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的父亲是个有一米八个头的强壮的男子汉，干农活的好手。父亲读过书，会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记得每年过了腊月二十四，村子里的乡亲便夹了红纸，请父亲给他们写春联。春联的内容是那个时代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等等。然而，横批父亲一律写上“好日子”三个字。其实，父亲的好日子在现在看来很简单；造三间砖瓦房，有一间厢房，前后各一方院子，有猪圈，有鸡舍，屋后载上一大片竹子。父亲盼望过好日子，父亲用劳动来实现他的好日子，好日子是父亲一生的奢望。

　　那时，家里穷。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姊妹四人，一家八口，就靠父亲母亲在生产队里挣工分。生产队的农活总也忙不完。夏天播种插秧施肥，秋天收割犁田，冬春之季挑河挖坝出不完的民工。每天从天亮铃声响起一直到傍晚日落，累死累活一整天，父亲得１０分工，母亲得８分工，总计１８分工，不值一元钱。一家八口，除此之外，没有其它来源。这日子咋过？穷人主意多。父亲发动全家收鸡蛋。那时候，贩运鸡蛋属投机倒把行为，逮着了后果不堪设想。没办法，肚子饿着呢。每天傍晚，全家人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地出发了。他们分头到附近的村子上挨家挨户地收鸡蛋。那时候，养鸡受到严格控制，一晚上下来也只能收到一二百只。四五天下来，有了千多只时，就由父亲挑着，步行五十里到县称兑给人家，一趟也能赚四五块钱。天亮了还要赶回来出工。忙碌着，日子就好过多了，隔个十天半月，桌子上能见到一些荤腥。好日子似乎有了点眉目。

　　千不该，万不该，在这个时候父亲得罪了一个人。

　　秋收过后，队上开始分配稻子。稻子刚刚扬过，金灿灿的。分配稻子很有讲究，上风粒饱，下风粒瘪。队长当仁不让，上风尖处称好自家的稻子，后面的就要看跟队长的关系，凭他赏了。队上有个寡妇，人老实，又不会说多少话。队长就欺负她。那年月，粮食本来就不够吃，现在到好，有一半是瘪子，寡妇伤心地哭了。好凄凉。父亲看了，心中不忍，就和队长理论。父亲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换了是你，你又如何呢？也是队长平时作恶多端，大家群起而攻之。犯不起众怒，队长只好把稻子掺和起来重分。后来，队里传出风言风语，说父亲和那寡妇有男女关系。为此事，母亲和父亲大吵了一顿，母亲说，那么多人，咋就你会说话？一句话，噎得父亲百口难辩。其实，是队长想那寡妇心思，不成，就给小鞋穿，报复她。从此，父亲就和队长结下了冤仇。

　　队长岂能得罪？在一个深夜，突然来了一伙人，有队长，有民兵，还有市管会的。他们气势汹汹地闯进我家，翻呀找呀。三间土屋，巴掌大的地方，能藏的了什么？没多大工夫，他们就在屋后的草堆里搜出了一挑鸡蛋。于是，父亲被带到了市管会，继而进了学习班，两个月不准回家。乡下老百姓，没多大本事，只知道一个愁字。那两个月好象全是阴天。

　　父亲回来后，明显瘦了。他不停地咳嗽，痰中带血，从此父亲染上了肺结核病。奶奶问父亲：“他们打你了吗？”父亲摇摇头：“就是不停地挑大土，搬石头。”不知道是安慰奶奶，还是真的没打，继而就叹气：“他们咋不替我们想想，我们也要吃饭呀！”人怕狠，鬼怕恶，狗逼急了还跳墙呢。奶奶怒不可遏，顺手操起条扁担，象条疯了的母狗，颠着一双小脚，闯进了队长家。一扁担过去，劈哩啪啦；两扁担过去，稀哩哗啦；三扁担过去，队长背上正着。一声闷响，队长龇牙裂嘴，死了娘老子似的叫唤。若不是队长老婆泼了命地抱住奶奶，那天，队长的脑袋肯定开瓢。奶奶跺脚指着队长骂：“老娘今年活了六十九，锹打头顶响，黄土淹到嗓子了，死的着了！你抓我呀，枪毙我呀！”奶奶的三扁担颇有鲁提辖拳打郑关西的味道，打得痛快，打的淋漓！从此队长再也不敢欺负我们家了。

　　虽然如此，但这件事的后果是鸡蛋没收，两个月不给工分，贩鸡蛋的小生意做不成了。好日子才有点眉目又没了踪影。然而父亲的病却在加重，家穷，没钱治，求情又无门，不能怪亲朋，都穷。做吃山空绝对不行。父亲又在想主意。那时候，政府号召种向日葵，农村里葵花籽多，父亲又发动全家收葵花籽。也是傍晚出发半夜才归，收到一定数量，就由父亲挑到县城兑给人家。小生意做了一段时间，日子又有了起色。

　　一天深夜，母亲忽然听到轻微的敲门声，忙起床开门，只见父亲瘫坐在门前，索索地抖着。母亲忙将他扶进屋，借着微弱的灯光，见父亲嘴上涂满了血，胸前的衣襟上有大片的血迹。母亲吓傻了。原来，父亲挑着一担葵花籽途径三十里铺时——父亲从不走大路，大路上设卡，可今天大路小路都设了卡。一声站住，父亲就狂奔。那时，要钱不要命了。一百多斤重的担子压在肩上，还要像运动员似的百米冲刺。幸亏那帮家伙不习惯走夜路，否则父亲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脱的。奔了约有三里路，父亲就气喘如牛，嗓子眼一股发咸的东西直往上用，一张嘴，一股鲜血直射而出。父亲摔倒在地。

　　父亲再也不能干体力活了。躺在床上的父亲就指挥全家搓草绳编草鞋卖。父亲闲不住。父亲要用劳动实现他的好日子。

　　那一年的冬天，父亲没日没夜的咳嗽，大口大口地吐血，家里又没什么浆养，身体彻底的垮了。

　　临终时，我们跪在他面前。父亲躺在铺上，一米八的男子汉瘦的跟小老头一样。他呼息时而急促如风箱，时而缓慢如游丝。那是生命的最后的挣扎。突然，父亲睁大双眼，拼出了最后一丝力气，说：“我这一辈子，不好吃，不懒做，不赌不嫖，咋就过不上一天好日子呢？咋就过不上呢？”说完，眼睛苍凉地定格在他写的横批“好日子”上，大而无神，母亲伸手将他合上却不能。

　　那一年，父亲才四十九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