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冬天，我们部队在浙江富阳招了一批兵，计划120人，实际招收128人。多出来的8个都是女兵，是参谋长临时在电话上下达的名额，决定当接线员用的。按照规定，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做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因为这些人入伍前都是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的，所以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那批兵当中，我们审出了两个有问题的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脚板的问题：这个人的脚板是平的，俗话叫“鸭脚板”。据说这种脚板行军超不过五公里就会撕开来地痛，而部队拉练常常一天要走几十公里。显然，这个人是不适合当兵的，要退。女的问题更大，往大的说，是作风问题，小的说，是处女膜的问题：她处女膜是破的。处女膜一般是不会破的。处女膜一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破。她才十九岁，没有结婚（这是肯定的），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她自己说的），那么处女膜怎么会破？看来，她在表上填的和嘴上说的都有问题。这个问题比作风问题还大，是欺骗组织的问题。欺骗组织，就是对组织、对党、对人民不忠诚。总之，她的问题比鸭脚板的问题要大得多，大到了简直吓人的地步。那个年代，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神经都很脆弱，而且还绷得紧紧的，风吹一下都可能拦腰而断，不要说还有女军医铁的证词。如实说，女军医在体检表格上没有填写“破鞋”之词，但在向上口头汇报和下来言传时，都用了这个词：破鞋。这个词好像是个禁果，一般情况下是上不了嘴的，但一旦有了上嘴的机会，谁都不会放弃，谁都会坚决而反复地使用它。
　　
　　破鞋！
　　
　　有人是破鞋。
　　
　　她是破鞋！
　　
　　都知道，部队是最讲究纪律和作风的，一个女兵，领章帽徽都还没有戴，就被发现是“破鞋”，当然要作严肃处理。怎么处理？老规矩，退回原籍，也就是哪里来回哪里去。男的女的一并退。鸭脚板都要退，更不要说是破鞋。谁去退？领导安排我去，当时我在司令部当军务科长，招兵退兵都是我职责内的事。就这样，我带着“鸭脚板”和“破鞋”来到他们的家乡，浙江富阳。这里离著名的杭州只有几十公里，作为一个北方人，江南秀丽的景色着实令我开了眼界。
　　
　　按说，我的工作只要把人移交给当地人武部，并向他们道明退的原因和证据，就没我的事啦。怎么把人进一步退下去，退回单位，或者村上，进而退回双方家中，那是人武部门的事，不是我的。没我的事，自然可以走人。事实上，新兵在不戴领章帽徽之前，都还是人武部门的人，出了事情，由他们来解决是名正言顺的。就是说，我只要把人交到人武部，即可拔腿走掉。我后来想，如果我当时交了人就走，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起码成不了我的事。我人在路上，没人联系得上我，有事想跟我有关都关不上，然后部队一定会另派他人来处理后事。但是我一路上着实对江南如梦的景色着了迷，说是冬天了，可满世界还是一片绿，绿树绿草绿水的，可谓山青青水秀秀，对我而言，像是上了天。到人武部后又听说，闻名遐迩的美丽的富春江就在他们人武部小院的咫尺之外。我自小是看《富春江画报》长大的，富春江像我童年的一件不忘事，横亘在心，如今到了它身边，岂肯擦肩而过？我甚至想，即使他们人武部不安排我游富春江，我也要私游一趟。更何况，我把心意略微一表，人武部部长即心领神会，爽快地指定了专人，要他陪我一饱富春江的美色。这当然是来日的事了。当晚，我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筑在紧挨富春江的鹳山上，夜里，我在富春江上传来的幽幽的风声中安然入睡，感觉像是睡在了童年的美好中。
　　
　　第二天早上，专人到招待所陪我吃早饭，我们准备吃罢早饭，赶九点钟的轮船，先是溯江而上，到东梓关后，上岸吃个午饭，然后再搭船顺江而下。专人说，这一段江面是富春江上最秀丽的，江面弯曲有度，时而阔绰，时而狭长，两岸丘陵绵绵，好看得很。专人显然多次走过这段江面，熟透了一路景况，介绍起来像个导游，不思索，不停顿，口若悬河，侃侃而谈，听得我脚底都发烫了。船是从杭州上来的，码头就在鹳山脚下，由招待所过去，要不了五分钟。专人说，轮船靠码头时要鸣笛，汽笛声又长又响，比高音喇叭还响，全县城都听得到，我们过去近，等听到笛声后再动身也来得及。但我因为心急，还是提前十分钟出发，到码头上，连售票员都还没上班，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人，站在售票窗口前，等着售票员开窗售票。我们是带着一纸免票公文的，所以无需排队买票。专人说，没有十分钟轮船来不了的，于是带我沿江漫步起来，事实上是又走回到了鹳山脚下，在一座临江的八角凉亭里坐下来闲聊。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我住的招待所，还可以看到无边的江面。这一带的江面十分辽远，早晨的阳光又似乎将它照得更加辽远，一望无垠，跟海似的。从理论上说，无垠的方向就是杭州。我的目光顺着江面伸着，望着，不一会儿，无际的江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闪烁着增大。专人看看表说，那应该就是我们要乘的轮船。于是，我们往回走去，走得还是十分闲散。因为，很明显，黑点要变成一艘轮船，要比我们回到码头更需要时间。
　　
　　回到码头，售票窗口前已聚着不少人，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带着红卫兵袖章，有一人还擎着一面不规则的红旗，好像有什么革命活动。我和专人一身军装引起了他们重视，都回头来观我们，有的还朝我们挥手，多数人在交头接耳。我象征性地向他们点个头，心里在想，可不能跟他们热乎上了，否则一路上我的时间只够跟他们说话，无暇赏景了。以前，我有这方面的体会，到一个风景点，本是去看风景的，结果被一些热爱解放军的同志当了风景看，又看又说，风景都看不成。尤其碰到青年学生更是这样，他们几乎都满怀当兵的理想，把每一个穿军装的同志都当做接近理想的目标来看待，刻意地与你攀谈。如果可能，我愿意作这种攀谈，但今天我更愿意与富春江交流。这也许是我这一生中唯一的机会，我不想随便错过了。于是，我有意引专人往后边绕去，这样与学生们拉开了一定距离。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吉普车朝我们驶来，最后停靠在我们身边。车上的人下来对我们说，出事了，要我们马上回去。我们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是死人了。
　　
　　死的人跟我有关，就是我遣送回来的“破鞋”。
　　
　　是服毒自尽的，喝了半瓶农药，据说是敌敌畏。那玩意儿是农药中的剧毒，医生（就是那个检查处女膜的女军医）说，人喝个一小口，在半个小时内发现可能还有救，过了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她喝了半瓶，又过了大半夜才发现，天皇老子都救不了了。她父亲说，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时间吃的药，但十二点多钟他家老大查完夜哨回来时，她还是好的，一个人坐在堂前屋里，虽然看起来怪痛苦的，但也不是说痛苦得会自杀。老大是村里的民兵排长，这些天正好轮到他查夜哨，他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还劝她去睡觉，但她没理会他。老大说，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跟个死鬼似的。然后半夜里，她母亲朦朦胧胧听到楼下猪圈里好像有什么动静，两只猪也像是受了什么惊，在哼唧哼唧地叫。母亲本来想下楼去看看，但转眼又睡着了，还梦见自己去了猪圈，看没什么情况便睡得更踏实了。早上醒来，她忽然想起夜里的梦，便直奔猪圈去看，看到靠墙的一堆柴禾塌倒了，散了个满地，乱七八糟的，但两只猪都好好的，没有少一只，也不见有什么死伤，心里就宽松下来。她预备先带一把柴禾回去烧早饭，回头再来收拾它们，可在弯腰抱柴禾时，她发现柴火堆里裹着一件衣裳。她母亲说，那时节还很早，天才麻麻亮，她没有看出这是件什么衣裳，是谁的，只是想衣裳裹在这里面，万一当柴禾烧了多可惜，就去捡这衣裳。这一捡，叫她猛吓一跳，因为她摸到了一个冰凉的身体……
　　
　　这是三个小时前的事情，现在这具冰凉的身体——尸体——已经从柴禾堆里挖出来，被她的亲人哭闹着送到了人武部，撂在进门的过道上。我是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在战场上什么样的尸体都见过，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战友的，敌人的，美国人的，越南人的，缺胳膊的，丢脑袋的，瞪着眼的，伸着舌头的。总之，尸体我没少见过，这也算是我的一笔财富，起码不会被一具尸体吓倒。但是，当我在过道上看到这具尸体时，还是倒抽了一口冷气。首先，这不像一具尸体。我见过的尸体都是躺着的，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地上，还是哪里，反正都是躺着的，手脚伸直，仰面平躺，即使一时不是这样躺的，马上也有人会帮助他们这样躺好。这也是死人的基本姿态，也是活人对死人的一种约定。可是，这个简单的约定她却没有得到，她说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挣扎，不愿像死人一样躺下去，想坐起来，拔腿离去。这怎么看得下去？我对在场的那么多活人如此慢待死者极为不满，气愤地拨开人墙，蹲下身，准备帮她躺好一点。以我的经验，死人都是听活人摆布的，即使有个别死者不太好摆布，也不是不能摆布，只是需要多一点耐心。但当我在摆弄她时，却发现我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她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又硬又冰冷，我按下去了上半身，下半身随之翘得更高，按下去了下半身，上半身又翘得更高，好像我在玩耍一块跷跷板似的。与此同时，我又发现这具尸体还有一个骇人之处，就是她脸上、手上、脖子、脚踝等裸露的地方，绵绵地透出一种阴森森的乌色，乌青乌青，而且以此可以想象整个人都是乌青的。我们走了一路，昨天才分的手，我当然有印象，她肤色本来是很白嫩的（这一带的姑娘皮肤都很白很嫩，也许是富春江的水养人吧），想不到一夜间，生变成了死，连白嫩的皮肉也变成了乌青，像这一夜她一直在用文火煮着，现在已经煮得烂熟，连颜色都变了，吃进了当归、黑豆等作料的颜色，变成了一种乌骨鸡的颜色。一具乌青的尸体并不比一具弓着的、想坐起来的尸体不让人感到瘆人。再仔细看，我还发现她的嘴角、鼻孔、耳朵等处都有成行的蜿蜒的污迹。据她父亲说，这是血迹，只是因为乌了身子，所以看起来不像血迹，像污垢。我马上想到一个词：七窍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