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一进中学，就是初二下学期。

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小学五年级“文革”兴起，大哥哥大姐姐们举着红旗，戴着袖标，气宇轩昂地去串联游行。我们小些的，睁着激动的眼睛看着，却是完全不懂。学校已然失序，教师们都没有心思上课了，学生也闹着要串联劳动。串联免谈，劳动倒是去了一次，在郊区一个蔬菜生产队呆了几天，终是年纪太小，有夜里无缘无故哭鼻子的，有尿床的，有水土不服浑身起包的。接待我们的生产队很小心，这些嫩娃娃，事情做不了一点，责任却是很大，便和学校商量，草草结束了劳动。回校更无事，教育当局根据上级指示，安排我们“停课闹革命，”亦即无限期地放假。这一放就是两年多，粘知了捉蝴蝶钓鱼，正开心哩，那天忽然又来通知，要“复课闹革命”了，便闹嚷嚷地进了中学，从初二下学期读起。

发了书，各科依序进行。五年级到初二拉下大空白，再学习很吃力，尤其是数理化，几乎天书，没有学得扎实的。

数学老师姓蔡，女性，总有五十多了？永远一件黑灯芯绒的旧春装，矮矮的个子，脸上皱纹很多，这使她笑起来满面都是细碎的浪花，如向日葵一般。她老是笑眯眯的，闹哄哄的课堂，她从来不急，也不板脸，学生闹狠了，她会停下来看着，到有空隙，便轻轻说一句：“要珍惜时间呀，时间不多了！”转身又去黑板上演示。蔡老师是有水平的！她善于把枯燥的数学几何原理，用各种各样的图文在黑板上显示。一边画图，一边问我们：“这里还差个什么呢？”就有人举手叫着：“还差个负号！”“对！”她赞许地大声说：“那么我们把负号补上去！”经她这么娓娓讲述，陌生而枯燥的数字图形，似乎就有些可以理解了。由于她的辛苦，在基础极其欠缺，上课环境极其杂乱，社会环境极其混乱的情况下，我居然断断续续记住了不少东西，如解方程，相似形，三角，圆等等。蔡老师带好几个班的数学，她竟然能记住所有学生的名字！有一次，我在教室走廊上，蔡老师抱着一摞作业本迎面走来，那是冬天，大约我的脸很红，蔡老师忽然停下来，端详了我一会，笑眯眯地叫着我的名字对大家说：“你们看他，脸像姑娘一样！”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

我们下放是夜里，蔡老师不是班主任，也到学校来了，矮矮的，黑灯芯绒，坐在女孩子中间，和她们不慌不忙地说话。如今四十多年过去，我想起她，还宛如当年她在课堂，虽然知道，她早已驾鹤西去。

物理老师也是女性，姓袁，大约四十岁，圆脸，圆睁双眼，讲课很急，从来不笑，遇到下面交头接耳，她就要大声问一句：“是听你讲还是我讲？”那年月，学习氛围几乎不存在，人人都知道毕业就要下放，又没有大学，读书还有什么用呢？袁老师高声叫着：“学进去的知识，是你自己的呀！”谁也听不懂，只是哄笑。老师讲课很吃亏，久了，也疲了。袁老师讲物理，有时候嗓子都嘶哑了，下面还是闹哄哄的，她常常停下来，神色茫然地看着下面，一脸的无奈。有一回，她正讲一个定理，一个调皮的孩子，忽然在下面发出一声怪叫，记不得是猫还是狗，或者兼而有之，总之非常怪，引起一阵哄笑。那一刻袁老师勃然大怒，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模仿性的怪叫！双目怒张，尖声呵斥：“你像个野兽！”从老师嘴里竟然发出那样奇异的叫声，使所有人都惊呆了！那孩子自然再不敢出声，其他人也似乎心有所动，都静了。

同学们悄悄传说，袁老师的家庭出身很不好，而且她丈夫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关押起来，她带着两个孩子，下班要赶着去买菜。平时她很少和学生谈心，布置完作业，夹起教学夹就走，谁也不看。她和办公室其他老师，似乎也没有什么交谈，一个人默默地出进。

袁老师没有等到我们下放。忽然一天，她不见了，物理老师换了人。后来听说，她把两个孩子送到姥姥家，自己一个人关着门，喝了敌敌畏。

二

对我来说，上音乐课，是一种享受。

“阳光，阳光，多么灿烂，春天，春天，来到草原。白云在我的头上飘去，羊儿在我的身边撒欢……”清脆悦耳，如银铃一般，伴随着节奏感很强的风琴声，几乎可以和广播里相媲美。

讲台上站着朱老师。女性，小巧玲珑的个子，唇红齿白，穿着草绿色的军棉袄，一条鲜红的纱巾系在脖子上，有风从教室里穿过，那纱巾就像火一样飘动。

一张很大的歌单子钉在黑板上，字有核桃大，朱老师拿着一根小小的教鞭，点着歌单子，她唱一句，我们跟一句。

朱老师只比我们大几岁。

她们那一批教师，都是四十年代末期出生，文革发生前一年进的师范学院，在我们进校前，匆匆从学校分配到各个中学。一起的很有几个，只有朱老师一个女生。

如果排除师道尊严，朱老师就像一只燕子，或者就是一只百灵鸟。她走路那么轻盈，几乎带着舞姿，走到哪，歌声就飘到哪。全学校，就一个音乐老师，每天上课时候，她悦耳的歌声就会在某一层楼响起，飘到我们耳畔。

那时候音乐课没有教材，教什么，由老师决定。能教的，只有“文革歌曲，”或许是天性使然，朱老师选的歌，都是很好听的，旋律优美，朗朗上口。印象最深的，是一些少数民族风味浓厚的歌曲。优美动听的旋律，配合的却是战斗性很强的词，此为“文革歌曲”一大特点。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等边疆地区，自古出风味独特的民歌，“文革”中，人们将其填上很激进的歌词，或者模仿那里的歌风，创作一些新歌，以假乱真，唱出来，很好听。

“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封信儿到北京呀，翻身农奴想念恩人毛主席……”

“春风吹遍了黎明的家乡，太阳照亮了维吾尔的心房，毛主席给了我悠扬的歌喉……”

“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共产党的恩情，比山还要高……”

一支又一支，风味迥然不同，却有玲珑剔透的朱老师，用婉转的歌喉十分艺术性地演唱出来，叫我们幼稚的心灵感动。一节课结束，早有邻班的几个男生等在教室门口，我们下课，他们抬起风琴，轰隆轰隆到他们班去，于是歌声和风琴声就从那里响起。

今天人们“唱红歌，”其实歌词已经不重要了，他们是在唱他们远去的青春！我相信那么多曾经年轻的人，都记得在老师引导下，心儿随着优美的旋律悦动的一刻！

那时候常有文艺活动，朱老师是当之无愧的艺术指导。无论是歌曲，舞蹈，还是很豪放的《样板戏》，她都能有自己的见解，对学生演员提出合适的要求，而学生也都能听她的。舞台上下，幕前幕后，她娇小的身体燕子一样轻捷地跃动，把愉快带给大家。那年她也就二十几岁啊，今天看来多么年轻！怎么能懂那么多和文艺有关的知识呢？确实是个谜。或许就是这样，时势催生人的才干？

现在回想当年的老师，基本上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令人生畏的。多是家庭出身优越，政治上很得信任，经常大会发言，讲课时慷慨激昂，手舞足蹈，批评人毫不留情。第二类是消沉的。出身不好，循规蹈矩，从不多说话，开会从来不上台，在学校生活中无声无臭，给人印象是寂寞。袁老师属于这一类。蔡老师属于三类，随遇而安，认真教学，对上课以外的什么都不关心，既不慷慨，也不消沉，遇到人，自自然然说话，学生们都喜欢和他们接触。这一类人最多。朱老师这样的，在学校里还的确没有同类。她多才多艺，天生就讨人喜欢，却又没有任何政治优越，她单纯无比，却绝不轻佻，近乎超凡脱俗，人前保持着高贵。据说她出身书香门第，很得父母喜爱，从小就和音乐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考入师范学音乐，也是天遂人愿。

朱老师的确很独特，在那个乱哄哄的社会，她如同一朵出水荷花，在距离中向世人展示着她的美好。

三

当我们得知朱老师是李老师的妻子，都惊讶不已。

李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不幸的是，他属于第二类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比较沉默寂寞的那一类。

才二十八岁，一副老气横秋的模样，衣服总是皱着，脸长长的，皮肤色素很深，脸上有酒刺，胡须本不多，不知道什么原因，老是胡子拉碴的感觉。

李老师在学校里没有得到重用，开大会从来没有他发言，学校的临时活动，往往挑选一些老师负责，也从来没有挑中他。那是纷扰的1969年，社会正处在激烈变动时期，一批青年教师，都有追求上进的冲动，搞事情很积极，他却永远是不紧不慢，四平八稳，很少看他激动。就是上语文课，念到很激昂的文章，他也是四平八稳。

他的课，学生们倒不敢闹，一来他是班主任，二来他很严肃，没有玩笑的时候。他很少笑，只是有一次，讲《沁园春。雪》，他提问“折腰”是什么意思？我不假思索地举手说，折腰就是腰搞断了。这个答案，和今天小品里说“秋波就是秋天的菠菜”有得一比。他竟然一下子笑出声来！“不是腰断了啊，同学们！”他笑着说：“折腰是弯腰崇拜的意思。”看着我：“古代英雄是要骑马的，要是英雄都把腰弄断了，还怎么骑马？”这句话把全班都逗笑了。那一刻我忽然想到，李老师其实也有幽默啊！为什么他老要做深沉呢？

有消息灵通的同学悄悄传说，李老师和朱老师感情不融洽。确实，从来没有看见他俩在一起。他们住在教学楼底楼一间屋子里，那扇门总是关着，从来没有两人一起从那里出来或是一起进去。中午去学校食堂吃饭，两人各拿各的碗，各排各的队。有那顽皮的孩子，天天观察李老师的变化，交头接耳，传递着对他不利的消息。有一回他的嘴肿了，其实就是发炎吧？就有人绘声绘色地说，是昨晚和朱老师打架，被扇的。

有一次下乡劳动，李老师带我们住在郊区一个村子里，分成几个小组住着。一天晚上，他去查看同学情况，到一个水塘边，一个同学正弯腰看水，屁股后面的口袋里，露出一盒烟来。学生是禁止抽烟的。李老师走到他身后，将那盒烟抽了出来。谁料那孩子力气大，回身就将李老师抱起，扛了起来！其他人赶紧劝阻。事后李老师忿忿地说：“他是疯了，完全疯了！”但也没有把这事向上面汇报，也没有对这孩子怎么样，足见他宽容的一面。

后来我们知道，那段时间，李老师正苦闷。朱老师没有随我们去劳动，留在学校。一天，朱老师和工宣队一个很年轻的队员一起，代表学校去慰问。其时李老师正和我们一道，从田里回来。朱老师和那个工宣队员进来，却旁若无人地走过李老师身边，去和女孩子们说话。李老师也像没有看见朱老师一样，和那个工宣队员扯了几句，马上就走到男生那里，坐下来就吃饭。那两个在屋里呆了一会，很快就出门走了。这个镜头立刻在学生里引起议论，整个下午，大家都谈着这事。他们家庭的矛盾，明显暴露出来。

李老师其人，有些缺乏阳刚，太稳，太谨慎，但是骨子里又不弱，虽然是老师，他也还年轻，也有冲动之处，大约因为这，他不能把握家庭生活的脉动？

初中将毕业，忽然听说从我们这一届起，将要举办高中了，估计将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升高中，其余的下放农村。各班班主任开始家访了，动员家长让孩子读高中。一些对学习有牵挂的人，不免有所幻想，盼着老师能到自己家去。可是李老师家访是有选择的，只看家庭出身硬不硬，完全不考虑学习成绩和学习愿望。最后我们班有些成绩很不错的人下放，而读高中的，没有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有的同学，自己不愿意读书，要求下放，可是李老师反复上门，硬是说服了家长。那是个讲究阶级的年代，宁左勿右，怨不得老师。但是毕竟阶级路线里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说法，如果有人硬是读不进书，何不放一两个成绩很好又有读书愿望的人换换呢？当然，这在当时，可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