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外国文艺》

　　本篇《空间》于2006年6月5日发表在《纽约客》杂志上，以女性的爱情、婚姻、日常生活为视角，反映女性自我成长的主题。本篇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丈夫阴影下的小镇妇女，因为一段平常的同性交往，引来丈夫的无端猜疑和残忍报复。巨大刺激和痛苦使她行尸走肉似地活着。同样饱受煎熬的丈夫在有关异度空间的冥想之中获得了解脱。女主人公受到启发，个体意识有所觉醒。后来在一场车祸中，她帮助挽救了一名还未成年的年轻司机的生命，在将一己之爱投射于外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异度空间，摆脱了依附，实现了真正的自我救赎。- 译者

 

 

　　多丽要乘三趟车才能到达所里：先坐到金卡丁，倒车去伦敦(译注：这里提到的金卡丁市、伦敦市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两座城市。)，再在伦敦换乘市郊车。她周日早晨9点出发，中间倒车等车，直到下午两点才走完100余英里的路。上车坐，下车还坐，她倒也不在意。平常工作，坐着的机会不多。

　　她是凯富宾馆的一名客房服务员，职责就是打扫卫生间、铺床、吸尘、擦镜子。她喜欢这工作，忙起来让她没工夫胡思乱想，晚上累得倒头便睡。有些和她一起干活的人喜欢添油加醋，把工作说得又脏又累，让你听得头皮发麻。多丽自己倒很少碰上乱得跟猪窝似的房间。这些比她年长的女人都怂恿她往上爬，劝她趁着年轻漂亮学点技能，找个坐办公室的事。但她对现状心满意足。她不想跟人打交道。

　　和她一起干活的人都不知道她的经历。也可能知道而不提。报纸上登过她的照片，用的是他给她和三个孩子一起拍的那张。照片上，她怀里抱着新生儿迪米特里，两边分别是望着镜头的芭芭拉·安和萨沙。那时她有一头波浪式的褐色长发，自来卷，颜色也是天生的，很讨他喜欢。她脸上是温婉、娇羞的神情，却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多半是因为她这模样让他高兴。

　　那件事之后，她把头发剪了，做了漂染，又用发胶把头发直竖起来。她身材瘦了许多，名字也改用了中名“弗勒”。他们给她找的这个差事，工作地点在一个小镇上，离她原来的住处相去甚远。

　　这是她第三次去所里了。前两次，他拒不见面。如果这次他还不肯见她，她就打算放弃了。即便见了，一段时间内她也可能不再来了。她不想把事情做过头了。她心里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的打算。

　　在第一趟车上，她的心情还算平静，车走一路，她看了一路风景。她在海边长大，那里春天总是如期而至，但在这儿，冬夏之间几乎没有过渡。一个月前才下过雪，可现在已经热得可以打赤膊。田里的片片水洼明晃晃得刺眼，阳光从枯枝之间直泻而下。

　　换到第二趟车上后，她开始变得神经质，心里不住打鼓，生怕哪个女人和自己目的地一致。车上清一色的女人，大都穿戴整齐，或许是希望被当成去教堂做礼拜的吧。从打扮上看，上岁数的人去的教堂比较老派、正统，裙装、长统袜、帽子是必须的装束；年轻点的可能属于相对开放的教派，裤装、花头巾、耳环、莲蓬头，全都随意。细眼看去，某些着裤装的女人其实年纪也不轻了。

　　多丽的打扮自成一派。工作这一年半载，她没给自己买过一件新衣。上班穿工服，下班就是一身牛仔服。她早就舍去化妆的麻烦了，那时不化，因为他不许，现在没他管了，她也不化。她一头直立的金发和瘦削的素面不太协调，可她全不以为意。

　　到第三趟车上，她找了个靠窗的座位。为了使自己平静下来，她开始辨认各种标牌——广告牌、路标。她不想让脑子闲着，便玩起组词游戏：把随便看见的某个词拆开，然后尽可能多地组成新词。比如，“咖啡”，可以拼成“咖啡因”，“吗啡”，还有“咖喱”等新词；“馆”能组成“宾馆”、“理发馆”、“博物馆”，对了，“下馆子”。出城的沿路到处是广告牌、大型商场、停车场，甚至连房顶上都系着推销商品的气球，找几个词并不难。

　　多丽上两次去见他，都没有告诉桑兹太太，这次也不想说。她每周一下午与桑兹太太见面，桑兹太太鼓励她要好好生活下去，但也总是说，慢慢来，有些事急不得。她夸赞多丽做得很好，正一点点找回自我。

　　“我知道这些车轱辘话让人腻味得要死，”她说。“但理儿不差。”

　　听到自己嘴里冒出“死”这个字，她感到尴尬，好在没有为它道歉，那样反而越抹越黑。

　　7年前，多丽16岁，每天下学后都到医院探望母亲。她母亲刚做了个脊柱手术，正在恢复。医生说病情严重，但不至于危及生命。劳埃德是名护理员。他虽比多丽的母亲年轻几岁，却和她一样，是个老嬉皮。一有空，他就过来和她闲扯，聊起陈年旧事，他们去过的音乐会、游行示威，他们认识的那些愤怒青年，还有阖药后神志恍惚的臭事。

　　劳埃德喜欢开玩笑，做事沉稳，在病人中颇有人缘。他长得肩宽体壮，言谈举止透着坚定、果断，有时会被误认为医生。(他倒不是乐于被人误会，相反，他觉得好多药都是骗人的，不少医生都是混蛋。)他皮肤红润敏感，头发金黄，双目炯炯有神。

　　他在电梯里吻了多丽，说她是沙漠里的玫瑰。然后又自嘲地说：“这话没一点新意吧？”

　　“你是个诗人，自己还不知道，”她这样说出于礼貌。

　　一个晚上，多丽的母亲突然死于血管栓塞。母亲的很多女友都表示要接多丽去住，她在她们中一人家里过了一段时间，心里却巴不得与她的新朋友劳埃德在一起。下个生日来临之前，她怀孕了，然后他们就结了婚。劳埃德以前没结过婚，却至少有过两个孩子。孩子们的下落他不清楚，这时候大概都该长成大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人生哲学发生了变化，他现在向往婚姻和稳定的生活，反对节育。他和多丽生活在赛谢尔特半岛上，近来却觉得这里低头抬头到处都是熟人，旧时伙伴啦，往日情人啦，陷在过去的生活里，令他不胜其烦。不久，他们从地图上相中了一个叫米尔德梅的小镇，两人便从西到东来了个大搬家。他们没有住到镇上，而是在乡下租了块地方。劳埃德在一家冰淇淋厂找了个活。他们还开垦出一片花园。劳埃德在园艺上是把好手，不仅如此，做木工活、摆弄烧劈柴的火炉、修车，没有一样拿不起来的。

　　然后他们有了萨沙。

　　“这很自然，”桑兹太太说。

　　“是吗？”多丽答道。

　　多丽总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张直背椅里。沙发上蒙着鲜花图案的座套，配了靠垫，她却从来不坐。桑兹太太把自己的椅子拉到桌子一侧，这样，她们说起话来中间不会隔着障碍。

　　“我其实一直希望你这么做，”她说。“换了我，大概也会这么做。”

　　刚与多丽接触的时候，桑兹太太不会说这话。就是一年前，她也会谨慎得多。她了解多丽当时的心情，多丽绝不相信有谁能设身处地为她着想，但凡是活着的人。现在，多丽明白，别人低声下气做出这种表示，是对她的体贴。桑兹太太看得出来。

　　亮，做事慢条斯理。年纪也不算太老。她和多丽的母亲差不多岁数，但看样子不像是当过嬉皮。她头发灰白，减成短发，某侧脸颊上长了一块胎记。她穿平底鞋、花上衣和宽脚裤。她的上衣即便花花绿绿，也让人看不出她对穿着有多在意，倒更像是有人曾提醒她注意打扮，她便听话地到商店挑了几件自觉差不离的衣服。好在她和蔼可亲，又总是办事公允、一丝不苟，那些花枝招展的衣服虽嫌唐突冒犯、不合时宜，却也不那么惹人嫌了。

　　“其实，前两次我根本没见着他，”多丽说。“他不肯出来见我。”

　　“但这次他出来了？出来见你了？”

　　“出来了。但我几乎认不出他了。”

　　“显老了？”

　　“可能吧。可能瘦了点。还有那衣服，那制服。我从没见他穿过那样的衣服。”

　　“他从前不是当过护工吗？”

　　“那不一样。”

　　“他看上去变了个人？”

　　“也不是。”多丽咬住上唇，思索到底有什么不同。他一直在发呆。她以前从没见过他象那样发呆。他似乎连该不该在她对面坐下都拿不准。她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干嘛不坐？”而他说，“行吗？”

　　“他看上去好象丢了魂似的，”她说。“他们是不是给他吃了什么药？”

　　“也许为了让他安定下来吧。不过，我不知道。你们谈了

　　什么吗？”

　　多丽闹不清那能不能叫谈了。她问了一些稀松平常的问题。感觉怎么样？(还行。)吃得饱吗？(差不离。)要想散步的话，有地儿去吗？(有，但有人看着。那大概算个散步的地儿吧。大概可以管那叫散步吧。)

　　她说：“你该呼吸点新鲜空气。”

　　他说：“是啊。”

　　她差点问他是不是交到朋友。那口吻就像问小孩子学校怎么样，如果孩子去学校上学的话。

　　“我明白。我明白。”桑兹太太边说边用胳膊肘把摆在桌上的面巾盒向前推了推。多丽用不着面巾，她眼里没有眼泪，胃里却翻江倒海。

　　桑兹太太默不作声，她世故通达，明白此时不该插话。

　　后来，就好像知道多丽接下去要问似的，劳埃德告诉她有个心理医生隔段时间就来一次。

　　“我告诉他，他在浪费时间，”劳埃德说。“我知道的不比他少。”

　　多丽觉得，只有这一次，他说话有点他自己的影子。

　　整个探视过程，她的心一直狂跳不已。她觉得自己快晕过去了，快死了。她斗争半天才把视线移到他身上，把这个又黑又瘦、畏畏缩缩、拒人千里之外、动作僵硬失调的男人印入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