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老想起一个地方：梅花村。梅花村在离广州很远的地方，靠近潮阳棉城，在大北山对面的一个坡上，跟大北山对望，中间是广汕公路，靠村一头是稻田，四、五月，稻田青悠悠的，在阳光里，披露一些故乡的味道。靠山一头是梅花石场，一条土路连着广汕公路。土路在斜坡上，路脊背突起，青石子白石子粒粒可数。路两侧被拖拉机车轮碾出了深沟。路两边有稀疏的荔枝树，病态，叶子耷拉着在赶往死亡的路上，其间青草和苦艾繁盛茂密不可落脚。草里有一座梅花农场废弃的平房，石场拿来做了宿舍。直往上，到山前，往右上一狭长的窄坡，就是梅花石场。石场的正面依山砌有两丈高的平台，安装粉碎机。百十斤的石头扔进粉碎机的铁嘴，一阵嘎嘣嘎嘣的声响后，棱角分明的石块成为二指大的碎石，从铁皮槽里溜下来，装进在下边的拖拉机车厢。风钻的气压机和发动机等设备，搁在离粉碎机两三米远的一个小铁皮屋里。铁皮屋朝公路两边都敞着口，无遮无拦。放炮的时候，石场的工人就从炮口跑进小屋子躲着，听炮响，看满天的石头像鸟儿一样飞。

　　这里的工人有来自梅州的客家人，潮阳的本地人，也有来自福建龙岩乡村的，还有来自贵州、四川、安徽的民工。石场领班是个装了假眼的客家人，负责点炮。估计他的假眼，也是拜飞溅的碎石所赐。在石场里，可以看见他带着助手抱着风机钻炮眼，风机发出阵阵“哗哗——呜”的声音，石粉从钻头那里迸出，一个炮眼打出来，头发、眉毛、鼻子里的毛、衣领上，都挂满白色的石粉。他并不在乎，只要许可，还闲出一只手趁机点上一支烟叼在嘴上，大声呵斥自己的助手，说他没力，昨晚打“手枪”了。他的助手那个年轻的后生听了骂，也笑着，估计已习惯了听领班这样的训斥。在他们的身后，是一班锤手，用铁锤将石头改小。这也是体力活，每天抡几千次八磅锤、十六磅锤，将抱不动的大石头改成可以抱动的石头。

　　这些人中有中年人，也有年轻人，都清一色男人。在五月的阳光里，穿着被汗水打湿过无数次结碱无数次已硬得像盔甲的上衣，随着铁锤而仰起和俯下身子。那前倾的姿势，让人想起雕像。他们的皮肤黑里透着紫，像用黑漆渲染过的铜。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就是他们跟山的交流。山因为他们而坍塌，他们因为山而生存。山给了他们姿势，他们给山灵魂。没有他们，这山，像下面坡上的荒地，是断然无人理的了，更不会聚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壮男人。

　　我当时在他们的旁边，是石场唯一的湖南人。

　　我是阿刚介绍来的，阿刚是贵州人。

　　我们负责清理现场，把放炮轰下来的土块装车运走。两个人装一车，拖拉机司机就给每人发一个游戏机币，下班拿去老板那里数，一个游戏机币代表人民币两元。土块多，来的拖拉机多，我们口袋里换得的游戏机币也多。最多的一天，我和阿刚合装了六十多车，赚了石场120多块。有了钱，阿刚就会买一包好一点的烟，向有自行车的本地人借了自行车，到和平镇去看老乡。我无处可去，也不想去领班的房里看电视，就一个人窝在床上，就着15瓦的白炽灯看从旧书摊淘来的《郁达夫选集》。看得眼花了，就放下蚊帐，昏昏睡去。睡觉中听见有人语，醒过来，是阿刚和一个陌生青年，在用贵州话交谈着。估计这青年刚从家乡出来，还没找到事做，阿刚把他带了来，明天问老板，是否可以给一个事做。

　　我虽是阿刚介绍来的，但我跟他并没有多少交情，我不喜欢他的话把，他跟人说话，张嘴就先来一句“你妈X”的贵州土话。潮州人或许一时听不太懂，而湖南人却是能听明白的。或许阿刚无心骂人，但吃饭的时候，开口一句“你妈X，吃饭”，吃完饭了又来一句“你妈X把我的碗也洗一把”，去上工了还来一句“你妈X干活路了”。随时随地，只要他在，就能听见他的一句“你妈X”的脏话。因为他，我几乎都怀疑起所有贵州人的素质来了。阿刚见我枕头脑边放着书，说：你妈X还是去大城市，这里是我们的。他还没说完这话，我就想揍他。

　　石场里只要两个人装泥土，阿刚的老乡来，那只有我离开。虽然我讨厌阿刚，但一旦离开石场，我又没了吃饭的地方，也是一件很让人心惶惶的事。终于可以不再听阿刚那句“你妈X”的口头禅，觉得也是一种解脱。离开的时候，阿刚递给我一只烟，说“你妈X个人走了，我不送你了，找到好事莫忘了我”。我扔了他的烟，说“你妈X以后别开口就你妈X啦”。他怔了怔，说：又不是骂人。我不再跟他说话，怕他一出口有来一句“你妈X”。

　　离开石场后，我在双凤工业区找了一个活，呆了下来。这里也有贵州人，我也见过两次阿刚。一次是他送一个女孩来，一次是来闲逛，还给我散了烟，开口一句“你妈X到这里找到事了?恭喜你啊。”我不答他，点了烟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