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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去我父亲的村庄。去那里是件挺不容易的事，先要到所属县城，再搭车到乡里，然后在乡间的砂石公路边上等待毫无规律可循、随时可能会来、也可能这一天都不来的拖拉机，前往那个叫中腰里的地方。
这种可以预期的艰难漫长的旅行，使得我父亲多年来都不曾下决心领我们去一次他自己的老家。也许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并没有这样的强烈愿望。如果在1987年的春节，不是姐夫正当其时地弄到了一辆吉普车，那么那趟老家之行或许依然不会成为现实。那么我将永远与我父亲的村庄失之交臂—在那之后的许多年里我一直盼望着能够再去一趟，包括现在我都这么想，但事实上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乡间的砂石公路到了尽头后，在狭窄的黄泥土路上颠簸了2个小时，吉普车在正午时进了村。我们先到了姑姑家。
姑姑是父亲在老家仅存的两个亲人之一，但多年来和我们家少有来往。她的景况一直艰难，但从未试图求助于父亲。
关于父亲和他的老家之间的过节，多年来我从父母口中隐隐约约有所觉察。这个漫长的故事大致是这样的：
父亲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农家，他五六岁时，因为家里太穷，他父母决定把他送给别人当养子。收养他的是村里一对没有生育子女的地主夫妇。所谓地主，也就是靠苦扒苦做置了几亩薄田的人家，平时过日子依然是节俭成性。幸运的是养父母对我父亲视如己出，尤其是养母，对我父亲十分疼爱。我父亲始终把养母没有活下来享到他的福引为人生最大的憾事。
“土改”开始后，养父母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某一天，他们双手的大拇指被麻绳拴起，然后被挂在房梁上吊打。当天夜里，这对夫妇双双跳到自家屋后的水塘溺死了。父亲那时还不能自立，转而去找亲生父母（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但祖父害怕这个血液已被“玷污”的儿子连累全家，不愿收容。那时祖父还有一个儿子，祖父觉得靠这个儿子养老就可以了。父亲转而投奔我姑姑—他的已出嫁的姐姐，但姑姑也没让他进门，姑姑盛了一碗米给他，然后在他面前关上了家门。
父亲能够免于饿死冻死，是因为赶上了征兵。本来这等好事是轮不到他这个地主阶级的狗崽子的，问题是那是1953年，村里乡里的干部都知道，这一批征兵的对象通通都是要开赴朝鲜战场的，于是他们慷慨地把这个机会给了父亲。父亲自知别无出路，报名时非常聪明地给自己加了3岁。
父亲侥幸活了下来，生儿育女。老家于他就像体内的一块结石，年深月久，永不溶化。时空的阻隔使最初的怨愤慢慢演变为生疏、隔阂、冷漠。
祖父寄托希望的那个儿子，在27岁那年因为一场不遂的恋爱自溺于井中，祖母忧伤过度早早去世，丢下祖父孑然一身。父亲数次提出将祖父接到身边奉养，祖父都坚决地拒绝了，宁愿在村子里当五保户，靠村人的接济苟活。每年母亲会给祖父寄一个大包裹，里面是按季节给他准备的一些衣服被褥，外加几百元钱。除此以外，似乎也无法为他做得更多。
对着我们这些犹如从天而降的客人，姑姑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双手在围裙上擦着，手足无措。然后就忙着杀鸡割肉，准备午饭。端上桌的一大海碗鸡肉根本嚼不动，因为时间仓促，也因为柴草对于姑姑都是匮乏的东西。
父亲领我们去的第二个地方是养父母的坟地。事实上坟地已无处可寻，他凭着记忆领我们到达的是一块菜地。在菜地中央，父亲跪下来，对着泥土磕了几个头，嘴里说着：“爷，娘，我把媳妇和孙子孙女都带来了。孩子都听话争气，有出息……你们要还活在世上能看到就好了……”他哽咽得说不下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我母亲经常责怪他是一个冷漠的人，“不懂感情的怪物”。
最后要去看望的是祖父。在一间低矮的黄泥土屋里，我见到一个即便佝偻着依然高大的老人，目光浑浊，牙齿被旱烟熏得焦黄，身上穿着母亲寄给他的棉袄、棉裤和解放鞋。
领我们进屋的村民大声地、接近喊叫般地跟他说：“你儿子带媳妇、孙子孙女看你来了！”祖父一副茫然懵懂的模样，显然不明白眼前发生的事情。村民又反复地跟他解释，然而，他好像怎么也无法明白涌进他屋里的这一大堆人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不认识我的父亲了！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泪水渐渐在眼眶里蓄积着。面前这个已无法指望和他有任何交流的老人，是我的祖父，我的第一次谋面的祖父。我们素不相识，而我的血脉却来自于他。无论我们本该有着怎样的关联，却永远不可能再重新认识，岁月将不再给予我和他这样的机会。这样的擦肩而过，仿佛比全然的隔绝还要令人感到悲怆。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相认的机会，这个老人的懵懂恍惚中竟然蕴含了如此浓烈的悲剧意味。
我们把带来的食品、衣服、钱交给他。村民们羡慕地望着，凑趣地感叹着祖父的福气，场面热热闹闹，却再也无法改变悲剧的本质。一个小时后我们准备离去了—我们不能留下，因为这里没有地方供我们这么多人吃住；而且，即便是父亲，也已经不再能忍受这里的生活，哪怕是一晚。
我向车门走去。几十步路中，我频频回头张望，张望留在身后的老人和他的小屋。就在这要离去的时刻，老人好像隐约意识到了这一群人和他的关系。他好像终于有点明白过来，跟在后面，随着我们一起往前走，看我们钻进车里，他停了下来。他明白自己是该留下的那一个。
我坐在车里最后一排，我的头一直向后扭着，眼睛一瞬都不肯放弃地注视着那个呆呆地站在车后、脸上挂着终于来临的依依不舍、缓慢迟疑地挥起手臂、刚刚有点明白却紧接着又被抛下的老人。再也忍不住奔涌而出的泪水，我放声痛哭起来。
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血缘不讲理的巨大力量，意识到这世上任谁也无法左右、无法割断的永恒存在。谁有勇气去裁决与评判亲情呢？无论怨恨还是隔绝都改变不了什么，它存在着，在那个我平生只去过一次的村庄里生生不息地延续着。
车子慢慢驶离村庄。在村口，我看到了四棵巨大古老的樟树。冠盖如云，树干有数人合围那么粗。在整个童年，父亲经常对我们提起村里的老樟树，说小时候他经常钻到中空的树洞中玩耍，对父亲村庄的想象从来就是与老樟树联系在一起的。一眼望去，绿树掩映下的村庄，真的一如父亲所述，美丽得像一曲田园牧歌。
［二］
我祖父与姑姑原本是有一个机会将自己从凄凉晚景中解救出来的，可惜，那个本该充当救世主的人拒绝了他的职责。
我姑姑的长子，比我大二十多岁的从未谋面的表哥，在当地是出息了的人物。他是当时少有的高中毕业的文化人，因为能写会算，能说会道，在上世纪70年代他已经是公社书记。按照中国的现实逻辑推演，他应该多少可以拉扯一下自己的家庭，使自己的母亲、外祖父在生存线上挣扎得不致太过凄惶。表哥从小学念到高中，均是由祖父供养，按照中国人的伦理观，表哥因此多多少少对祖父负有赡养的责任。
然而表哥并不愿意饮水思源。他后来对待姑姑、祖父，包括对待他自己弟弟妹妹的态度，让人想到一个逃亡者，拼尽全力要逃离他所出生的家庭，连回头张望一下都是不情愿的。他的仕途一直还算通达，后来当了县城某单位的局长。他的妻子据说是个精明厉害的女子，非常反感丈夫的农村亲戚；他有一儿一女，据说都已经考上大学。
完全可以想象出这个男人的生活图景：在单位担任领导工作，住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有妻有子，生活小康。他的背景是那一大堆嗷嗷待哺的农村穷亲戚构成的风景线，可他是多么愿意忽略掉它啊。
我相信他一定有他的难处。他的今天也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他珍惜自己的幸福生活。他的富足是相对的、有限的，分一杯羹给农村的亲人，就意味着自己的生活质量下降一点点。
除此以外，他曾经历过的乡村生活，那片土地上无边无际的苦难，带给他的是否还有一种心灵上的损伤，以致使他怨恨一切想把他重新拉回那种境地的人、事？
他宁愿漠视，漠视，忘记，忘记。如果要彻底地逃开，就要斩断一切可能的关联，甚至包括记忆。他每年给自己母亲100斤大米，这是他不得不尽的孝心量化后的数字；而且他不肯把这100斤大米送回乡下，每年，他要他的母亲或弟弟妹妹上城里来拿—如果他们不想放弃这100斤大米的话。他基本上不回家乡。那100斤大米，就是他跟自己出生的家庭最后的牵扯。他逃离的姿态是如此决绝，使得弟弟妹妹们从最初的抱怨迅速走向了绝望。他走了，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他。从此他是与他们无关的人，最好能够相忘于江湖。这一定是表哥所希望的。
那樟树环绕、田园牧歌般的村庄，就如同一片遭受诅咒的土地，本该亲密无间的亲情，却渗透了令人绝望的无情无义。这大概是生存真相之一种吧。长辈们当年对父亲的决绝，在多年后表哥对待他们的方式上重演了。乡村的孩子离开了乡村，以一种永不回头的决心。乡村注定要失去他们。
［三］
姑姑的二儿子卫东与我同龄，那次回乡我应该是见过他的，但现在已是毫无印象。他的妻子，我就更加无缘得见。
某一年冬天，我在办公室接到电话，得知卫东妻子的死讯。事实上，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电话里妈妈告诉我，卫东的妻子死了，喝农药自杀的。
卫东妻子刚嫁过来的时候，母亲见过她一次，说她有一张红苹果一般的俊秀脸蛋。七八年后我母亲再见到她时已不敢相认，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一个提前衰老的憔悴悲伤的农妇。
有一次采访刘震云，谈到他的小说《塔铺》中的一个细节：一个农村女孩子在割猪草的间隙掏出一面小镜子来照。他动情地重复着那个场景，说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动人的东西，因为，“农村女孩子，她们的青春总是特别短暂”。
不光如此，她们的生命，似乎也格外脆弱。犹如命悬一线，无论哪个方向的风，都可以让她们坠落。
卫东的妻子死了，在30岁刚刚出头的时候。自杀的直接原因是头天晚上，因为家务事和卫东拌了嘴，她说觉得累，家里又那么穷，生孩子落下的妇科病老不好，活着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卫东没有劝慰她，反而冲了她一句：“想死你就去死。”
第二天她照常下地，把地里该干的活干了，然后回家做饭。做好饭，她不动声色地灌下农药，把在别人家玩的孩子喊回家，揽到身前，叮嘱他们听话，好好念书。
吃晚饭的时候药性发作，家里人才知道她喝了药，这时候要救都来不及了。
一个与我同龄的女子，出生在贫瘠的红土地上，青春转瞬即逝，生活中除了劳作没有其他内容，而贫穷像一块巨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生活是如此枯燥，如此无望，令她倦于忍耐。
像刘震云反复谈论着那面镜子，我反复地在脑海中重现那个从未谋面的女子在生命最后一天的举动：下地干活，做饭，喝农药，与孩子诀别。没有呼天抢地，没有痛不欲生，没有悲伤，没有犹豫，这一天平静得像她生命中的任何一天。
泪水缓慢地蓄积着，把眼眶撑得饱胀而疼痛。然后它们一颗接一颗地滴落，硕大沉重，洇湿了苍白的稿纸。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而哭泣。为了那平静背后无边无际的绝望？为了她抛舍不下而终于抛舍的母爱？人的生命力是多么顽强啊，然而，在无边的绝望面前，一名原本热爱生活的女子还是背转身去。
我起身走到窗边，开启窗户，寒风像只巨灵之手，一下攫住了我的身心。底下是车流、人流，那都市之流中的每一滴水分子，都该有一个发源之地、有一个老家的吧？我想到，和我的老家，我是多么隔膜啊！然而，毕竟血脉相连，总有一些东西，会让我们无法彻底忘却那遥远村庄的存在。
后来，祖父的死讯，也是通过电话得知的。但那一次我没有掉一滴泪，甚至连悲伤都没有。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个念头：死了好，死了比活着好。
我宁愿他死去，也不愿看见他活着受罪。
［四］
那次回父亲的老家，我们还去了一户人家。他与我们毫无血缘关系，我父亲称他为“发阴哥”—这只是谐音，究竟是哪三个字不得而知。他和父亲是儿时的玩伴，一起放牛，一起疯玩长大的。在我父亲的养父母去世、亲生父母和姐姐都不愿收留他的时候，是发阴哥收留了他，一直到送他参军。发阴哥是有恩于我父亲的。对于乡下人，父亲的状况也基本够得上衣锦还乡之说，如果说我父亲偶尔的确会冒出“衣锦还乡”的念头，那也是因为发阴哥—我听过他说：“如果发阴哥看到我现在这个家，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我们一行人向发阴哥家走去。因为是春节，家家门口贴着鲜红的对联，门前泥地上散落着爆竹的碎片，只有发阴哥的家不合情理地冷清。没有对联，没有声音，进了堂屋迎面是一具黑色的灵牌。
生活比小说更有戏剧性。就在一个礼拜前发阴哥过世了，因为临近春节，他的老伴和儿子们觉得不应该把这个消息通知我父亲，以免打扰我们家过年的兴致。
父亲最终没有实现他“衣锦还乡”的梦想，因为老家唯一令他心存眷恋的人发阴哥匆匆离世，就在我们到达前的一个礼拜。全车人都为此黯然了好久。
也许，父亲回家乡的日子，毕竟拖延得太久太久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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