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说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被放逐到圣皮埃尔岛的岁月，文明社会出于对他的仇恨驱逐了他，却让他找到自己的天堂。

卢梭说，他一生中第一段美好时光是和养母一起在乡间度过的。那时，他疾病缠身，医生已经宣告无救了，他仍然每天早晨到田间劳动，其余时间读书求学，晚上，则到草丛中听蟋蟀的浅吟低唱。后来，他五十岁之后，又和自己的老伴一起隐居在巴黎附近的村庄。他说只有布谷鸟的歌和香草炒鸡蛋的香味能让他感到惬意。现实中，卢梭是个饱经忧患的人，他幼年丧母、一生贫困、几次重病将死，晚年又受到他一直忠心为之服务的上流社会的驱逐和诅咒——仅仅因为他不和那些贵族们一样虚伪，他们就千方百计在自己充满仇恨的心中寻找，看看哪种方式最能伤害他这颗柔软的心。于是，他离开他们了，他本来是准备爱他们到死的。在世人眼里，他是非常不幸的，因为世人羡慕的一切他全没有，他曾放弃法国国王赐给他的年金，于是，他到晚年时还不得不给人抄乐谱来换取生活费。但是，卢梭并不以此为痛苦，他说沉思是他最大的幸福，无拘无束的自由是他最高贵的财富。在圣皮埃尔岛的时候，他漫步于丛林中、荒野上，或坐在海岸边的一块石头上听波涛阵阵，他任凭缤纷的幻想蹁哒而来，奇妙的情绪一阵阵萦绕在心头，有时，他拿着放大镜辨认一株株植物的根和茎；有时，他躺在一条小船上任凭那条小船将他带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没有任何人在一定时间催他起床，没有什么事他必须要做，他忘记了时间，他的手表早已不知失落在哪里了，他说他什么也不需要，只希望这种日子永远继续下去。而当他刑期已满，不得不再回巴黎的时候，他又一次掉进文明社会的旋涡。

巴金称卢梭是“十八世纪的全人类的良心”，奥赫留却认为隐居在山野间并不是最高的品格，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退隐入自己的内心深处，即使是在喧闹的人群中，宁静不过是心灵的秩序，修行的目的是限制欲望，实现灵魂的提升，而这些都不需要隐居，因此古人说：大隐者隐于朝，中隐者隐于市，小隐者隐于野。马尔库斯· 奥赫留是从生到死都拥有最高荣誉的唯一的人，作为一名伟大的国君，他要每天面对蔑视他的人、爱挑剔的人、爱管闲事的人、懒惰的人、愚蠢的人，他努力不让自己仇恨他们，他说：“不让坏人做坏事就像不让葡萄藤结葡萄一样不可能，而且，既然我和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辞世，我也不会让自己愚蠢到陷入对他们的仇恨。”

与其说隐士是退出社会的人，毋宁说他们是避难者。纪伯伦在对人间的种种痛苦与不幸麻木冷淡了之后，却对一只在风中受伤的小鸟充满怜悯，他说，如果你能与小花、小草、小树、小鸟交朋友，会发现它们都比人可爱的多。

一切进入社会的善人，最初想积极地改造社会，把自己的光带给黑暗的社会，最后都不得不成了黑暗社会的帮凶。曾有一个皇帝，在反叛者到来时无怨无悔地让出了王位——他愿以自己的牺牲减少臣民的杀戮，可他最终成了被关在天牢里等死的囚犯——反叛者必须将他杀掉，即使他不造反，别人也会用他的名义造反，只有杀掉他才能永绝后患。和恶人讲道理是没有用的，魔鬼不需要爱，只需要奴隶。于是，隐士不得不避难。否则，他应长出一两颗毒牙对付那些每日缠绕自己的巨蛇，而一旦他这样做，他将内心向往光明，外在却不得不操起恶的屠刀。叔本华说，他在人群中生活了很短时间后就发现明智的办法是退隐。人最终能求助的只有自己，顶多万不得已时可以依靠一下亲人，他人是不会帮助你的，或者每次帮助你之后都要索取双倍的报酬，许多人有着令人憎恶的缺点，如果你要和他们交往，你必须容忍他们——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否则，等于将他们和你推入一场生死之争，他们必须改变品格才能得到存在的权利，而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天生如何，他就只能像他天生的那样去做人。莫说高尚的人，有一两样突出品质的人都少的可怜，他人不能给人福音，你还必须时时忍受他们无意中加给你的痛苦，所以最明智的办法是退隐。如果人与人相距一公里之遥，或者每个人有一颗自己的星球，社会秩序会好的多。

但是，隐士仍然有可嘉许的地方，隐士至少有能力去过自由的生活，并且知道什么会让自己幸福，许多人不知道什么会让自己快乐，甚至无法享受自己已拥有的，他们拿别人幸福人生的范本去实践，但当他们处于同样的位置时，他们还要感到不幸。许多人必须依靠规则，必须别人告诉他是非才能够生活，他们不配获得自由，因为他们一旦脱去奴籍就同时失去最后的价值。自由不是人的财富，而是可怕的负担，人为了逃避它寻找这样那样的借口。隐士是有能力成为完全的自己的人，他们知道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因此不会跑到别人那里浪费别人的时间；他们能自己创造快乐，因此不会到别人那里求取无聊来冲淡自己的痛苦。他的孤单像大海一样负载着他，因此他不需要到陆地上来。

不要伤害一个隐士，他是因为人世间的伤害太多才躲起来的，经不起再次伤害。如果你已经伤了他，那么，干脆把他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