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从家里来了电话，告诉我父亲住院了，要我马上赶回去。回头一想，我出来打工也有五六年了，这五六年里竟然没有回过家呢。

　　我老家是河南驻马店，我现在在广州番禺，在一家叫"宏业输出中心"的公司里做编排；说是公司，其实加经理就十三个人。这是我大学毕业后呆过的第八家公司吧，也可能是第九家，我记不清楚了。我们主要做的是把客人交来的样品依葫芦画瓢描下来，再根据客人的要求进行修改，直到客人满意为止。这些都是很细节的活，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为一个小小的字母而在屏幕找半天，因此我额头下只长了两只眼睛已经越来越不够用了。公司二十四小时营业，分三班倒，每个月倒一次，白天黑夜的也使我身体里的更夫越来越不听话了。

　　接到母亲的电话是在下午三点，我正在出租屋里睡大觉，我迷糊着听了电话，摁了电话却感觉自己是挂到了墙面上。我又在床上"挂"了一阵，终于还是记起了母亲的电话。我就跳下床，心想还是回去一趟。然而刚一出门就碰上了金月，她问我要到哪里去，我随口应她说，回家。金月回屋里抓了个袋子就追上来，叫着你等等我，我也要去。金月是我现在的女朋友，她在一家电子公司里做经理助理，那家电子公司就在我们公司附近。我们已经越过了那一步了，是在我的出租屋里，那个晚上我惊喜地发现那竟然是金月的第一次。结果第二天，金月就把自己连同几个皮箱子搬到了我的出租屋来，说她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了，又说她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吵着闹着要跟我回老家去，要回去见公公婆婆。这是哪儿跟哪儿呀？这年头上了车不买票的事情多着了。然而，金月是个称职的售票员，看样子她是非得逼着我买了票不可。我不想理她，来到了路口等公车，金月一路跑着跟来了。我挥舞着拳头要她回去，她离我远了一点，却喘着大气对着我笑。我上了公车，她也上来了。我下了站，她也下了。我一气之下，就不想回家了，上了回程的公车。金月只好也跟上来了，一路嗡嗡嗡地叫，不回去了吗？不回去了吗？

　　金月这一纠缠可把我坑得罪孽深重了，我怨恨她。然而我更怨恨我自己，我没有料到父亲的病会那么严重了。父亲属于我们那里最早到广东来打工的那批人，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不知道打工的父亲出外是干什么的，我们只知道他们去的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广东，那时候我们孩子就会唱：东南西北中，发达到广东……那时候我们傻傻地坐在门槛上，看着父亲们背着大包的行李走出了村子；然后我们就跑起来，一路在后面相跟着，躲在树后直到看见父亲上了一辆拖拉机，吧嗒吧嗒地渐渐开离了我们的视线。在我们的头脑里，就有了一幅遥远的广东的图画，每次从路口经过，每次听到拖拉机的吧嗒吧嗒声，那幅图画就会在我们的头脑里铺展开来。或者有时候，远远地看着拖拉机上走下来一个人，从路口往村子里走回来一个人，身上也是背着个大包的，恍惚中以为那是父亲，跑过去却发现是另外的人，心里就象盛满水的玻璃瓶突然被打穿了底。

　　突然有一天，父亲从遥远的广东寄回来了一封信。信是放在乡政府院子里的一个柜台上的，邮递员每两天从镇上来一趟，也或者三天、四天来一趟，看信多不多。乡政府院门外的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谁的信邮递员就会在黑板上写出来，哪个村的哪个组的谁家的信，总是密密麻麻的。然后，谁在黑板上看见了熟人的名字，就会相互通知，或者帮带着把信带回来。每回父亲寄回了信，母亲都会拿来小刀--那把我用来削铅笔的小刀--小心地从信封口上割开，然后伸出食指和中指，把信从信封里夹出来，一折一折地展开信，信纸抖索着发出瑟瑟的声音，母亲站到门口向着天井的阳光处，才开始读信。母亲上过几年学，勉强可以读懂信，但也经常有不认得的字，因此就会问我，我因此得以知道了信里的内容。渐渐地我发现，父亲寄回来给母亲的信，结尾总是会有这么一句：意娣（母亲的名字）,让我们相互携手，建设一个美好的家庭。读着信，母亲有时候会陷入深思，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微笑，有时候还会流下泪来。一封信，母亲总要反反复复读上十几遍，才肯罢休。读完信，母亲再小心地折叠好放回到信封里，存放在她房间的一个小抽屉里，那里父亲的信越来越多了。当然，有时候父亲寄回来的除了信，还会有一张汇款单，那是家里的种子、化肥、农药。或者在某个春节，父亲突然回来了，还是背着鼓鼓的大包，只是包里会多出一些糖果、漂亮的衣服、或者那个遥远地方里的机器人玩具，有时候甚至是录音机、唱碟机、电视机，家里的东西就是这样逐渐地升级、逐渐地多起来的。我们吃着糖穿着新衣服相互炫耀着，就是这样我们和那个遥远的广东有了联系了。

　　也是因为广东，父亲找到了供我上学的学费，我这个山窝里的农村娃，最终抹掉了鼻子下挂着的两条白虫，坐上了进城的汽车来到了开封，一撅屁股坐在了河南大学里一间教室的一张椅子上。那个时候，父亲还是在广东花都的一家水泥厂里，还是在生产线上做一个搬运工，已经有二十五年了。在出来工作之前，我都只是在外面看见过水泥厂，只看见高高的厂房和滚滚的浓烟。出来工作后，有一段时间我专门找了一家水泥厂，也进去做了个搬运工。我那时候的想法，也许是想更深地了解父亲吧，或者还有一种赎罪的感觉。然而才干了半个月，我就实在干不下去，夭夭地逃了出来。大学四年的幸福生活，已经让我丧失了山里人吃苦耐劳的优点。但是我终于可以真切地想象得到父亲的工作了，在水泥厂的包装车间里，滚动的机器轰隆地吼叫着，象无数架微型的轰炸机在你的耳朵里开火；粉尘肆意地漫天飞舞，一粘上身却象密集的蜜蜂往你身上扎针。最要命的是高温闷热，如果是夏天，除了戴着一副眼睛一只口罩，父亲他们就只能脱得剩一条裤衩，汗还是泉水一样从身体的泉眼涌出来，把身上粘着的粉尘再一冲，身上就会出现一条条顺流而下的血痕。父亲他们感觉到了痒，然而他们绝不能用手扰，因为一扰皮肤就会刮伤，再一粘上粉尘就会又痒又痛，那时候就只能象个野人一样怪叫怪跳了。父亲做的工作是搬运，装成包的水泥会从一条长长的糟道里滑下来，在槽道的端口下父亲得弯下腰等着，水泥一到站在槽道两边的人就会把水泥抬起放到父亲的肩膀上，一包、两包、三包，每次父亲都要背三包。这是村里的叔叔告诉我的，他们说父亲总是能，其他人都是背两包的，父亲却非要背三包，因为算工钱是按数的。叔叔们说到父亲的能，有佩服他的意思，但也有责骂他的意思，父亲这是在逞能在玩命，后来父亲的腰伤，就是这样长年累月地玩命玩出来的。也就是在这样的车间里，每天父亲他们要呆十到十二个小时，遇上赶货就能达到十四、十五个小时。所以往往进车间的时候是花白的日头，出来时却已经是昏黄的灯火；或者是掉过来，进去是昏黄的灯火，出来是花白的日头。而每次从车间里出来，一脱了眼睛口罩，父亲他们就只有眼睛和嘴巴是干净的，其他都是厚厚的一层粉尘，就象一只只的大熊猫，可惜他们却不是国宝。

　　我念大四的时候，父亲突然离开了他呆了近三十年的水泥厂，卷起铺盖回到了家去，原因是他犯腰疼了。那天收了工回宿舍，走到门口的时候，父亲感到腰闪了一下，就那么咔嚓地一下的，腰突然就有些隐隐地疼起来。当时父亲并没有在意，对于这些痛呀痒呀的他已经习惯了，只要往床上一倒，一觉睡到大天亮就嘛事都没了，在水泥厂里谁不这样？第二天醒来，父亲的腰果然不疼了，父亲还对自己说，睡觉这种药就是万灵嘛。父亲就继续去上工，往常一样站到了槽道边，弯下了腰。突然，父亲感觉到腰又闪了一下，就象昨天那样咔嚓地一下的。然而一包水泥已经放到父亲的背上了，父亲的腰再咔嚓地一下，心里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双腿已经象芦苇一样在风中摇晃了。旁边站着的人都觉得可怕，说你行不行？父亲还想逞能，站在槽道边不肯走，那意思就是要再来一包了。然而，当旁边的人再抬起了水泥，回过头来的时候，父亲就倒下了，象终于被风吹折的芦苇，身上的水泥把他都压出屎来了……这一压，也压断了父亲的打工生涯，他已经不能再扛水泥了。十几天后，厂里就把父亲打发走了，父亲离开了广东，回到了家去，是一个人撑了根木棍回去的。

　　就这样，五十还不到的父亲就驼背了，重担全落在了母亲的身上，她除了下地，还要照顾父亲。因为腰疼，父亲嘴上总是哼哼的，碰上下雨天气潮湿，还会痛得嗷嗷地叫。母亲到处去打听赤脚医生，能够得到的土方偏方都用遍了，但父亲并没有好起来的迹象。这种状况持续了大概三年之后，也许是上天终于被母亲的坚持感化了，突然间父亲的腰不那么疼了，虽然还是佝偻着背，虽然不能再挑重担，但除除草施施肥是做得来的。也好在，妹妹嫁得不远，不时地能够回家帮帮手。更庆幸的是，我终于快毕业了，只要找到份好的工作，就能为家里分担了。是啊，我已经长大了，我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棒，父亲离开了广东回到了家，我却要离开家去广东。

　　二

　　回到出租屋，已经是晚上了，这个城市掉入了一片火海。我扔了东西，径直就进了洗澡房。洗完澡出来，金月打回来了两个汤面，热气缭绕顿时温暖了这间狭小的屋子，我才感到肚子是饿了。金月把筷子递到我手上，我也不管那么多了，抓起筷子风卷残云起来，三两下就卷掉了大半，灯光在汤水的面上荡漾。偶尔抬头一看，金月正看着我笑，我说你怎么不吃？金月就把另一碗汤面推给我，把我的那碗移到了她自己面前，双手垂立着坐得很端正，还是笑盈盈地看着我。我不知道怎么就来了气，一把蹬了鞋子爬到床上去，拉过被子就睡觉。

　　其实对于金月我的心里是复杂的，她对我实行不放弃不抛弃的政策，让我在这座五光十色的城市里，还是看到了爱情的海市蜃楼。但是她糖粘豆苍蝇叮饭团一样也是够烦人的，而且她老是说要跟我回老家去，这简直是逼着我进疯人院了。我呢，也不是非要怎样，我不想进一步，但如果可以，我也不想退一步，就这样不即不离着最好。我对于我们这种出租屋里的同居生活，实在有着清醒而悲哀的认识，说到底就是一种相互寄居、暂时存放，是你出肥皂我出清水的闹剧，泡沫是可以搅拌得盆满钵满的，但是水一倒泡沫就全得破了。我感觉到金月在我的旁边躺了下来，也拉过了被子，钻了进来。我心情真是烦透了，她这样算是什么了？我猛地转回身来，把牙齿都咬碎了，你怎么这么不要脸？金月却很平静，我都是你的人了，我还要什么脸？她又来了，我心里更不爽了，我吼她，你就那么想一辈子住这样的出租屋了？金月说，如果是和你，住这样的出租屋又怎么样？对于金月发自内心的表白，我心里触动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来。金月又说，你要不想住，我跟你回老家去。我真的无话可说了，拉过被子蒙住了头。我最讨厌的就是在这个城市之外我还有一个老家！

　　我说的对这种出租屋的同居生活有清醒而悲哀的认识，确实是因为见过很多的例子，他们就在我的身边活生生地一幕幕上演着。所谓镰还归镰刀还归刀，住出租屋的人认识得最多的也是住出租屋的人，跟我一同租住了这间屋子的大炮，就是其中的一个好例子。我现在租住的这间屋子是两房一厅的，我和大炮就各住了一间房子。大炮是我大学的校友，在我前面早五年毕业，他是安徽宿州的，跟我一样也是个农村的土包子，听他说，当初他姐姐和他一同考上了高中，可是家里没钱，只能上一个，姐姐和他都不肯让，最后父亲拍板，毕竟还是重男轻女，就让大炮上了，结果姐姐一伤心喝了半瓶农药，差点就没救回来。因为这样，大炮上学就特别勤奋，然而有什么用？一出来才发现学校里学的不是社会里用的，社会里用的学校里却没有教，在广州这个赶鸭子的大池塘里，猛冲乱撞地脱了一层又一层的毛，最终还是成了个没毛的秃鸭子。不过大炮出来比我早，胆子也比我大，这些年来他过得可比我丰富多了，他进过公司、和别人合伙承包过项目、也自己单独开过店、还做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我不知道的事情，曾经风光过，有过大钱，但也落寞过。比如现在，就是因为之前做了个什么项目，把钱赔光了，才来了番禺这边，前一阵子进了一家公司，近段时间又跳出来了，好象又在做一个新的项目了。对于大炮我是佩服得摧眉折腰的，大炮也说总有一天要提携我，又使我感动得热泪在眼眶里打转。

　　大炮曾经给我说过一件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那是他的一桩奇耻大辱，大炮说的时候是这样开头的。那原来还是大炮刚出来工作两年时的事情，大炮有了一个女朋友，她叫陈暖，在一家台商的服装公司里当翻译，他们很快就租了房子同居起来。开始的时候，相处得还是很合拍的，上班的时候就偷偷地发邮件，下了班就去看电影，晚上就偎在一张床上，日子过得真童话。大炮也以为日子会这样地一直童话下去，直到有一天陈暖的父母来看他们。大炮是怎么也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出戏的，然而据陈暖说她预先也是不知道的，因此可以想象措手不及的他们，会是怎样头不是头脚不是脚。陈暖的父母是他们那里的小学老师，说是听说陈暖交了个男朋友，正好放了暑假就过来看看。然而那出租屋还是四个人合租的，他们只占有一个房间，根本不知道怎么安置陈暖的父母。两个老人却满屋子地看，有些不明白那种一大伙人合租的混居状态，大炮只得硬着头皮始终给老人陪着小心。不过两个老人还是很识大体，并没有给大炮脸色看，转了两圈就走了，说是去一个亲戚那里。就是在那个晚上，在被窝里陈暖抱着大炮哭了，大炮的眼泪也是流了一床，只是不肯哭出声来。过了几天，陈暖就搬出了出租屋，再过了些时候，大炮也搬离了那里，另外找了份工作……说到这里的时候，大炮似乎也泪光点点了，往事给他下的刀太深了。然而，很快地他又似乎已经把刀拔了出来，来了这么一句，嘿，兄弟，要母鸡来生蛋，也得先给它垒个窝，是吗？我茫然地看着大炮，为他的话里多少有点幽默笑了笑。大炮拍了拍我的肩膀，又语重心长地来了一句：我们是同一类动物啊。

　　渐渐地我终于明白了，大炮所说的"我们是同一类动物".的确，在这个霓虹灯闪烁的城市森林里，活着很多跟我们一样的同一类动物，我们都来自遥远的农村，父母拼死拼活让我们上了大学。因为有了一张大学的文凭，我们就比赤手空拳的父辈们多了点资本，也多了点清高。我们都尽量穿得光鲜，希望能紧紧地跟上这个城市的潮流，我们偶尔还要上咖啡屋、西餐厅去，希望能够从中邂逅个什么故事。因此，当我们从路边走过，人们看到的我们是那么的乐呵呵，仿佛我们也是这座城市的主人。然而一回到这出租屋里，脱下了这身上的衬衣，装饰的皮壳既已经剥去，狐狸的尾巴就不妨露出来了。我们属于这座城市吗？好象是，毕竟在这里我们有一份工作，是坐在办公室的，是对着电脑的，是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老家的人就是这么看的，那些还在水泥厂的村里的叔叔是这么说的。然而，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没有自己的房子，我们住的房子只是人家的，我们的身体是飘荡的，我们的身份是飘荡的。那么，老家里倒是有我们的房子，可是我们能退回去吗？念了这么多年的书，难道是白念了吗？要真回了老家去，还不把邻居的大牙都笑弯腰了？所以，有时候想想啊，我们这些人，比父辈们比那些从田地里直接走来的兄弟姐妹们，更多了一份尴尬啊，他们要做工可以做，要不做了还可以回去，我们呢，却上不得，下不得，就悬在半空，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了断。可看清楚了，这就是我们这一类动物！

　　突然传来撞房子门的声音，肯定是大炮回来了，我踢了踢金月让她去开门，果然就是大炮。大炮看来是喝了酒，有些晃荡地喷着酒气，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坏了你们的好事。我说，我能做的你都能做，能坏什么事？大炮就嘿嘿笑着，金月在这里，说话可正经点。我说，就是在她面前，我才不正经。我故意说着下流话，金月就把涨得冬瓜般的脸扭过去了，开了电视看。大炮说，你不是要回家去吗？见你房里亮着灯，就看看怎么回事。我没好气地说，回个屁，不回了。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父亲在医院里已经病得不成样子了，他的腰疼复发了，而且一复发就严重得不可收拾。想起这些来，我就要给自己甩巴掌了。事实上，这些年来我是渐渐地淡忘了家了，能不回的就不回。当然，有时候半夜醒来，也会突然地想起母亲，想起家里门前的那个菜园，然而一醒来了，城市高速旋转的陀螺马上就把我卷回去了。大炮说，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我说，都没开始，继续个鸟。大炮坏坏地一笑，那就不打扰你们开始了。金月抓起遥控器，一下子把电视的声音开大了。我说，喝杯酒吧？大炮说，我都喝成这样了，你还要我喝？我说，就是要喝，把你喝醉喝死。我打电话到夜宵档叫了几瓶啤酒，点了两个菜，披了件衣服就到了大炮的房间。

　　对喝了几口，大炮说，听说了吗？东莞那边已经在制定新政策，要撵你我这样的人走了。我听不明白，要大炮说个清楚。大炮说，人太多了嘛，城市问题严重了嘛，所以没有居留权的人都要走，这叫做"为城市瘦身".我一听就愤青了，当初要建设、要发展，就大量地招人来；现在富裕了、发达了，一句话就把人家撵走了？大炮说，广州听说也在推出新政策，听起来对我们倒好象是有点弱势关怀的。我就竖起了耳朵听，大炮说，听说凡在广州居住五年以上，可享受居民的待遇；居住七年以上，就可以申请常住居民。我来了精神，这确实是好事情啊。大炮说，可是得有个条件，必须有固定住所，你有吗？我刚上去的精神一下就自由落体了，猛喝了一口酒，本来心情就不好的，给他这样一说，更闷闷不乐了。大炮却很淡定，发表了一番关于房子和房价的高论，好象他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如果房子不贵，人人都买得起，不把城市给挤破了？城市得有自己的选择，有选择就意味着有人要遭淘汰。怎么去淘汰呢？当然不是比裤裆那里谁的长谁的短，比的是真本事。你有本事，你买得起房子，你就留下来；你没本事，你买不起，那你得滚蛋。这听起来残酷，但城市不对你残酷，就得对自己残酷。每天都有火车从四面八方开来，每来一趟就卸下大量的人，这城市可怎么消化得了哇？消化不了，要得城市肠胃病的。这一套我就不中听了，我说，你这不是太监面前讲女人吗？大炮竟然没察觉到我的不快，说你我再不想个办法，也迟早要被撵走的。我到底不好发作，赌气说要撵就撵，大不了回家去。大炮说，可是，你心里不甘啊。我被他点到了要害，没话说了，干闷了一口酒。大炮摇摇头，不要那么不高兴嘛，对了跟你说个事，最近我有了一个新的项目，已经把你算上一份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兴趣……

　　三

　　第二天早上，母亲又来了电话，问我到哪里了？我说我还在广州呢，母亲就在电话那头跺着脚捶着胸叫起来，你怎么还在广州哇？母亲以前是很少这样对我叫的，母亲的叫，是在责备我，催促我；母亲的叫，让我听出了她的伤心，她的无助，就象要失去生命的擎天大柱。这是真的了，父亲真的是病得不轻了，我心里火烧火燎起来。

　　我念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亲寄了信和钱回来，要母亲去小镇上买一辆自行车。家里原来有一辆自行车的，可是已经旧得不行了。那天逢镇上赶集，母亲就到了小镇上去，回来的时候，已经骑着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那时候，在我们那个村子里，能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心里的那个高兴就被引爆了。母亲很爱惜新的自行车，每次用完都会把它擦拭干净，并且上好锁；我如果要用自行车，是必须先跟母亲说的。我们村距离小学并不远，村里的孩子上学都是走路去，只有村子比较远的才会骑自行车。然而那天我特别想骑自行车去上学，我也知道自行车的钥匙就放在柜子顶，我就偷偷拿了钥匙开了车锁，坐了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上学去了，骑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上学是多么威风的啊。那时候，我们那个小学还没有围墙，大家如果坐了自行车去，也都是随便地往哪棵树上一放就完了。偏偏那天，我竟然就忘记上锁了，结果放了学去骑自行车，就发现自行车人间蒸发了。那一刻，我的天空顿时乌云盖顶，一连几天端着饭碗双手都是颤抖的。母亲先也唠叨了我，但后来也不敢说我了。我之所以那么害怕，是因为知道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他长期在外，留给我的反而是一种看不见的威严。但是半个月后，父亲却给我写了一封信，那还是父亲给我写的第一封信，说的就是自行车的事情，他并没有骂我，反而安慰了我，还说会给我再买一辆自行车。当时读着信，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把信纸都洗了个完整的澡。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是母亲给父亲说了这件事了。不久之后，母亲果然又重新买回了一辆新的自行车，这一次是凤凰牌。

　　之后，我也给父亲写过几封信，有一回是听说父亲在外面赌钱，母亲就很伤心，一天到晚的叹气。我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关于赌博害人害己的大道理，都是在学校里老师跟我们说的。我战战兢兢地把信寄出了，热水里的蛤蟆一样等待着。父亲回了信，信里说他往后都不赌钱了，要我好好读书，不要惹母亲生气。其实父亲一直都没有停止赌钱，只是他有个底线，就是每个月都会固定一个赌钱的数目，如果赢了那最好，如果输了那就坚决不赌，一定会保证寄回家里的钱。我现在已经能够理解父亲他们了，他们这些在城里做苦力的，一下了工能去的地方都没有，空闲的时候聚集起来赌钱，那几乎是一种需要。除了赌钱，父亲他们还会去那些地方，当然是一些小发廊之类的，几十块钱一次。一个男人长期在外，妻子又不在身边，如果真能不去，那几乎不是男人了，现在我就是这么看的，可是那时候我还小，并不懂。后来就有传言回来，说父亲在外面找了个新女人了，这话听在母亲耳朵里，她哭了几天几夜，眼睛都肿成灯泡了，还说要到城里去找父亲。不过最终母亲并没有去，因为还得照顾我和妹妹。我又给父亲写了信，说的话可就不是那么孝顺了，我严厉地批评了父亲，说他对不起母亲，对不起我们，那架势完全是一个父亲在教训儿子的。父亲回信了，很多话都没有明说，还是要我好好读书，别伤母亲的心。我当时真气，还想写第二封信去，准备更严厉地对父亲的信给予回击，但母亲阻止了我，她不准我再为这件事给父亲写信了。之后，母亲渐渐从阴霾中走了出来，回复到了原来的样子，关于父亲找女人的传言也再没有过，不知道是父亲真的没去找了，还是他包得严实了，还是因为母亲原谅了父亲、理解了父亲了，那些传言根本不起作用，就自动地消失了。

　　我上了镇上的初中，渐渐地显露出读书的天赋来，在村里、镇上有了些小名声。父亲给我的信就多了，当然还都是那些好好读书的话。我那时候的作文，也是经常被老师拿来在课堂上范读的，我就在给父亲的信中发挥了这个特长，特别地凑了些成语、歇后语、新颖的词语之类的，大肆向父亲显摆。父亲在信里夸奖我，说我有进步了，其实我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看懂我说的。上初三的时候，面临着的就是中考了，有几次班主任找到我，说父亲很关心我，要我好好读书，原来父亲给我的班主任写信了。我原本因为成绩好，老师也都重视我，所以渐渐有些骄傲了。父亲在给老师的信里，就提到了这个问题，老师再把这些话转达给我。那时候父亲一定是渐渐明白到，他这个爱用成语、歇后语、新颖的词语给他写信的儿子，渐渐地不那么重视他的话了，但是老师的话，我这个当学生的儿子还是会听的，于是父亲就采取了迂回的战术。后来一天，父亲突然给我寄回了一本关于防身术的书，里面都是一些怎样保护自己的招数，还附有图例。原来，父亲在班主任那里听说了我体育不太好，这是我的一个薄弱科目，因为中考里体育得占50分，就怕我会在这上面吃亏，所以要给我恶补。或者在父亲的理解里，以为体育就是武术，所以才给我买那样的书吧，而他去到书店，一看到了这本关于防身术的书，一定是高兴得要跳了。而我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按照书本上的解说和图例，趁傍晚学校的饭堂里没人的时候去练习，也许在每一个男孩子的心里都有一个武侠梦的吧，那差点就耽误了我的学习，这是父亲没有料到的，好在老师很快就发现了，把我拉回到了学习这条路上来。

　　中考很顺利，我上了高中，然后又上了大学，这在村里是一件轰动的新闻，家里也因为我而荣耀了。然而，荣耀的背后，是父亲艰辛的付出，要供我念完四年的大学，高昂的学费之外，还要生活费，父亲就每个月给我寄钱。在大学里目睹了太多的风花雪月，我的眼界渐渐开了，心里的想法也渐渐变了，我参加了一个社团，然而其实那是凑在一起玩的，为了方便联系，大家都有手机。于是，我就向父亲要了钱，也购买了一台。父亲给我来了电话，要我吃好穿好，该花的钱要花，毕竟出了城市里，不能被人小看了，但是能省的，还是要省着花。我从电话里听出了父亲的苍老，心里一阵漫天飞霜；然而到了下一次，我还是得向父亲伸手。不过我很"聪明",我要钱从不是打电话的，我给父亲写信，因为这样不用开口。父亲倒是常来电话，只是我渐渐地没有话说了，几乎都是父亲说，反复地说的也还是那些话。那时候，听说父亲除了在水泥厂打工外，还到外面去捡垃圾。这些我都是听母亲说的，母亲是听村里别的叔叔说的。后来，父亲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要找他可以打电话，那次我就给父亲打了过去，电话那头接了，我说明了找谁，那边却骂起娘来，现在还没下班呢，就打电话过来，不用干啊？原来那个电话是水泥厂办公室的，来打工的要转接，必须在下班后。按照这样的情形，我想象得到，真要在下班的时候打过去了，父亲真要接了电话，那个样子也会是多么的小心翼翼。我这个挣不上钱的兔崽子买了台手机，父亲却只能写一个随时会被骂的电话号码，我算根什么葱呀？我终于退出了社团，收起了心去读书，直到出来工作。这些年，听说我在广州的一家公司上班，村里人又把我看上天了；虽然我不在家，但是家里却又因为我在广州而得到了荣耀。

　　我想我真的得回去一趟，于是我收拾好了几件衣服。大炮却来了电话，问昨天晚上跟我说的那个项目的事情，下了决心没有。我说我要回家去，大炮说，你得抓紧，如果这一次不抓紧，那以后这样的机会就不会有了。大炮又说，你也够三张了，还不闯出点名堂来，难道真要等到一上了公车就有人给你让座吗？我就有些动心了，其实我也老痴心妄想着发财的，不过我就是太十五个吊桶了，怕走了歪路。大炮当然知道我这个死穴，所以他干脆就挑明了说了，想赚钱那有不走歪路的？你看那些赚大钱的，哪个不是踩着法律的边线玩火？象这样呆在一家公司里，每天点头哈腰地上班下班，一辈子就住出租屋了。一说到出租屋我就崩溃了，我想那一会大炮就是叫我去打劫银行我也会干了。大炮见我已经乱了阵脚，就说可以带我去看看他们的销售部，我想这样也好，就过去了。我按大炮说的来到了一栋大楼前，大炮已经在那里等我了，那栋大楼有二十多层高，气派非凡。大炮带我上了二楼，介绍说这就是他们的销售部了，我一看屋子里横了几个长柜子，柜子上摆满的都是一个叫"梦迪卡"牌子的洗发水、沐浴露。我说我好象没有听说过这个牌子，大炮说这就是他们公司的牌子，是一家国际大公司，准备在广州投资一个子公司，不过目前还是产品宣传阶段，因此希望找几个有能力的销售商合作。大炮还说，已经有两个朋友和他合股了，希望我也合一份，有福一起享，有钱一起赚嘛。接着，大炮就给我介绍了一个人，说是其中的一个合股伙伴，那个人一开口，喷出的唾沫都是销售经，我简直都说不上，心里就彻底服了，当时就做了口头答应。回来之后，我突然又有些反悔，总觉得哪里是不妥的，因此还想等一等，或者去查一查那家公司。毕竟在广州也混五六年了，挨过些明枪暗箭，预防着也好；但我又怕错过了机会，因此心里是一上一下的。

　　后来，我还是决定先不走了，等把合伙的事情搞妥了再回去。不过，我去银行取了三千块，寄回家去了。一直以来，这不就是我与家联系的一个方式吗？所谓家，就是电话的那一头，就是汇款单的那一头。以前是父亲寄钱回家，现在是我寄钱回家，我不过是做着以前父亲做的事情罢了。父亲最需要的就是钱吧，不一定是我这个忤逆的儿子，有了钱他就能够看病了，不是吗？

　　四

　　也许是以为摸着了财神爷的金屁股了，在公司门口见着了金月的时候，我一把就把她抱住了，出大力抱得紧紧的，及至把她松开的时候，她一阵凶猛地呛气。等到金月缓过了气，就追着我要打，我跑了一段就主动让她追上了，由她打了一阵后，我抓着她的手，问她想去哪。金月就说，陪我去看看阿敏她们。

　　刚来广州的时候，金月只是电子厂流水线上的一个贴片工，每天就捆绑在流水线的一个位置上，连上个厕所都要求爷爷告奶奶，阿敏就是那时候金月的一个工友，也是金月最铁的姐妹。也许是因为强烈改变自己的愿望，后来金月上了夜校，坚持上了两年，因此才应聘做了她们公司业务经理的助理，而她原来的工友阿敏她们，还一直呆在流水线上。就是现在，金月还在自学着英语，准备考四级了。这个金月，就是不简单啊；我这样说的时候，心底里是对她有些佩服了。不过金月山鸡变凤凰飞上枝头后，并没有冷落她以前的工友阿敏她们，经常地还会回去找她们玩，这又是金月让人佩服的一个地方。

　　来到了阿敏她们的宿舍楼下，我突然又不想上去了，金月是希望我陪她上去的，但是拗不过我，就只好自己一个人上去了，叫我在楼下等她。阿敏她们的宿舍是厂里的集体宿舍，以前我也曾经上去过几次，一间宿舍里就住了八个女孩子，四张双架床，都拉满了蚊帐，垂下来各自就是一个小世界。在床头的支架顶上，几乎都会挂一串风铃，蚊帐里墙上，贴着几张香港明星的图片，床上还会有一个公仔，一本《优周刊》，是附近的康华医院办的，里面都是些医院的广告以及网上下载的小文章，一下了班就到厂门口发，每个人都能得到免费的一本。事实上，我不想上宿舍去了，也不全是我看不起她们，虽然我承认我们并不是"同一类动物",而是她们会不自在，很容易地我也会不自在的。之前我上去，总会带些瓜子、水果之类，她们也会买些汽水什么的回来，一起坐着吃呀说呀，她们其实还是欢迎我的。见我不上去，阿敏就在阳台上喊下来，黄志，你怎么不上来？叫得一栋宿舍的人都知道，另外的工友也都一起探出头来看，笑呵呵的。我回给她们一个摇手，指指自己正叼着的烟，意思是告诉她们，我其实不是不肯大驾光临，我是怕她们为我的吞云吐雾买单。

　　金月终于下来了，阿敏还有另外的两个工友也下来了，说是陪我一起去逛街。阿敏她们喜欢逛的是那种老鼠街，一个棚一个棚地搭过去，满棚子都是衣服的，那些衣服看起来都鲜亮，而且还便宜，钻进去之后，衣服把天都遮了，满眼睛里就只有衣服，真好象是进了老鼠洞。当然，还有些卖小首饰、小玩具的，也够阿敏她们看个够的，走了一档又一档。在这个过程中，金月一直牵着我的手，阿敏她们几个也都手牵着手，就好象我们是兄弟姐妹一样。金月兴致很高，一个劲地把自己当衣架，拿起衣服就往身上挂，每挂一件就问我一次，漂亮不？我一律都说漂亮，金月先是高兴，然后就嘟嘴，你就懂说个"漂亮",扔了衣服就走。我摊开双手，作冤枉的可怜样子，阿敏她们就嘻嘻地笑。经过天桥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个刻桃木的小伙子，摆的有两瓣的心型、一对半月、龙凤呈祥、两小无猜、钥匙和锁头……总之都是成双成对的，成了心要成全象我和金月这样的冤家，金月就买了那两瓣的心型，先给了我一瓣，说你一半、我一半。我对这些并不感冒，我说，这是什么东西嘛。金月就抓了回去，嘟哝着，你不要也好，都放我这里，就是整一个，丢不了。

　　渐渐地上夜了，阿敏鼓噪要我请她们K歌，我们就来到了一间K吧。因为大量厂区的瞬间出现，原来的很多村落都纷纷换了门面，就成了一条条的街市了，一路的都是店铺：小食店、大排挡、士多、网吧、K吧……早上急着去上班，经常看见买了早餐边走边吃的，满大街都扔了塑料袋，风一吹就冤魂般跟着人跑。而到了晚上，人们就都纷纷涌来，到处歌舞升平。业余的时候，阿敏她们最爱的节目就是到K吧里唱歌，这里的K吧真是很多的，门面也都不大，但挂上彩灯拉上唱碟机围上几套桌椅，就能招引附近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了。一进了K吧，吃了些点心喝了点啤酒，果然大家都放开了很多，你一首我一首地陶醉个不停。大家又要我和金月对唱情歌，我还是点了那首常拿来出丑的《片片枫叶情》。刚唱完回到座位，阿敏就来跟金月说，要借我来用一下，金月大方地说没问题，用完了记得还就行了，阿敏就拉着我的衣袖走到了一边。还在我刚和金月捅破那层纸的时候，阿敏就老跟我说要我给她介绍个男朋友，还说最要紧是象我，我心想，象我这样没肝没肺吗？因此就一直没有介绍，但再见了面阿敏还是会缠着我问，果然这次她说的又是这档子事，我当然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尽扯些云呀雾的。阿敏就说，不介绍也行，你陪我唱歌。我当然是举双手通过，我们就一起唱了，是那首《现代爱情故事》。然而阿敏还不甘休，一直拉着我唱了五首，都成我俩的演唱会了。结果当我回去座位的时候，就发现金月的脸黑了。

　　回到出租屋了，金月脸上还是画着个包公，这就有些过分了，我就随便抓了本电视机上的《读者》，侧躺着在床上看。金月带着我跟阿敏她们一起玩，我知道她是有把我当金箔往身上贴的意思；而我实际上还是乐意跟她们在一起，也是有些想享受月亮被星星簇拥的感觉，我们是相互都得到了我们想要的东西了。然而，她金月也太变色龙了，我不过就是和阿敏多唱了几首歌，而且她不是说了没问题了吗？见我不理她，金月自己倒先耐不住了，悄悄地向我坐近了点，再坐近了点。金月这样就已经输了，在男人和女人的这张擂台上，金月明显地还差我几个段位，我就躺着不动，心底里却已经在暗笑了。过了一会，金月碰了碰我的手臂，再碰了碰，又再碰了碰，力气一次比一次大。我把自己当成了蜡像不给她反应，翻过了杂志的一页。金月一把就跳了起来，夺过我手中的书，一甩飞碟就飞到了对面墙上。我气歪了，坐了起来，冲她吼，你是不是发神经啊？我再一伸脚，往金月身上一踹，听得咕咚一下，金月就滚床下去了。我惊恐地爬起来，金月瘫爬在地上，象一团痛苦的软面团。我跳下床，把金月抱了起来，放回到床上，轻声地问她哪里摔痛了。泪水从金月的眼睛里哗啦就流下来了，象两口黄果树大瀑布。我把她轻轻抱住，金月终于大声地哭了出来。

　　五

　　那个晚上，我一直睡不着，我在想父亲和母亲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也有过年轻的时候吧，那时候父亲早早就离开了家，常常要三五年才回来一趟，那种分别于两地的日子，在他们的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其实，当父亲因为生病从广州回到了家去，并且再不可能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母亲并没有太多的悲伤，相反她好象还有点高兴，因为父亲回到了她的身边，那是一个真实的男人，是她的丈夫，她不再需要一个人蜷缩在夜里的被窝，因为想念父亲而偷偷哭泣了。然而父亲呢，那几年他大部分时间必须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就变得越来越暴躁了，他常常无缘无故地摔东西，向母亲吼叫。母亲呢，总是默默地不出声，父亲摔了碗她就捡碗，父亲摔了碟她就捡碟，听着父亲的吼叫她还是给他擦着身子。父亲的腰疼看医生看不好，母亲就到阴阳先生那里看，再按照阴阳先生的指点，回来了就砍一根竹子，在村前的小河边架座小桥，为父亲祈福，也不知道架了多少座这样的桥了。然而父亲的病情总是在不好不坏之间，好象是在跟时间拔河了。这些都是妹妹给我说的。有时候，父亲会勉强地来到村口，坐在村口的树下，看着那条通向小镇的公路，看着那些开过的三轮帐篷车--那时候拖拉机已经被淘汰了，换了是三轮帐篷车了--就象当初我们跟在他的后面，看着他离开一样。难道，父亲还是在缅怀在广东打工的日子？在那个他犯上了腰疼的伤心地，在那个只能脱得剩一条裤衩的水泥厂，真有他放不下的东西吗？

　　还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父亲回来了，晚上请别的叔叔来家里喝酒，母亲杀了鸡，做了好几盘菜。那个晚上，父亲喝了很多酒，话也特别多，说得眉飞色舞的，其他叔叔都在听，母亲也静静地坐着听，我也是静静地在听。父亲其实是个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我和母亲应该都是带着崇拜的心情的，为父亲能够知道那么多的事情。父亲说到了一场打架，在父亲所在的水泥厂里打工的，除了我们河南的之外，还有着如广西、湖南、四川的外省人，还有一些是广东当地的人，当然也是从农村来的。虽然都在打工，然而那些广东的当地人，却不太看得起父亲这些外省人，父亲这些外省人呢，平时也不跟他们来往，有点井水不犯河水的意思。然而该出事的还是出事了，有一次吃饭，一个我们河南的小伙子走得急，把一个广东的中年男人的饭盘给撞跌了，那小伙子已经捡起来了，饭盘并没有跌坏，然而那个中年男人硬是要小伙子另外赔一个。父亲看不过，就过去论理，结果那个中年男人的老乡也都上来了，我们村里的人也都上去了。那其实不过是一根导火索，日积月累堆垒起来的怨愤，总得找一件事情解决的，结果两边的人就打起群架来了。父亲身材并不算高，但是他很壮硕，因此打架时就占了便宜。父亲说，那一架打得真好，简直太过瘾了！在他的描述中，仿佛他自己成了一个英雄。我们看父亲，也觉得他是一个英雄。从那以后，据父亲说，广东当地的人对父亲他们就比较客气了，大家相处反而平静了。

　　后来，父亲还说到很多城市里的事情。比如：没有人卖票的汽车，会自己升降的电梯，走半天还走不出来的大商场……当然，在现在的我看来，这实在平常得就在身边了，然而在当时的我看来，却是那么新奇，都是听不厌倦的。在母亲，也许这一辈子都听不厌倦的吧。父亲还说他看到过飞机，却不是我们在村子里看到的一个小点，或是高高的天空上的两道白痕。我们在村里，有时候会发现天空上擦过两道长长的白痕，孩子的我们就会追着说，那是飞机画下的。父亲看到的飞机，据他说几乎就在头顶擦过的，父亲一伸手，差不多就能摸到飞机的肚子了。那是多么大的飞机啊，单是两片翅膀就比得上两块大稻田。父亲这当然是夸张了，他是说得兴奋了就不顾实际地吹了，但是我们那时候都是相信的，总想什么时候才能那样真实地看到飞机啊。父亲还说他见过外国人，真的是金头发、蓝眼睛的，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脖子上挂着照相机，在路上碰到了父亲，叽里咕噜地相互不知道说什么，父亲听不懂。那个男的就给父亲摆手势，后来父亲才明白是想给他照相。父亲先是不肯，但后来就拍了。父亲说那是真的，还说可以拿照片回来给我们看，只是这一拿，到现在也没见他拿了回来。但那时候我们就懂得仰望父亲，他实在太神了。

　　是的，父亲在我的心目中，曾经是那样的高大啊。然而我渐渐长大，很多事情就渐渐明白了，及至来了广东工作，神秘的面纱就一下子扯去，父亲在我的眼里就完全地复原，甚至矮小下去了。在我们公司附近，虽然没有水泥厂，但是各种各样的厂有很多，我时常在那些厂区门口经过，都会看见很多来广东打工的男人，他们的谦卑总是让我想到了父亲。尤其在那些建筑工地里，我看见那些赤裸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的男人，泥浆灰尘沾了他们一身，烈日在他们的背梁晒出汪汪的油，他们扛着木材、钢筋咿呀着走过，我常常会有一种恍惚，以为那就是父亲。在父亲的打工岁月里，也许就不过如此吧，天天重复着的也就是这样一种生活吧。在我们公司附近，这样的工地随时都会出现，这个工地做好了，竖起了大楼，那些建造大楼的"父亲们"却走光了，住进来的是另外的一些人，他们的衣着比我们还要光鲜得多，他们是我们这些人的偶像、楷模、目标。然后，在另外一个重新起来的工地上，我又会看见"父亲"他们。有一次，我在一个工地经过，民工们正在吃午饭，他们还是赤膊着，光着脚，就拿着一个饭盘，下面盛了白饭，上面是冬瓜加几块肥猪肉，然后，他们就端坐在那些砖头上，有些是蹲着，就那样参差地排着，吧唧吧唧吃着饭。我不觉就想，父亲那个时候，也就是这么吃饭的吧。还有一次，附近工地有个民工，拆旧屋子的时候，从墙头上摔下来摔断了腿，他就去向工头要赔偿，工头不给还要赶他走，他就拿了把菜刀到工地里，说是不赔就砍自己。我想起了父亲，那时候他在车间里摔倒了，从那之后都不能再扛水泥了，他也曾经这样地用自残的方式，向厂里要过赔偿吗？我的眼泪很快地就来了，赶紧走了开去，也不知道那个民工最终有没有讨到赔偿。然而，现在再一次想起来，我突然发现我的眼泪也太廉价了！

　　就是这样，父亲高大的形象已经在我的心中坍塌了。我打电话回去，一般都是母亲接，父亲从来不接，我也不要求和他通电话。虽然和母亲也基本上就那些话，但和父亲我更没有什么话说，有时候母亲也会把电话给父亲，要我跟父亲说。父亲要接了电话，通常就会端起一副见过世面的样子，和我说在外面要怎样怎样，我就不高兴了，只生硬地三个字，知道了。父亲就会生气，说我是不想你走弯路不想你吃亏，你是念了几年书，但是我吃过的米比你多见过的人比你多。这就有些倚老卖老了，下次再打电话，我就绝对不跟父亲说，父亲好象也知道的，母亲要他听，他就不听了。这些年来，我之所以不想回家，不想见到父亲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吧，我不想看见父亲那个落寞的样子，我也不想和父亲吵起来。然而在我的内心里，被喷了几回屁，换了几份工作后，我知道自己其实是渐渐改变了对父亲的看法。父亲有四兄弟，他是老大，祖父早早过了世，一个大家庭的担子是由父亲挑起来的。父亲出来广东的时候，才十七岁，在广东并没有认识的人，他们是开路的先锋，可以说是两手空空来把世界闯的。因为父亲的开山辟路，三个叔叔也都先后到了广东打工，然后汇款单就一张张地往家里输送，家里连续地盖了四间屋子，三个叔叔也都先后娶了媳妇。这在我们村子里，在我们那个小镇上，当时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四兄弟分了家后，父亲又为我们这个小家奋斗，为了让我上学奋斗了。到他近五十岁了，突然病倒了，他颓然离开了这个城市。在这里，流下了他的血，洒满了他的汗，可是要回去了，也就回去了。然而，我又比父亲进步了吗？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会这样一晃眼就到了近五十岁，然后又不得不离开这里吧？我和父亲之间，其实是同一个印章先后两次印出来的，我重复的就是他的路，他不能改变的我也不能改变，我们有什么不能和解的呢？

　　六

　　大炮被抓了。那天，我已经出发了到银行去，准备转帐到他的卡里，半路上就听到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打电话给我的。原来大炮带我去看的那个所谓的销售部，只不过是一张美丽的遮羞布，真正在背后运作的是一个黑作坊，就是进了名牌的洗发水、沐浴液等，却倒出来拿机器加水搅稀，一瓶变三瓶、五瓶地卖，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需要一定的技术，搅拌的时候不能起泡，但是洗起来了泡沫还是很多，只是效果会差一截。而大炮所说的与我合股，也不过是一个五彩斑斓的谎言，大炮真正要做的是把我拖下水，发展成为他的下线，我要是把钱交给他就等于交给了一只狼了。他这个混蛋，这么多年的交情，我真没有看出来呢。回想起这一切，其实里面还是有不少明显的漏洞的，但我竟然就没看出来，也许我是被鬼迷了眼睛了，我是想发财想成白痴了。

　　我突然就感到了累，我想我真的要回家去一趟了，马上就回。我赶到火车站，又是灯火阑珊了，火车站里人很多，排了长长的十几个队伍，每个队伍都一直排到了大门口。队伍中的人们，几乎都背着大包的行李，一看就知道是外来打工的，他们是要回家去吗？还是要转到另外的哪个城市去，继续打工？我想起了我当初来广东搭的那趟火车，没上火车我的心就飞到广东来了，然而上了火车，到处都是人挤人的，闷罐子一样坐了两天一夜，我不但没有飞起来，火车还没到站，我就成罐头鱼了。而自从那次搭火车来了之后，这还是我头一次再搭这路火车呢，不过方向是反过来的，那时候是从家里来广东，现在是从广东回家里。

　　我茫然地站到了一个队伍后面去，大半个钟后，才终于买到了票。走进候车室，椅子上早已经坐满了人，连墙角也被占领了，我转了几圈还是没找到我的着陆点。突然，我的电话响了起来，我接了，是妹妹的声音，然而她不说话，电话那头她只是哭，嘶哑的，象随时要断了弦的哭。我就急了，说怎么啦？你说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