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移动加固定电话总数已逾10亿部，就连我这样年近古稀之人，都带着手机，用以向老伴请示在买菜时市场上黄瓜不新鲜改换什么；询问家里饭菜是否做好，或者是一旦把钥匙锁在屋里，马上给儿女打电话求援。

这种早年梦都梦不到的真事，让我想起早年因电话引发的一次事件：就因为打个电话，人家骂我像特务。

1969年初冬，我与一同事去北京出差归来，回返我当时工作的县城。

早晨8点，我们在吉林市下了火车，但从这里回单位所在地的火车却只有下午3点这么一趟，此外，再无任何交通工具。我们决定利用这几个小时吃点饭，再往单位打个电话，让家里人到车站接一下。从北京回来吗，一般都是大包小裹的。但那时打长途电话要到有权受理长途电话业务的地方，通过“113”，即长途台登记，然后经过较长时间地等待才能通话。至于这个“较长时间”究竟是多少，鬼才知道。有时可能是几分钟，而我在北京西单电报大楼给昆明打长途居然等过8个小时。

突然，我们想起我单位有位同事常年住在吉林市站前的“代代红旅店”，而且包了一个房间。如果我们能在旅店找到他，把东西放下，洗把脸，在旅店接待处登记个长途，在房间等着，等服务员一喊，就出来接电话，简直是太美了。

想到这，坐了一夜火车的疲劳马上就被这美妙的设想一扫而光，我俩提着行李大步流星地朝“代代红旅店”走去。

这是一排门窗都对着广场的平房，大约30多间。房子中间有个双扇对开大门。我们推门走进旅店，一眼就看见对着正门那面墙上挂着一条酱红色丝绒为地儿的匾额，上面用黄丝线绣着“为人民服务”5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匾额下面摆放着一尊毛主席半身石膏像。塑像座上刻着颂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按我的理解，服务单位挂这样的语录，既是对顾客的承诺，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我们先把东西放在地下，然后走到门厅右面，玻璃上写着“住宿登记处”的小窗户前。按旅社惯例，小窗户应当开着，即使是冬季为防寒关着，里面和外面的人也都能拉开。但这扇窗户我们来回拉了几下也没打开，于是，我的同伴就轻轻地敲起来。这时，从登记处隔壁房间走过来一个女人，她先是坐到小窗户下面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再费挺大劲站起来，把小窗户插销拔开，拉开窗户，抬起头问道：“住宿吗？没地方了。”

“不，不住宿，我们想找一下张耀。”同伴赶紧说明来意，随后很客气地提起我们那位同事的名字。

“不在。”服务员丢出来两个字。

“知不知道他是离开吉林回单位了，还是到市里办事去了？”我同伴是个老干部，当过高中教师，很有修养，所以，尽管里面的人带着不耐烦的表情，但他还是那幅有求于人的样子，弯着腰，把脸几乎贴在窗户上说话。

我理解他当时所以用这种姿势，是怕离远了，声音小人家听不见，声大了又怕人家嫌我们态度不好。

我同伴是个大个，又高又瘦，其特征是脖子特别长，为此很多人都叫他“长脖”。我所以介绍这一点，主要是说明他跟服务员说话时的造型是多不容易才设计出来的。然而他的努力丝毫没有让里面的女人感动。

“不知道。”费了这么大劲，只换得服务员多出一个字。

我看同伴的脖子扭得实在太累了，就把他推到一边，对服务员说：“你看有这么个事，给你添个麻烦，我们是张耀的同事，一个单位的，有工作证，你可以看看。我们想用一下你们电话，给单位打个长途，记张耀的账或是我们直接付钱都行。”

当时各个旅店都有给旅客要长途并结算话费的业务，所以我们的请求是额外，但也不是太过份的事。

“不行。”我说了这么多话，反倒把服务员说话的字数又弄少了一个。

“帮帮忙，我们刚从北京回来，拿了挺多东西，不然的话就不给你找麻烦了，让我们打一个吧。”就为这么点事，我觉得我们的话说的也够可以了。

“不行！”好在这回字数没减少，但随着这带鸡粪味的两个字，她把小窗户“砰”的一声关上了。

没办法，走吧。我们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可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同伴可能也从这几个字当中获得了一种激情，于是就冲着小窗大声喊道：“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里面的女人没听清他说什么，可能以为我们在骂她，赶紧把小窗户拉开，不是好声地问我同伴：“你说什么？”

“我说你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同伴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我知道你们是不是人民哪？”女服务员从阶级斗争的角度，为自己的服务态度找到了理论根据。

我听她这么讲话，知道电话肯定是打不成了，就冲着这个年纪不大，却十分刁蛮的女人说：“你看我们不像人民像什么？”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女人脱口就说：“我看你们像特务。”

刚才已经介绍了，我那个同伴又高又瘦，脖子特长，是没什么长相。我那时比他还瘦，长的比他还难看。可怎么能看出我们像特务呢？再说那特务是从长相就能看出来的吗？这不分明是骂人吗？

既然电话打不成了，何苦挨她的骂。想到这，我回骂了她一句，但知道此言一出，她肯定还会骂我们，于是拉着同伴就往外跑。我的想法是不管她骂什么，听不见就算我们赢了。没想到这个女人根本不还嘴，而是站起身来，从门旁的炉子上拿起炉钩子，推开门就冲我们来了。幸亏她出来的那扇门在登记处的另一侧，是直通走廊的，所以等她从那边绕过来，我俩已经落荒而逃。但这个泼妇也不管人多人少，不管对单位的影响，一边追一边骂，把我们撵出100多米，直到实在撵不上了，还站在那儿骂了好一阵子才回去。

这时站前广场上有很多旅客，看见一个女的拿个炉钩子把两个背包的男人打得直跑，都觉得挺好笑，有的还过来问我们怎么回事。

还好，幸亏那时没有“110”，否则肯定被抓住，旦后果不堪设想，因为她说我俩像特务。

现在想起来，这不过是那个“突出政治”年代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但每次想到这件事，我都摸摸腰间的手机，觉得这玩意儿真好。（作者：徐振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