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行关系问题贯穿中国思想史，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础。当然，诸如程朱、王阳明等人所谓的“知行”，与今天所谓的理论与实践关系并非一码事。中国传统知行观念其实是一个道德范畴问题，亦即道德意识与道德践履的关系。恰如王阳明所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传统知行观点纠结缠连，驳杂艰涩，在思维范畴内一时半会难以摸到头绪。不过，具体到现实社会生活，则往往被简化。其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知行二者，孰难孰易。

《  尚书·说命》“匪知之艰，行之惟艰”是知行关系最早并且最为国人熟悉的观念，始于傅说对武丁言，诚如孙中山所说，“知易行难”说“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矣”。唐代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中说，“非知之难，行之惟艰；非行之难，终之斯难”，则将知行难易做了进一步的深入阐述，但其基调未离其宗。

职业革命家孙逸仙不但颠覆了满清政权，而且试图颠覆国人的传统认识观念，并将自己的这种努力称作“心理建设”。显然，激情执着的孙先生对于自己苦口婆心的“心理建设”计划是极其得意和重视的。不少人听说过《孙文学说》，其别名即《知难行易学说》，又名《心理建设》，孙将其放在煌煌几十万言的巨著《建国方略》第一部分。

孙中山对传统认识观念的重大颠覆，就在于他一反深入人心的“知易行难”认识论， 鲜明提出“知之惟艰，行之非艰”的“知难行易”说。

“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孙先生坚定地认为，“非不能也，不行也；亦非不行也，不知也。倘能知之，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

诸如孙中山这样的认识，被称为“思想”。思想是孙以及与孙等量级的各种巨擘大人物的专利，这是另一个“深入人心”的公众观念。反过来说，草根儿细民是不配有思想的；别说草根儿细民，即便叱咤风云、翻江倒海的农民起义者的心声，比如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均贫富，等贵贱”云云，不独有思想的古今思想家鄙夷为“小农空想”、“原始本能”，算不得理性思想，同时，草根儿细民也觉得狗肉上不了大席。

这是对所谓“思想”的片面理解，是“虚空无实”的道学局限，也是弱势的自卑和被鄙视。

然而，思想家生着思想的脑袋、草根儿细民脑筋中缺少思想细胞的观念“深入人心”。脑子中没有思想，自然也就无法搞清高深的社会政治问题，至于究竟“知难行易”还是“行易知难”，更不沾边；或者干脆说，对于需要“思想的脑袋”才能认识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即便事关的只是草根儿细民自身的吃饭穿衣的生活小事儿，他们也只能压根儿“知不道”。

二

要弄清“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首先要搞清楚，诸如公交乘客和香山臭干子胡煎饼徐的市井流言，是否有资格成为社会认知，是否有资格作为社会治理措施制定的理论依据。这其实涉及到一个认知的社会主体问题。

一些大V微博言论更能反映其真实观念。通过他们不再高深的心里话不难发现，直到今天，中国思想史记述依然沿着两千年来所谓正统大道的路子走，即思想史中只有朝廷、精英，从来没有屁民，屁民无思想。

有两个例外。太史公将反贼暴民陈胜列入世家;更了不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将历代农民起义者的观点载人思想史。今天，一些试图标新立异的学者矫枉过正，倒退到了王朝正统史观，鄙视农民起义，将其骂作暴民骚乱，早在一百年前就被梁启超等人痛斥的此种史学观竟然被作为新观点，迷惑了太多年轻和不年轻的人。不少人认为，历史上农民起义领导主体从来不是庄稼秆一样的农民，而是形形色色的社会边缘人。乱臣贼子群氓暴民社会边缘人有什么思想？将他们的主张和要求载入思想史，不也太小看思想史了？！

无意争执历代农民起义头领们的出身，也无意争执农民起义到底是社会破坏还是社会促进。争执这些不太老套了？能否再次脑筋急转弯儿？

思想具有超经验性，但也不能无视现实存在。农民起义无论黑白是非，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异常巨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思想的客观反映和存在。对其视而不见或着意鄙弃，只能暴露出某些思想史家没有思想，或者说，他们的思想只是他们的思想。尤其滑稽的是，在鄙视起义者的观念评判视野里，即便跟随他们起哄的屁民们的观念，依旧不过是草履虫和金丝猴的躁狂，依旧缺乏进入思想史的资格。起哄者岂非自取其辱？

正像梁任公在《新史学》和《论正统》中批驳的，鄙薄起义者的所谓标新立异，不过是王朝时代所谓正统史学观“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道统观。       

把目光投向普通民众，研究草根细民群体心理，并将其载入思想史，中国思想史才算找到了北。西方人在这方面做得太好了，他们把朋克青年、城市新生代的观念和活动载入了思想史。

三

知行是无法分割的一对辩证因子。对于某些理论的探索，恐怕知难行易有道理；对于事关民生的社会问题，知易行难更有道理。许多民生问题正如秃子头上的虱子，捏下来就得了，难的是敢不敢捏、怎么捏。对于社会生了什么病，病根在那里，别说学者们，也别说公交车上的青年们，就连香山的臭干子胡、煎饼徐都清清楚楚——不就是给我臭干子胡煎饼徐一点点和其它人一样的好处吗？不就是让俺们有地儿住，有学上，看得起病，养得起老吗？又不是没钱！这些还不是钱的事儿，是如何花钱的事儿，是一颗心能否摆正敢不敢摆正的事儿！城乡二元化的问题喊了多少年了？至今，广大乡村垃圾遍地，而城市里的一座豪华公厕的花费就足以让俺老家郭固集旧貌换新颜。

当然，学者和学者信徒们看不起臭干子胡和煎饼徐的言论，看不起郭固集乡巴佬的言论，以为这些算不得思想。学者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但不像炸臭干子和摊煎饼。即便对臭干子胡和煎饼徐的社会管理，也不像炸臭干和摊煎饼。

治大国究竟是否如摊煎饼、如炸臭干，社会问题究竟知易行难还是知难行易，抑或知易行易知难行难，其实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动真格。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于理论家来说，光说不练，也算好汉；对于政治家来说，光说不练，不算好汉；是骡子是马，应该拉出来遛遛。政治家的职业核心内容，不是带领公众去认识世界，而是行动。

理论家的职业核心内容则恰恰相反。治大国如烹小鲜，如炸臭干子摊煎饼，但毕竟不是烹小鲜炸臭干摊煎饼，它是一个系统的宏大而细微的社会工程，尤其弊端丛生积重难返时，治国如入荆棘丛，不但需要政治家，也需要理论家；不但需要开路者大刀阔斧的胆识，也需要科学的方法，需要现实条件的逐渐成熟，以知驱行，以行获知，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朝向贩夫走卒都知道的大目标前进。

然而，却不能因此信奉“知难行易”，把理论捧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政治家不当民众导师了，倒是一帮色泽不同的“主义大师”跳上了神龛，充当政治家和万民导师。事实证明，任何时代的“国师”们总是被一己和集团利益驱使着，矫诏了一道道理论圣旨，误国害民！

“国师”们早该知趣地主动退位了。他们应该脱光名利外衣，在真空的象牙塔内琢磨纯粹的理论，恰恰如此，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他们纯粹得似乎没有血色的“知”也因此才会对“行”有用；理论的色气越重，越是满脸阳刚正气，它们的杀伐刀剑功能就越强烈。实干家的一举一动通过结果很快就会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可以被公众及时监督。理论的危害则很难被及时发现、制止和清除。其害莫大焉！

今天那些只相信主义，甚至挟主义之名嘲笑一碗粥、一块馒头的理论大师及其信徒们，他们总是在诅咒某些主义和宗教为了宏伟目标高尚信仰而不顾一切的狂热，事实上，他们与其批判对象具有完全相同的偏执性格。拯救人类的红光满面的大玩家高举着主义的大旗，万头落地；捧着一碗碗粥、一块块馍的“假善人”们却救活了一条条性命。

主义只能用来解决问题而不能成为绑架社会和政治的恶棍。主义一旦沦入“主义主义”，它就只能成为束缚个人和群体的绳索，成为破坏和灾难的武器。

知也易，行也易，怕的是不作为；知也难，行也难，怕的是作为。更主要的，无论难易，怕的是不相信屁民，怕的是认为屁民脑中缺少思想细胞，怕的是强势者为了一己和集团私利藉此相互角逐。

话又说回来，无论难易，都得活下去；想要活下去，必须首先割除显眼的弊端；要割除弊端，在于顶层与底层能够达成共识，准确说，顶层应该主动向底层获取共识。同时，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共识，其前提条件，既得利益与弱势诉求的相互合理让渡意识的增强，强势者忍痛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弱势者按捺注清算复仇的冲动，遵循共同的制度原则，大伙儿凑合着勉强共处，别指望亲如兄弟姊妹、你我不分，不至于势同水火打打杀杀，这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