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的活儿全在这腰上。父亲对我说完这句话，扭头看了看脸色红红的母亲，挤了挤眼睛，然后得意地举起了头。
　　
　　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们正在刨地——应该是他们，那时我还没有本事把头举起来。但是，我信服了父亲的这句话。你看啊，父亲在掌心吐一口唾液，抹一把，两只大手掌一前一后，紧紧抓住把，高高地挥起亮闪闪的头，痛快地送进土地，随着胳膊上肌肉的收缩，一块巨大的土块被掀起来，“嘭”的一声砸碎，随后用头一番左送右拉，一片平整松软的新土就出现了，扑面而来淳厚新鲜的味道。整个过程，父亲不用大幅度地移动双脚，只靠左右扭动的腰和双臂的配合完成。年轻的父亲赤裸上身，汗水肆意流淌，他宽厚结实的后腰，闪动着黝黑的光芒，给了我快快长大的冲动。
　　
　　那个冬天，妹妹出生了。父亲对母亲说：“我们有儿有女了，得离开这个大杂院，给孩子们一个新家。”那时，我们和多位叔伯婶娘的家庭有近二十口人，挤在一个院子里，杂乱而肮脏。因为玩具，因为食物，孩子们的争吵和脏话不绝于耳。母亲是一个没有太多言语的女人，她听父亲的。
　　
　　父亲说做就做，先跑到大队支书那里，软磨硬泡地要来了宅基地。当他准备进山放炮采石的时候，因为和邻居一起伐树，砸伤了腰，造成骨折，在床上躺了一个冬天。
　　
　　养好伤后的那年冬天，父亲钻进村后的大山，找到一个避风的山脚，放炮开山，准备盖房子的石料。我经常看到父亲弯腰屈膝、挥锤采石的情景，他的动作简单而干脆，单调的锤声迎合着肆虐的风声。父亲上身穿一件单衣，高挽着袖子。每炸开几块石头，父亲就一块块地抱起来送到坑外的缓坡上。我曾经触摸过那些巨大的石块，冰冷和坚硬毫不客气地粘掉了我指尖的嫩皮。新年的鞭炮声响起来时，父亲已攒够了三间屋的石料。细心的父亲把石灰水洒在石堆上，以防被人搬走，然后回家过年。
　　
　　正月初九，父亲焚香烧纸，放一挂鞭炮，修理了那辆赖以载重的木架子车，哼着谁也听不清的小调，走进了大山。他要把那些石料搬到新的宅基地里。父亲高大魁梧的身体，坚定有力的脚步声、刹车的吱吱声和粗重的喘息声，赶走了田野的寂寥。父亲脸上的汗水冻成冰碴，手上的伤口一次次裂开，父亲浑然不觉，他周身散发出无法抵挡的快乐。
　　
　　石料搬回来了，趁着地面没化冻，父亲把年前从猪圈里清理出来的粪肥运到地里，然后请来石匠、木匠，开始盖新屋。新屋落成后的一个早上，我看到父亲面对新屋默默抽烟的身影。我对他说：“爹，你的腰弯了。”父亲回过头来，灿烂地一笑：“没事，吃了你娘在这儿摊的煎饼，很快就会好的，哈哈。”那是1987年的春天，我上学了。
　　
　　我读高一那年，妹妹读小学。父亲对母亲说：“孩子们的学费贵，咱们收入少，我买辆二手拖拉机，忙完农活儿，到外村转转，用挂面、小米换红薯卖，抓挠几个钱，供孩子读书用。”
　　
　　车买回来了，父亲学开车，父亲进货，父亲下乡了。周六或者假期，父亲让我跟他下乡，说是锻炼锻炼。那时我已经十六岁，胳膊腿明显粗壮，很有些男人的样子了。每天换来的地瓜干都用麻袋装好，一麻袋一百斤。生意好时，一天有二十多麻袋。最累人的是往车上扛麻袋。当我挺腰憋气把一个麻袋甩到背上时，却被父亲拽下来，说没经过锻炼别伤了腰。让我不安的是，我感觉到了父亲的衰老。一开始，父亲双手抱着麻袋往车里放。麻袋越垛越高，就让我和他抬着往上扔。再高一点，父亲让我帮他放到背上，踩着垫板往车上扛。好几次，看到父亲左右踉跄的脚步和他在垫板上前后摇晃的身体，我被吓出一身冷汗。父亲擦着汗，沉重地喘息着，对我苦笑：“年轻时，抓起来就扔到背上了。”然后叹口气。
　　
　　父亲走街串巷，一干就是六年，直到我参加工作一年后，坚决让他停下来。他挣的钱供我和妹妹读完了大学。
　　
　　我知道，忙忙碌碌的父亲慢慢老了。当我毫不费力地扛起那个麻袋时，我感觉到了父亲躲闪的目光。
　　
　　2005年春天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单位忙活，意外地接到了父亲的电话。平常父亲都是打电话到家里，和我儿子拉呱逗乐，电话打到单位，还是第一次。父亲叫着我的乳名，声音缓慢迟疑，似乎正强忍痛苦，他说：“我最近腰痛得特别厉害，不敢弯腰干活儿，夜里痛得睡不着，想到县城的医院去看看，我自己去怕找不着头绪，你能不能和我去一趟？”妹妹远在另一个城市，自然我必须去。工作十年了，父亲还是第一次向我提要求。但那几天实在脱不开身，我就和父亲约好时间，让孩子妈妈陪他去，恰好一个同学在县医院，也放心。电话里父亲迟疑了一下，说：“好吧。”
　　
　　那天妻子回来时，我正和儿子吃中午饭。妻子说：“咱爸的腰病很厉害，原来的骨折未完全愈合，还有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你怎么没和我说过他骨折的事？”
　　
　　我一下僵在了那里。
　　
　　“他不肯到咱家来。我坐上车的时候，咱爸还站在售票处的一边，我看见他拿着那张CT片子，掩着脸哭了。”
　　
　　我放下馒头跑到阳台上。
　　
　　客厅里，儿子在问他妈妈：“爷爷哭啥？妈妈，爸爸怎么也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