20路公交车虽然顺路，而且昼夜不停，但要一个小时一趟。就在我们准备拆下一张床板，做一副担架抬他去的时候，旅店打更的老师傅告诉我们，他有店里三轮车的钥匙，并且可以将车借给我们使用。

可能与早年黄包车的文化有关，北京那时很多单位都有这种前面一个轮，车厢是个平板的三轮车。我们七手八脚地将病人抬到车上，十来个人推着车子，扶着病人，就上了前外大街。那时我们一个个都“年轻有为”，都觉得蹬三轮要比跟着跑贡献大得多，就争着抢着要上去骑。不料一个同学上去刚蹬几下，三轮车就朝路边的人行道上拐去，众人高喊“刹车”、“搂闸”，但所有这些都于事无补，直到车的前轮撞到路边的条石上，才停下来。若不是有的同志舍生忘死地护着病人，恐怕连人都得摔到地下。

这位“车夫”下来了，没想到第二个上去后又把刚才情景重复了一遍，把病人撞得在车上直叫唤。

就这样，包括我在内的七八个男同事轮番在车上蹬了一遍，但效果是谁也不比谁好。好在当时已经是半夜一点多，整条街上都没有几个人，任我们在前外大街上从东到西，从右到左地横着跑。后来，大家一看谁也操纵不了，就在车把的每一侧都安排两个人，跟着跑，一旦三轮车朝那个方向偏，大家就将其拉住，校正过来，真是费劲得很。

不管怎么说，这辆三轮车还是帮我们把病人送到了医院，而且经抢救脱离了危险。

在为病人救治的过程中，我的任务是在医院外面看车。那年我也刚满20岁，骑在三轮车上，我怎么想都不服气，就这么一个玩意儿，连北京的老人都能骑的东西，难道我们就驾驭不了。想到这，我脚下开始慢慢地给劲，让车缓缓地动起来。为了控制车速，我不让脚踏板转圈，而是蹬半圈就倒回来。可能就是这股劲使对了，十几分钟后，我竟然敢在前外大街上飞速行驶，而且还会转向、掉头了。

两个小时后，同学们出来了，大家都以为还得像来时一样，将人马分布在两侧，协助控制车把和扶着病人。不料三轮车启动后，我一溜烟儿地跑了，并且一口气就回了旅店。

当天早晨，当大家让我介绍蹬三轮的经验时，我便煞有介事地讲起了理论。我说：自行车的车把具有两个功能，一是控制方向；二是控制平衡。其中第二项作用常常被人们忽视，但在实践中却都是自行车往那面倒，车把就往哪面拐。这样，利用自行车前进的惯性，车子就平衡了。但自行车把的这个作用在三轮车中却用不上，这就出现了蹬三轮时控制不住方向，如果用力过大还可能翻车的情况。

我的理论被同学们接受了，而且按这个理论还“培养”出了一批人。从此，大家称我为三轮车理论家，而且开玩笑地说：“牛顿看到一只苹果掉到地上就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你这个车把理论将来对人类也可能产生大的贡献。”

遗憾的是此事已经过去40多年了，不仅我的理论没有被发扬光大，就连我蹬三轮车的才干也只发挥过一回。

那次是我到外地为单位采购，要到距市区10公里的地方提货。在没有其它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我雇了一辆三轮车。那是一个学雷锋的年代，而且蹬三轮车的还是位老人，为此，尽管是雇的车，我也不好意思坐上去。出发之初，我一直在地下走，但老师傅嫌我走得慢，影响他的速度，非让我上车不可。但坐在车上，看着一位白头发老人蹬车，怎么想怎么别扭，于是，我就同师傅商量，请他上来，我过去蹬车。

老师傅不相信我会蹬三轮，但架不住我再三要求，就答应了。刚开始，我还担心好几年没骑了，是不是忘了。其实这种技术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只要学会了，想忘都忘不了。于是，我们俩轮流蹬车，轮流坐车，其结果是他省力了，我安心了，而且速度也加快了。

这就是我三轮车理论转化成生产力的唯一成果，好像不能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相提并论。 （作者：徐振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