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问（1）——问？还是不问？

屈原有一《天问》，应该就是“问天”，能够问天者，自有值得向天发问的问题，也有问天的能力。以我之才，自然是不敢问天的。因为我既没有需要天才能回答的问题，更没有这个本事。由于问题渺小，一般地自己就回答了。所以，我经常问心。 

心问，就是问心。有人说：与别人争论，是雄辩；自己与自己争论，是诗。问自己，问心，应该就是自己与自己争论吧？但我却写不出诗。看来，我也问不了心。我是不是真的问过心，都问了什么，怎么问的，心都做了哪些回答？仍是个糊涂。我有问题需要问心吗？能够问吗？ 

中国东北最美丽的海滨——大连，“心悦大酒店”的房间里。我在向开会的同伴发问：您贵姓？从哪里来？听着工厂机器、火车、汽车的轰鸣声，看着窗外灯火闪烁的夜景，远处是真正的海天一色。我在问这个城市：城市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多的人一定要这么拥挤的住在一起？ 

面对着电脑，读着《死亡与人生》。我想问远方的朋友：是否还在思索着生命？一遍又一遍点击着“我的连接”，总是一个回答：拨号网络无法完成连接，请稍后再试。这个酒店不在网络之中？难道就我一个人想飞出窗外，去寻找那无际的虚拟世界？ 

睡梦里的同伴突然说：你怎么还不休息？于是，我只好睡下。闭目。心海两茫茫。我在想，今天为什么想这些？朦胧中。发出了我的一个“心问”。——为什么这么问？ 

读书交流会上，有人问：什么叫读书？什么是学习？竟无一人能够确切的回答。不禁想到19世纪英国评论家沃尔特·白哲特在谈到“什么是民族”时说过的一句话。“你要是不问，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但是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却是不能。” 

仔细一想，我们对很多问题都是这样一个状态。越是简单的问题，就越是不一定真正明白。比如：什么叫生活？什么是爱？什么是人？什么是天？甚至什么是工作、什么是走路？这些似乎不是问题的问题，我们也一时很难说个清楚，至少对我是这样。 

2006年四川的高考作文题，“生活中，有许多疑问，有人好问，有人不好问，以问为话题，写一篇文章。”其实“不问”时的“知道”，并不是真正的知道。但是，问了还又说不明白。事实上，我们对很多问题包括那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并不明白。如果不问，也不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也许与问了相比，不问可能更快乐。 

整天对在一些人那里可能不是问题的的问题，咬文嚼字，思来想去，又常常百思不得其解，有意义吗？意义还是有一点的，至少对一些问题加深一点理解。人也应该对遇到的问题，多问个为什么？虽然可能问了也说不清楚，不能马上对它作出解释或定义，但还是比不问明白了一点。 

那么，到底是问？还是不问呢？

心问（2）——看？还是不看？

看，是一个既简单又很复杂的事情。说它简单，是说只要有正常的视力，每个人都会看，也能够看；说它复杂，是说人为什么会看到东西，看到的是什么，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回答的了。

　　为什么会看到东西？应该主要是一个生理学和心理学的问题。与沃森合作发现DNA分子结构的克里克，在《惊人的假说——灵魂的科学探索》一书中说，看，是一个远远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他“想要知道的是，当我看某个东西时，在我的头脑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还认为“多数人所具有的关于如何看东西的朴素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正确的。”上学期间，一个心理学老师曾经说：人为什么会看见东西，有的人是一辈子也不会思考这个问题的。因为，它看起来实在太简单了。事实上，它又是这样的复杂。不然，象克里克这样的科学大师，就不会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探索”了。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说起来很简单，我们看到的就是世界！可是就是这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哲学家们却争论了有几千年了。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看到的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有的认为，人们看到的只是现象，世界本身在现象之后隐藏着；有的认为，人们看到的就是世界本身。贝克来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任何东西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我看到它，有句话很形象地说明了他的观点，“只要把眼睛闭上，世界上就没有什么悬崖”；休谟认为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心理的知觉和感觉，是否有真实的事物存在，是不可能知道的；康德认为，人们所感知的，只是“物自体”的“现象”，而不是“物自体”的本来面貌；叔本华干脆就说“世界是我的表象”，并且“唯有意志是自在之物”。

　　 这些哲学大师的说法，让我们越来越“糊涂”，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哲学上有一种分类，把这些看法都称为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似乎很容易的就驳倒了他们，拿一个木棒打在他们的头上，谁都会感到疼痛，还认为物质是不存在的吗？但是，让人不明白的是，谁都不可能否认我们的外面有个客观世界。不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还是客观唯心主义，不管是贝克来还是叔本华，他们也都知道撞到南墙上，是必须要回头的，穿衣吃饭哪个不是物质？看来，他们所说的世界，并不是在看得见、摸得着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所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谁都没有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

　　一张电子云图或河外星系图，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片模糊的影象，可是在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看来，里面却包含了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的巨大秘密。一张人体的透视图象，我们看上去只是一个骨骼轮廓，可是在高明的医生眼中，就可能发现哪怕是很微小的病理变化。小时候自家院子里的一棵树，只看到它的枝叶春绿秋黄，不断的长高长大，可以用它作木棒，可以用它作烧柴。学了一点植物学知识以后，再看它，才知道它原来和动物一样也是“活”的，是一种生命。曾经读过一篇题为《城市的切片》的文章，作者说他有一次坐着一辆前头尖尖的三轮车，夜灯下穿行在窄窄的巷道里，感觉三轮车就象一把刀，把城市切成了一个个的切片，在这些切片里看到了人间百象和世态的炎凉。我们每天都在城市的街巷里行走，对看到的一切却熟视无睹，只感到车辆的多少与行人的匆匆脚步。看来，世界在不同人的眼中，是有很大区别的。

　　 曾用过一个“看春秋”的网名，以为自己只是一个“看客”，在与一位网络朋友的交流中，他认为我们都是一个“过客”，“看”与“过”一字之别，“过”更有历史感。“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恩恩怨怨，生死白头，几人能看透。”现在看来，即使都是看客，看什么和怎么看，也有很大的不同。“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辩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掏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

　　以前看世界，感到很简单，有的事情还可以看明白，现在越看感到越复杂，越看越看不明白。到底是看？还是不看？

心问（3）——想？还是不想？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犹太人的谚语，自从被昆德拉引用以后，几乎成了思想文化界的流行语。面对上帝，人类还敢思考？岂不是自不量力！不过，笑，有很多涵义，也应该包含有高兴的意思吧。我们就不能完全否认上帝看到人类思考，也会有高兴的成分。所以，有人说，“人类不思考，上帝就会哭！”上帝到底是希望人类思考呢，还是不希望人类思考？其实，自从亚当和夏娃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以后，人类的所有思想与行为，就不在上帝的控制之下了。人类想要做什么，上帝希望人类怎么做，都变成了人类的一种猜测。正是因为人类学会了思考，才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这也许正是上帝所希望的，所以，看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高兴的“笑”了。

　　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这是他在以不敬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判处死刑后，给人们的遗训。苏格拉底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最后说：我缺的不是言辞，而是厚颜无耻，哭哭啼啼，说你们爱听的话。苏格拉底的学生安提斯泰尼创立犬儒哲学，主张把物质需要减到最低限度，以求获得最大限度的精神自由。这个思想实际上肇始于苏格拉底。他常说，别人是为了吃而活，他是为了活而吃。看来，人生必须要“思考着”过，不然就等于白过！笛卡儿的说法就更绝：“我思故我在！”他本来是用普遍怀疑的方法，找到了他所谓的不可怀疑的一点——“我在怀疑”：可以怀疑一切，但不能怀疑“我在怀疑”，怀疑就是思想，就意味着有一个思想着的“我”存在。可如果望文生义，就是“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如果不思考，连我也不存在了。这就太可怕了，没有了“我”，属于我的一切，还存在吗？事实上，“我”确实是思考出来的。不思考不反省，是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的，这也就是自我意识或自我意志吧？哲学家是在告诉我们，关心自己的灵魂，省察自己的人生，重视生活的意义远过于生活本身。

　　可是，托尔斯泰说：“要是一个人学会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对象是什么，他总是在想着自己的死。”人应该不停地思考，岂不是整天都想着死亡？也有人说：感情的极端是痴，思想的极端是疯。一些大思想家、大哲学家都疯了，象尼采。学者周国平把人分为三种：“第一种人有常识，没有思想，但也没有思想的反面——教条。他们是健康的，象动物一样健康。第二种人有常识，也有教条，各有各的用处。工作用教条，生活靠常识。他们是半健康的。第三种人完全缺乏常识，全然受思想的支配，或者全然受教条的支配。从常人的眼光看来，他们是病人，前者是疯子，后者是呆子。”这样说来，没思想才是健康的，有了思想，很容易成为疯子后呆子。还有人说，思想不能太丰富，纯粹的知识不要知道的太多，否则思想会短路，有时候，有一点不精确，有一点模糊，反而是一个好的学者必须要的思想的弹性空间。

　　关于思考，周国平有一段非常深刻的话，因为我不可能比他说的更好，就直接引在这里吧。“在看透人生的虚无之后，艺术家喜欢往回走，政治家喜欢往前走，宗教家喜欢往上走。往回走是走向经验，往前走是走向理想，往上走是走向终极信仰。走向经验让人感到亲切温馨，但是天长日久难免资源穷尽从而显得单调枯瘦；走向理想让人感到热情奔放，但是一不小心就会酿成灭顶之灾并给人带来深重的绝望；走向信仰让人感到超迈永恒，但是如果把握不好可能会丧失大地万物的斑斓色彩和世俗生活的丰富与喜乐。比较好的情况是，一个人同时具有这三种特征。我认为出色的 艺术家多半是三者兼而有之。一般是青年时代是政治家，带着热情走向未来，中年时代是艺术家，带着满身的伤痕和满心的伤感逃回童年，老年时代是宗教家，带着对经验世界的绝望、宽容和悲悯寻找永恒的救赎之路。这三种素质或者说三种精神体验是完全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的。”

　　我们多数人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宗教家，更不是政治家，也看不透人生的虚无，自然也就不知道应该往哪里走。思考，能给人带来快乐，也会给人带来很多苦恼。如果分不清富有与贫穷，也许就不会有贫困的苦恼；如果分不清战争与和平，也许就不会有战乱的痛苦；如果分不清爱与恨，就不会有失去爱和仇恨的苦恼；如果分不清生与死，就不会有死亡的恐惧……。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的许多苦恼，恰恰是因为思考的结果。

　　那么，到底是想？还是不想？

心问（4）——读？还是不读？子

2006年高考全国II卷作文题，是关于读书的问题，说是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网上看书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管这是不是完全符合事实，对我来说，不但是读书少了，而且越来越读不明白了。　　 

以前读书，读到一本好书，深深地感到能写出这样书的人很了不起；后来，对写文章能引用名著名人名句的人很崇敬；再后来对读了很多书的人很敬佩；到了现在，对知道很多书特别是名著的人就很佩服。有一个书目《二十世纪十部影响深远的小说》，包括中国篇和外国篇。在外国篇中，说实话，我只读过一本，还知道几本书的名称，其他多数不知道，连作者也没听说过。在中国篇中，也只读过一半多一点，认真读过的就更少了。是不是很大的悲哀？ 

每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都不自觉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有来自家庭的影响、老师的教育、社会的熏染，其中包括朋友、同事的影响。按照我的体会，在所有的影响中，最大的是来自读书。因为，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物都给你分一下，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更多的时候我们判断事物好与坏的标准，都来自自己的读书。等到长到一定的年龄，这些影响就在一个人的心里形成了基本判断标准，也就是自己的价值观。再看到什么事或什么人，好与坏就由自己的这个标准来判断了。 

因此，读书可以使我们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可是读什么书，怎么读书，对一个人的思想与价值观关系很大。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通过读书，来获得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标准。那么，我们都读了一些什么书呢？又应该读一些什么书呢？再有就是怎么读书呢？ 

2003年有一本《一生必读的60本书》，其中所列书目，大多数我都没读过，有的都没听说过，在读过的一部分书中，也并不真正了解其中的思想。书中列出的这60本书，应该说都是很经典的著作，代表着人们文化与文明的主要内容，可是自己知道的太少了。先不说这60本书是不是一生必读，可一个人一生读60本书还是应该做到的。在所有的书中，小说应该是我们比较喜欢读也读的比较多的一类。在《二十世纪十部影响深远的小说》中，中国部分以《亚洲周刊》评选出的“二十世纪小说百强”前十名为准；外国部分则参考了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选编的《世纪之书》及蓝登书屋《世纪文库》编辑组评选的“本世纪一百大英文小说”（台湾王锡璋译），在选择时尽量考虑到已有中译本，且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作品。 

外国篇：1、《尤利西斯》乔伊斯；2、《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3、《变形记》卡夫卡；4、《局外人》加缪；5、《洛丽塔》纳博科夫；6、《小径交叉的花园》博尔赫斯；7、《百年孤独》马尔克斯；8、《黑暗的心脏》康拉德；9、《喧哗与骚动》福克纳；10、《雪国》川端康成。说实话，我是一本也没读过，知道几本书的名称，大多数都不知道，作者也没听说过。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是不是很大的悲哀？如果说外国的书我们读的少还有情可原的话（实际是个很大的缺憾），那么中国的呢？看看我们又读了多少？ 

中国篇：1、《呐喊》鲁迅；2、《边城》沈从文；3、《骆驼祥子》老舍；4、《传奇》张爱玲；5、《围城》钱钟书 ；6、《子夜》茅盾；7、《台北人》白先勇；8、《家》巴金；9、《呼兰河传》萧红；10、《老残游记》刘鄂。 

在这些书中，我只读了其中的5本，其他的知道有这个书，但没读过。有的书的作者，虽然没读过他的书，但了解一点，有的一点都不了解。 

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至少有以下几点：1、自己读的书太少了，应该读的好书太多了。2、读外国的好书太少了。3、知道的好书和 太少了。4、读中国的书多，外国的书少，造成了什么影响呢？就是，只知道用中国的标准来判断事物，不了解世界是用什么样的标准判断事物，这就少了一个判断标准。可以肯定的说，世界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并不比我们国家差，很多比我们要先进的多。这样，说起话来，做起事来，就有些盲目。5、与一个所谓的有文化人，距离太远了。 

前一段时间去北京，到西单图书大厦和王府井新华书店一看，让人感到可怕，很多书特别是自己感觉还比较熟悉的领域，几乎连书名都看不懂。江苏的高考作文题：“有人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也有人说，世界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反而没路了；有人说……”小时候没有多少书，喜欢读的书很多；现在书多了，反倒不知道读什么了。就是喜欢读的一些书，也越来越读不懂了。 

　 在网上看到一个叫“新燕顿旺”的博客上说，他“一天看四十万字的小说不成问题，阅读效果还绝对不赖。”让我看的直出汗。我阅读的速度连他十分之一都不到，这样能读几本书啊？所以，现在越来越不敢读了，越读感到越困惑。 

　　因此，读？还是不读？对我也成了一个问题。

心问（5）——写？还是不写？

随便写几行文字，肯定不能叫写作；也不能是篇文章就叫作品。所以，我从来不敢说自己是在写作，更不敢把自己的所谓文章叫作品。周国平说：“思想是一份一经出版就被毁掉的原稿，学问便是各种充满不同印刷错误的版本。”一般的文章或作品，可能连思想的版本都算不上。我写的东西与其说是文章，不如说是“读书笔记”或“读书散记”更准确。因为，我所有的所谓文章，不是打“文字迷”，就是“掉书袋”，或者是一点勉强的“宏大议论”，或者是一点低层次的“经注我”与“我注经”！ 

　　 ——因为对一些很简单的问题，而且多数是常识性的问题不明白，不得不做些“文字迷”的游戏。比如：什么是思想？什么是知道？什么是人生？什么是死亡？什么是爱？什么是恨？这些本来早就应该理解的问题，活了半辈子还是一知半解。只能去《典》，搬《辞海》，看上去好象是在做“学问”，其实仍然与小学生认字解词一个水平，只是一种简单地一问一答式的摘记过程。 

——因为不明晰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有一点所谓的看法或见解，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不得不去引经据典，只能“掉书袋”。这实际上是孤陋寡闻或思维错乱的表现，不引用别人的话，自己就不会说话，习惯性的附庸风雅，自以为用了名人名言，就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层次。其实，看上去旁征博引，名言警句一大堆，实则内容空洞，逻辑混乱。就象裱糊在镜框中的蝴蝶，看上去艳丽无比，但已无力飞翔。之所以这样做，根本原因还是没有完全理解那些哲人经典的深刻思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写东西，无非就是记下自己以为很有道理的话语，至多是对有关问题作一点看上去系统地梳理。 

——因为对事物的观察不准确、不细致，没有深刻地理解与感悟，更不会描述与挖掘，不得不“大而化之”，胡乱地发表一些“宏大议论”。比如只会说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可连一棵树都不知道怎么栽，也描述不出来；看见满园花草，也只会说五颜六色，鲜艳美丽，可连一朵花的形状与特质都不清楚，也描绘不出来；会说气候宜人，夏季如春，可连平均温度与最高温度都不清楚；只知道现在的人啊太复杂，可是连身边的一个人是什么性格都不知道，也不会刻画；只会说“一定要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可连怎么去台湾都不知道……。就象有人说的那样，连自己的邻居是谁都不知道，却对会不会有外星人关心的要命。所以，文章里都是豪言壮语，大有解读世界或宇宙之意。其实，恰恰是思想肤浅的表现，什么事情都只明白个大概，或者是有了一定的观察，但表达所需的字词不够，也不掌握表达的基本方法，就只能空发议论了。 

——因为没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分析，一旦有一点看法，就习惯去古书典籍里寻找根据或解释，进行所谓的“经注我”；或者是读到一句经典的话，就试图去做一点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进行所谓的“我注经”。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过来倒过去，还是那么一点看法和见解，基本都是同义反复，不是把“经”给注错了，就是让“经”把自己给注糊涂了。好象文章里如果没有子曰诗云，就显得没有文化底蕴，同样的问题，如果不引用几个古人的观点，就不能算作有道理。其实，古人的看法也不一定就完全正确。之所以这样做，不是自己不自信，就是自己确实不明白。 

所以，我这种用“解字迷”、“掉书袋”、“空议论”、“我注经”、“经注我”方式写出来的东西，就只能是个大杂烩，不伦不类，装腔作势，故作高深，一堆废话。禅宗里说：“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写思想、谈文化的文字，就象指月亮的手，既不是思想，也不是文化。 余秋雨说：中国文化的千年秘语，是只求被尊敬，不求被喜爱，尊敬是理性赞赏，喜爱是人格贴近。我写的东西既不受人尊敬，更不被人喜爱，给别人的感觉一定“没感觉”。任何哲人的滔滔经纶，都不如生活绝对富有。没有生活，没有思考，写出来的东西，只能让人感到不是浅薄就是矫情！常常读到那些让人心灵感到震撼的文章或句子，即使对于现在惯于浏览的眼，也还是引起突发性视觉停顿。让我感到 那广阔的心理空间与思维的深刻，正象余秋雨所说：只需读两句小诗，就能知道诗人背后的山有高，海有多大！面对文化与文学的高山大海，仅存的一点写东西的勇气，几乎已经丧失殆尽！ 

直到有一天，偶然在电视节目上看到王刚说了一句话，又让我找到了一点继续写下去的根据。他说：重复权威是一个人成长的必然经历！我又想起了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中说的那段话：“人们几乎总是依照了别人践踏出来的途径走路，总是摹拟前人的行为来做事的。虽然不能毫厘不差地依照别人，虽然不能达到他所摹仿的那些人的杰出程度，可是一个谨慎的人总应该常常步着伟人们的后尘，取法于那些最最了不起的人，以便他纵然不能做到象他们那样的伟大，却至少会有若干伟大的影子。”他还说：“善射者如果想命中很远地方的一个目标，他们就得知道他们的弓力能达到多么远，然后瞄准一个比他们想命中的标的要高出不少的地点，他们的箭并非要打中这个目标；而是要靠着这个较高目标的帮助，以便射中他们所想射中的标的。”看，我又在“掉书袋”了！ 

　　 最后，我还是不明白。到底是应该写？还是不写？

心问（6）——说？还是不说？

有一次，陪一位来进行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去爬山。走到密林深处，看上去一直很内向，也有些拘谨的这个大学生，忽然对我说，我们对着树林高喊几声吧。我说好啊，就旁若无人地喊了起来。喊完了以后，感觉是那样的痛快，仿佛把心中想说的所有话语都喊了出去。每个人都想说话，也都能说话，能不能说出来，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是不是有合适的环境。 

2006年7月12日，刘翔以12秒88打破尘封13年的男子110米栏世界纪录。这件事，对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对全世界的人，都是个好事情，也应该喜欢刘翔这个英雄。我就是这样判断的。可是当我看到网易体育联邦调查局作的一个调查以后，让我有些吃惊。 

作为一个女生，你怎么看打破世界纪录的刘翔？(得票数：12979) 

1、原来就喜欢他，现在更痴迷；63.0%8181票 

2、原来觉得一般，现在发现他最迷人；16.0%2139票 

3、原来不喜欢，现在爱上他；3.0%460票 

4、原来不喜欢，现在更讨厌；16.0%2199票 

投票起止时间：2006-07-12至2006-07-22 

在这个调查中，不喜欢甚至更讨厌刘翔的，居然超过了原来觉得一般或不喜欢而现在喜欢他的人。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对任何一个事物或人，每个人都有喜欢和不喜欢的权利，有人不喜欢刘翔，无可非议，尽管多数人认为他是一个英雄。 

我想说的是，这个调查结果（指有人不喜欢）的出现，其中一个原因，是诱导出来的。假如在调查的题目中没有这个选项，就不会在调查结果中出现这个现象，当然不出现也不意味着就否定了确实存在不喜欢刘翔的人这一事实。因此，很多时候，人们所说的话是诱导出来的。或者叫做“借话说话”、“就话说话”。 

上学时，有一个口音很严重的老师，他讲课，十句有九句学生听不清楚，听课很累。向他提意见，要求他讲普通话，或者尽量讲清楚一点。他作了一个解释，说他不是不想说普通话，他觉得他讲得就是普通话，也就是他自己听不出自己说的话与普通话有什么区别，不知道应该怎么改。所以，说不好普通话不在嘴，而是耳朵的问题，是不会听的缘故。他还说，听一个有口音的老师讲课，对学生的学习有很大好处，老师讲一遍，等于你听两遍，因为你要把他讲的话“翻译”成能够听得懂的话。我认为他无意中讲出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是，如果要改变自己，必须清楚自己与别人的不同，或者看出来，或者听出来，或者想明白。同时，这个差别的改变要有价值，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二是听别人说话，需要“翻译”成自己能懂的话，也就是要对别人的话进行“再构”。 

事实上，我们在听别人说话或者读别人的文章时，有着与翻译者同样的固有矛盾，经常发生“译者的尴尬”。特别是读所谓的思想类文章，与思想翻译有类似的地方，也涉及对作者原意的理解。L. S.维果茨基认为，思维和语言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至少它们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思想向语言的转渡，是将某些意会的东西转变为言传的东西。这个过程是由原作者本人完成的。从思维向语言的转渡，原则上还包含着两个层面或两个阶段：其一，从思维活动向内部语言的“转渡”，其二，从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转渡”。尤契夫说，“语言一旦发声就是谎言”，就是说思维（内部语言）向语言（外部语言）的转渡是个问题。通常所说的“辞不达意”，就是这个意思。 

读文章，不管是中文文章，还是其他语系的文章，都需要一个必经环节，就是把文章的语言转换为自己的语言。虽然不是真正象一般意义上的翻译那样，将一种外部语言转换为另一种外部语言，但这个类似的“转渡”过程或“再构”过程是存在的。所谓理解，就是把文章的语言，转渡到作者原初被陈说的东西那里。如果作者的语言遮蔽了他所想表达的思想，有时读者能够比原作者更好地理解借助这个语言所表达的思想。解释学所说的理解意义，相当于对一个思想的再构，这种再构当然不是原创，但也不可能是复制。R.斯贝曼说：“再构意味着，将一个思想再思考一次，但要思考得更好。根据艺术的规则真正地思考某些在开端上只是模糊地被揣测到的、仅只‘直觉地’被把握到东西。只有能够如此被再构的东西才能被看作是一个真实地被思考的东西。” 

也就是说，当一个读者去再构作者的思想时，他有可能比作者更好地（例如更为圆融地）思考其思想，并且比作者更好地（例如更为通达地）表达其思想。可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也很难赋予自己总体篡改原作思想的权利。具体地说，读者可以具有对原作语言表述上的某些叛逆权利，但并不具有对原作思想理解上的叛逆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是不自由的。文章“原意”的存在恰恰是各种理解得以成立的前提。失去了“原意”，各种理解之间的可比性也就不存在；理解也就不再是理解，而变为创作。以绘画为例，我们可以说，一个赝品比一个原作画得更好。但如果根本不存在原作，那么那个被认为是摹仿的作品也就失去作为“赝品”存在的权利。 

写到这里，就产生了我的两个困惑。说话，一般来说就是两类：一是说自己，或说自己想说的话；二是说别人，或说别人说的话（文章）。说自己想说的话，就是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从自己的所谓思想到内部语言再到外部语言的转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然发展过程，涉及到是否表达的正确与充分，特别是从内部语言向外部语言的转渡，很多情况下完成的不好。也就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以适当的方式表达了出来。如果这里确实存在着疑问，我们是不是还应该说话？ 

说别人，或者说评论别人（话与文章），实际上是在说或评论别人的思想。我们是不是真正读懂了别人的文章或话语，或者说是不是通过别人的话语或文章，真正理解了别人的思想，理解了作者原初所要表达的那个东西，同样是值得怀疑的。这样说来，我们还能不能，应该不应该说别人，评论别人？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困惑，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常常“辞不达意”，表达不清楚自己想要说的话，表现为别人对自己不理解；另一方面是因为不能真正读懂别人的文章，理解别人的思想，“说”起别人来，评论起别人的文章来，常常“无的放失”，表现为不理解别人。在实际生活中也确因此“得罪”过很多人，当然包括网上的一些好朋友。 

那么，到底是说？还是不说？对我确实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