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８月，我中学毕业后，到浙江建德大洲公社金村插队落户。

　　当时大洲还没有通车，汽车将我们送到梅城的下涯埠就开走了。此时，站路旁的两个公社干部带着几个农民迎了上来，将我们行李装上独轮车。我们并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便问：“还有多远？”一个农民说：“有三十里地。”沿着溪边一条卵石小路，两旁是高耸入云的大山。我们跟在独轮车后面，慢悠悠地往大山深处走去。经过城里“文革”惊心动魄的喧嚣：乡下仿佛有几分清静感。

　　在金村，我着实当了三年农民。有一次，乡村学校的一位老师病倒了。据说，他家的负担太重，长期营养不良而积劳成疾。学校需要安排一个人代课，管知青的刘大伯便说：“还是小龚去吧，他人老实。”　随意的一句话，或许就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以后，凡“村小”有事，　大队便安排我去代课，我一时成了随叫随到的“替补老师”。

　　一次，梅城评“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大队支书识字不多，村小老师向有捉刀义务，我代写了一篇报告。现在想起来，那篇总结大致是这样的：金村干部和贫下中农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着作，认识到保护森林资源的重要性。村子虽地处偏僻，但是森林资源丰富。村民在党支部领导下，依靠集体力量，一边砍伐树木，一边开荒种地植树造林，造福于子孙后代云云。未料，此报告送上后竟得到好评，金村被评上了“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

　　大洲是全县最偏僻的几个公社之一，翻过岭便是邻县淳安。金村也是一个远离城镇的自然村，自古至今都没有被县官重视过。这一次总算给了村干部们一次大大的“露脸”机会，村民对我不由刮目相看。未久，凑巧有个“代课转民办教师”的指标，尽管当时也有几个“村干部子女”眼红，也有别的知青在领导那里咕咕噜噜的说：“他是黑六类子女，反而有照顾。”云云。但是，我还是顺理成章地成了正式“民办老师”。

　　所谓民办教师，又称“民办公助”，一个很奇特的位置，当时乡下学校却相当普遍。月薪２８元，一半工资由国家拨给，另有一半由生产大队在集体资金中补助。

　　对于附近村庄来说，金村是一个大村落，小学一至三年级为“复式班”。所说的“复式班”，也就是一个班有三个年级。教室里，学生按年级分别坐成三排，只有一位老师。老师先给一年级讲课，布置做作业；然后再给二年级讲课，　三年级学生在外面活动，这样三个年级的学生轮番交替授课、做作业、课外活动。不过，等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学生便要分班。因邻村几个复式班的学生到了四年级，都要转到金村来上课。

　　这是一个看来很奇特的学校，但是，当时乡村学校中却相当普遍。除了一至三年级为复式班，四至五年级为单个成班级外，还有“初中戴帽班”。所谓“戴帽班”，也就是除了小学之外，还要加上二个初中年级的班级。我那几年在初中班教语文、史、地等科目。

　　现在想起来，乡下小朋友纯真朴素、天真，他们不像城里的学生那么“凶狠”，还是相当尊重的。不会如动不动就对教师说粗话、动手脚。坦率地说，那些年来我与他们相处的日子还真是蛮开心的，有几分“世外桃源”的感觉。后来，就要回城时，还真有几分留恋。

　　每天除上课外，春天，跟着小孩们到溪里去捉石斑鱼；秋后，到松树林里捡平菇；晚上，听听收音机排遣寂寞，慢慢地打发日子；寒暑假还可以回杭探亲。

　　虽然学校里有寒暑假，但是学期结束后，教师们都要集中到梅城去学习二十天左右，一般是研读中央文件，学习毛选，听领导作长篇报告。然后，参加“双抢”一个星期，双抢结束才准放人回家。这些“集中学习”、参加体力劳动等零零总总加起来，需要一个月上下。不过，在别的知青眼里，这样的待遇还真让人羡慕。

　　许多乡村老师把进城集中学习当作是一次“假期旅行”。毕竟常年呆在乡下，到城里去的机会不多。这样的学习，名正言顺，可以报销来回车费，还有免费的地方住，吃饭大家各自掏腰包，购买饭菜票，在食堂里集中吃。因而，老师们学习都很认真。

　　我们一般住在城里中、小学校的教室里（学生已经放假），虽是打地铺，或者将教室里的课桌拼起来做成一张张“床”。然后，拿出各自带来的铺盖。好在夏季天气热，行李不多，只要有蚊帐，拿把扇子驱赶蚊子，睡在教室地上还是蛮凉快的。但是，夏季的梅城不如山里来得凉快，有一段日子教室里实在热得不行，同行的一位老师实在热得喘不过气，想了一个法子，因教室是水泥地，他就在地上洒了几桶井水，然后，在地上铺了竹席。睡起来倒是相当凉爽。但是，学习时间日久天长，虽然有老师劝过他，这样对身子不好，但是他依仗年青、筋骨好，没有在意。后来，听说这位教师得了关节炎，影响到工作。

　　老师们每天上午学习毛选、中央文件、首长讲话，或者听取县、区领导的报告。大致上来说，所谓县区领导同志报告，内容多是从报上抄来的条条框框，作为教师，当时早早在广播、报纸上学得滚瓜烂熟。但是，我们仍学得相当认真。然后，领导们参照本县、区的一些实例，洋洋洒洒总要讲上大半天。下午，老师们分组学习讨论，谈学习毛选、中央文件、领导讲话的体会；然后，　进行“斗私批修”，晚上自由活动。开始和结束时，都有县区教育局的领导给我们作动员报告和总结。“分组讨论”时，领导一再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并且再三拍胸脯保证，“讲错”没关系，保证不会“扣帽子、抓辨子、打棍子”。虽然有领导的多次保证，但是，各位老师讲话仍然小心谨慎。在“批林批孔”，坦露“活思想”，狠斗“私心杂念”时，不少教师还是讲了一些内容的。

　　大致上来说，虽然老师们的年龄、背景各有差异，但是发言的内容大同小异，多数都是这样说的：在没有上学习班之前，自己在工作中有许多想法，还有不少旧观念、旧思想，有些问题想不通。但是，通过这次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听了领导的报告以后，政治思想觉悟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回去后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步署，努力学习毛主席的伟大思想，继续批林批孔，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在集中学习时，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一次老师集中梅城开会，经人介绍我与建德师范学校的一位老教师何玉聪相识了。那年，文革稍稍松懈，城镇学生批斗老师没有大城市那么狠。何老师虽遭受批斗，也只被剥夺了教书的权利，安排在学校图书室打杂。其实，当年图书室关闭，教学几乎处于停滞，何老师只是做一些勤杂工作。出乎意料的是，何老师与我一见如故，几次的交谈，居然成了忘年之交。他知道我父母是“摘帽右派”时，非但没有疏远我，反而说话没有什么顾忌了。

　　可以说，乡下的那些年，我从何老师那里获益菲浅。周六下午，学校放假，他竟让我溜进图书室看书。后来，我每次去梅城总要捧回一大包书。隔几周又去换一些书籍回来。晚上，一个人关在小房间里读“禁书”，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愉悦和快感。

　　一直到７８年大学恢复高考，我进入杭州大学。想来今天我的成绩，真的得益于何老师当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让我读了那么多的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