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学生在随笔中引用一段西人的话：“如果你的麦捆遗落在地里了，那就不用去找了。你已经把它留给了流浪人，你已经把它留给了贫弱者，你已经把它留给了捡麦穗的孩子……”看了之后静思半晌，作为教育者，我们应当把这样的仁爱教给学生。

可是，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会有另一种让人排解的方法。比如，人们会劝说你：“祸福相倚”，“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很可能，你在跑回去拿那麦捆时，脚崴了，一个月不得动弹；也有可能，失足掉到河里；或者很可能，天上惊雷闪电，结果……总之，“吃亏是福”，“难得糊涂”……于是你觉得，那捆麦子，丢了就丢了吧。

虽然都没有去寻找那遗落在田野的麦捆，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灵选择。

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方，有这样的习俗，乡里人会把屋檐造得宽一些，这样主人不在家时，过路人可以在下面躲雨。在西南边疆荒凉的古道边，会有一些简易小屋，里面备有柴火食物，让孤独的赶路人歇脚御寒。

中国文化中讲慈悲的内容并不少，但是我们毕竟是疏于行动的民族。柏杨说过，讲团结，中国人立刻能写出一大部书，但彼此很难走到一起，“三个和尚没水喝”就是典型。同样，孔子宣传“三人行必有我师”，但我们见到的更多的是三个人谁也不服谁。同样的原因，生活中的慈悲之心和仁爱之举就不太多。现在中国社会捐款仍然有“摊派”现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慈善事业，也没有慈善家，虽然中国人很为自己国家经济取得的成就而“瞩目”。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看过欧文·肖的小说《富人·穷人》，印象很深。有次作文比赛，我很想试着让学生做做这个题目，不想大家担忧，说导向容易偏，会出麻烦。虽然我并不坚持要用这个题目，但通过这件事想到，全社会嫌贫爱富，对穷人存有偏见，这个时代的麻烦大了。中国社会缺乏慈善之心，也因为官僚体制的腐败和公信力的下降。我很担心，慈善事业的落后，将使中国的文明水平在世界上处于极端尴尬的局面。

台湾省的证严法师当年是个普通的比丘尼，有一次她遇到三个天主教的修女，彼此交流了对宗教的认识。修女临别时表示对佛教有了理解，但是她们对佛教不开展慈善事业表示不解。证严因此受到触动，后来才有了规模宏大的慈济功德会的工作。当时，花莲县的家庭妇女每天从买菜的钱中省下五角钱捐给功德会，有人图省事，一个月一次捐15元。证严说，一次捐15元，只发了一个善愿，每天放五角钱在菜罐里，是每天在发一个善愿啊。

我因而想到，多年以来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究竟落实到哪里去了，宣传家教育家能不能向孩子们说说清楚？说清楚之后能不能做点榜样？比如，有没有办法让孩子们相信：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的确比学校的教室重要，官僚的子女的确是靠勤奋致富的，社会并不腐败，等等。如果他们仍然只想到让学生背背政治教条，满口经天纬地的胡话，那绝对不如让孩子们每天都能发一个善愿，并且学会“留点麦穗在田野上”，实实在在地做个好人。

很多人现在有能力、有余力帮助别人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