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女子公交车上没让座，遭抱小孩母女谩骂殴打”；“老人争公交座位，打小伙四耳光后猝死”；“短裙女子不让座，老者怒坐美女大腿”、“女孩坐公交没让座，被大爷一把拽起甩出去”……

年轻乘客与老弱病残孕等特殊需要乘客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争座，惹出了不少麻烦，引发出许多看法。有人说是道德问题，有人说是法律问题，有人说是道德法律问题，还有人习惯性地将其追问到更广泛的国民素质、社会体制等层面。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发生在百姓身边的日常琐事好像成了扯不清的一团高深理论乱麻。

对于打人、骂人或有其它过激言行的特殊需要乘客，相信没有哪个心智正常者会觉得其言行合情合理而不给予谴责；然而，这些遭谴责的特殊需要乘客本来是要讨回自己的正当权益，并且遭到拒绝；同样，对于遭遇言语和肢体侵害的年轻乘客，相信没有哪个心智正常者会觉得他们活该挨打受骂而不给予同情；然而，这些被同情的非特殊需要乘客抢占了特殊需要者的优先权，并且拒不归还。

麻烦出在哪儿？

里表鼻眼儿能否看清姑且不论，较真儿的话，前因后果却能辨个一清二楚。说一千道一万，不能忽略一个基本前提：占据特殊需要座位并且拒绝还座的年轻乘客首先亏理了，还欠情；占据非特殊需要座位的年轻乘客任凭身边老者哆哆嗦嗦、任凭孕妇和抱小孩的乘客颤颤巍巍却还能纹丝不动或者装瞌睡，至少欠情了。亏理又欠情，却还要振振有辞！麻烦就出在这儿。

二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作为中华传统伦理基石的孝道理念并非止于家庭的“私情牢笼”，它们表现出的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情怀。就“争座门”来说，无论市井的唇枪舌剑，还是讲坛的斯文切磋， 哪怕引经据典，哪怕东洋西洋名词头头是道，违背了“德之本”这一确定前提下的争执，不独不仗义，也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诡辩的泥淖。诡辩在纯粹哲学范畴里据说有意义，用到日常生活实践中，只能是强词夺理，用一句俗话说，“没理也要犟三分”，有点儿刁蛮。

不过，“让座门”本身并非最骇人的，它们带给社会舆论和公众价值观的不良影响，在于由此刺激出的其他社会成员对此所持的态度，在于由此折射出的当前社会对于传统道德伦理、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当前，尽管各种所谓国学培训班和讲座热热闹闹，国人对精华传统文化的认识不过蜻蜓点水，至于传统文化学习的目的——躬行践履的程度，只一个“让座门”便足以反证。

“不让座是道德问题，打人是法律问题，小伙子不但没有错，反而可以告死去的老人故意伤害。”

“为老人小孩让座是传统美德，却不是强制要求。自己遵守道德是美德，但因此将道德强加于他人却无异于绑架。”

……

此类说辞听上去似乎理性深刻，其实不过是换了个马甲为不道德辩护，比赤裸裸的辩护更容易迷惑受众。它们把偏激的特殊个体的言行无端放大到整个群体，把对少数过激言行的指责辐射到整个特殊需要人群，偷换了概念；然后，在主观的沙滩上重新构建所谓理性的价值大厦。这是近些年大行其道的话语时尚。遗憾的是，本来有些新鲜的意思一旦过度泛滥，往往成为似是而非的社会流俗甚至社会恶俗，诸如“道德绑架”、“自由个性”等等初听起来挺新鲜，到了今天，恐怕不少人已经嚼出了某种没滋没味。不妨将此种时尚称作“社会转型期新词汇强迫症”，其主要症状：沉溺在某些新语境中念念有词，为哗众取宠而新鲜，为反对而新鲜，却未能理解词汇本身的内涵，视而不见传统的存在，甚至忘记了基本的道德伦理准则，头脑中的指南针晕晕乎乎地找不着了北。

对于社会公众，道德的确不应该成为强制的大棒。然而，对于每一个体来说，倘若缺乏起码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自省自律意识，缺乏起码的“诚其意，毋自欺”、“ 诚于中，形于外”的慎独慎微意识，道德对于他们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至于既不愿自省自律也嫌慎独慎微太折磨人却想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淑女们，则有点儿滑稽了，还有点儿不讲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从个人、家庭到集体、社会的渐进修养、秩序建设理论，不但人性化，而且蕴含着现代科学的精神。

道德的确不应该具备强制力，但是，在可怜的道德约束中着意揪出其所不具备的、为了反对而虚拟的“道德强制力”示众，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无异于掩饰甚至放纵不道德。须知，美德的力量来自社会舆论的维护，欲得到尊重的任何一种“他人自由选择”首先不能违背公共道德，违背公共道德的行为并非应该受到尊重的“他人自由选择”。

另一个老生常谈。道德与法制并非相对的，它们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因子；道德是法律合法性的来源，法律必须维护天然的社会道德；忽视或者违背了道德观念的法律条文，社会成员不买账，它们也就成为摆设，无法履行其社会治理的功能了。

尤其要留意到，在特殊需要乘客与年轻占座者的对决中，双方被社会赋予的权利并非表面形式的一一对等，前者作为被社会照顾的弱势者，后者有天然的义务向前者让渡部分权利，这才算扯平。给予前者更多的特殊照顾或称特殊权利，并非损害后者的正当权利；相反，当后者向前者要求类似两个正常个体的一一对等权利时，恰是对前者权利的侵害和剥夺。忽视了这种实质上的平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就会看走眼，就会说错话，做错事，也就会拒绝让座却还振振有辞、心安理得。这样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纠缠得不少人晕头转向，几乎难辨黑白是非。 “争座门”中被侵犯了正当权利的特殊需要者因为较真儿的过激言行而成为众矢之的，并且招致整个群体和社会传统被质疑、诟病；本来的亏欠者、不道德者倒成了同情对象。是非掉个儿了，因果颠倒了。

毋庸讳言，当前社会中，个别特殊需要者的偏激言行仅属个例，不给特殊需要乘客让座却几乎成为年轻一代的普遍群体缺陷，不能以个例的错误为借口偏袒错误的群体。还要注意到，个别特殊需要乘客的过激言行发自非理性的一时义愤、冲动，年轻乘客的不让座行为却是确定的过了脑的选择。劝架拉架之前，先搞清这些再说话。

三

传统道德体系一旦具备强制力就会畸变为专横的暴力，同样，偏执地否定传统道德的势力一旦达到某种规模，也会成为专横暴力。当一定规模的公众竟然在某种社会流俗的推波助澜中为违背基本的社会伦理的行为寻找理由，那么，社会深处潜藏的其它不公正就有更多理由被社会流俗所原谅、放纵，多数人暴政就会成为强横的“社会正义”。最终，受害者只能是不同领域、不同等阶的递次相对弱势者。比如，那些不能自觉给特殊需要者让座的年轻人，他们在其它方面的正当权利会被更蛮横的另一种社会力量所剥夺，就像他们剥夺其他年龄、身体等方面劣势者的正当权利一样，而且同样得不到社会同情。                    

“公交车上让座是个人意愿，不让你还想咬人？x！”

“无教养、无公共道德的东西，还打人！车上的人你们在干嘛？中国人怎么了？是中国人打中国人！你们车上人开心是吗？那就是一群x！”

还有更激愤的：“我建议，以后所有人都不要给老年人让座，现在老年人道德太坏！”

为占座者辩护的人们以如此污言秽语为武器的显著共性决定，他们的偏执乖戾远甚案例中的特殊需要乘客，这样的言辞无论缘由、动机如何，只能成为实质上的多数人暴政。少数特殊需要乘客的偏激当然是可恶的，却也容易避开；群体的极端则是恐怖的，谁也无法逃得脱；可恶的少数因其激起了众怒从而使其危害能够得以控制，极端的大多数则能够以“社会正义”之名，疯狂冲决一切道德、理性的堤坝，对社会横行无阻地毁灭性破坏。开放社会尤其转型社会中的多数人暴政之所以还会产生，正是缘于公众缺乏对本族群传统道德的持续认同和虔诚敬畏，同时，新的价值共识体系尚未构建起来，于是，众人只能听凭本能中的丑陋欲望的放纵，它们更难以被控制和平息，因此，其社会破坏性尤甚。

理性思考者凉凉的听诊器应该在这个血管栓塞处多停留一会儿。

诸多让大家一起汗颜的“争座门”事件中，首先应该引起全社会谴责、反思的，不是少数特殊需要乘客的过激行为，更非整个老年群体、特殊需要群体的道德水平，而是年轻一代的道德素质问题及其三观教育问题；即便对于最理性的思考者和社会公众，“让座门”教给他们的也不应该是故作深沉的劝架，更非用一知半解、为我所用的“洋理论”拉偏架，而应该学会对当前社会道德整体滑坡的深刻反思，学会虔敬的集体忏悔。惟其如此，才能找到通往社会理性发展的正道坦途。

传统道德不是苍白的理论体系，它们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而存在。弘扬传统道德、传统文化关键在于践履，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们成为“躬行君子”，让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否则，子曰圣人言只是作为附庸风雅的口头禅和装饰品，“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纵观围绕“争座门”的某些言论和态度，不少人远未从观念和精神深处认同、接受传统道德伦理，更谈不上身体力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入眼入口易，入脑入心、从“舌言”到“行言”，路长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