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乡镇工作。一天,收到一封陌生人的来信,拆开看后,心情激动不已。信的大意如下:
光清:你好!咱们没有见过面,李(治山)局长、杜云岚(先生)、张泮池(先生)都向我说起过你……李局长给了我一本你写的小册子,写得很好,我在我编写的《曲周历史上的今天》中介绍了几句。今后请你多多写作,有新闻通讯材料就写新闻通讯,没有新闻通讯材料就写小说、诗歌。文艺作品有较长的生命力。末尾署名樊金岐,时间:2003年7月21日。
信写得字体工整,用语平实,言辞之间透着谦虚,丝毫看不出一位长者在晚辈面前的架子。
收到此信,我很是高兴了几天,但不知如何给他回信,也就没有联系,加上生性疏懒,不喜交往,也未及时拜访。但在我的心中,已牢牢地记下了这位热诚的老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没有联系,也因为晚辈对长辈的不恭,我心中感到歉疚,想见樊先生的迫切心情便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大概是秋末冬初,我到县城办事,顺便去看望他。去时,我带了两盆鲜花,一盆龙铁,一盆牡丹。当时并未意识到此举的隐喻,现在想来,这两盆鲜花,不正隐喻了樊先生的为人品性吗!龙铁,可谓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樊先生多年从政的最好体现;牡丹,百花之冠,艳丽动人,令人触景生情,柔肠百转,性情中人无不对其欣赏备至。我认为,樊先生的为人品性正如这两盆鲜花,既能坚持原则,又能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与大家和衷共济,和谐相处。
因事前无约,拜见樊先生未能如面,只带着他的作品集两本怅然而归。此后,心里一直琢磨着樊先生会是什么模样。
大约是2004年的春天,一次,我到张泮池先生那里去。张先生退休后在县城新华书店谋了个门卫的职业,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对文学特别是古诗词情有独钟,笔耕不辍,屡有作品散见报端。张先生与樊先生交往已久,包括杜云岚先生,三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时事,吟诗作对,切磋技艺。那天去时,张先生正在门外与一位老人谈话,这位老人满头银丝,国字脸,面孔白净,着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乍看去,似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张先生介绍说:“这是樊老师,樊金岐。”我“唔”一声,心想,这就是我神交已久的樊金岐先生!张先生又把我介绍给樊金岐先生。我说:“樊老师,上次到家中去,没能见到你。”樊先生说:“那天有事外出了。”可能是因为樊先生要走,谈话不多,寥寥数语。
随后的日子里,我开始到县城工作。在县城大街上,偶尔遇到过樊先生几次,见面时,不是赶着上班,就是紧着办事,只是匆匆打个招呼,并未长谈。樊先生总是骑一辆脚踏三轮车,骑车的神态很悠闲,现在看来,他以三轮车代步在大街小巷穿梭,并非无事闲逛,很可能是为了查证和搜集什么资料,为编写文史做准备。晚上,很可能还要青灯孤影,焚脂熬膏,从事他年轻时便钟爱的文学创作,用丝丝缕缕的情愫,编织着一个个美丽的梦。
诗成不管鬼神泣,笔下自有云烟飞。樊先生编着的《曲周历史上的今天》,客观、公正、实在、真实,为修编县志和续写曲周历史提供了大量的文史资料,是他刚直不阿品格的最好见证,是他对曲周历史负责的最好诠释。
再见樊先生是在2006年的夏季。一天,张泮池先生告知:樊先生要举办一个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展,明天有个简单的开展仪式,希望我能参加。当时,我并不知道樊先生有收藏的爱好,也不了解他多年来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倒是参观了他的展览和后来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才对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惊讶不已。是的,一位古稀老人,耗费了多年的心血,倾注了满腔热情,孜孜不倦地执着于民间的收藏事业,收集到的报刊和文史资料难以计数,光投资便高达20余万元。这份执着,这种热情,令高山仰止!
第二天尽可能早地赶去,但还是姗姗来迟了。樊先生的门前和大门洞里,人头攒动,有大人有孩子,更多的是前来参观的少年学生,一个个身着鲜艳的天蓝色的校服,脖子上系着红领巾,正在老师的带领下,簇拥着往院里挤。
我来到院中,仪式已经开始。但见不大的小院,横空悬挂了一张张醒目的大红纸,有的纸上还墨迹未干,有樊先生亲笔写就的办展前言,有张泮池先生歌颂邓小平同志的诗作,有贺词,仪式由县广电局李治山局长主持,樊先生讲了办展的初衷,对展出做了简介。仪式结束,大家谈天说地,纵论古今,都对邓小平同志为全国的解放和建设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赞誉有加。杜云岚先生还即兴朗颂了他写的一首赞誉邓公的长诗,博得阵阵掌声。这时,樊先生拿出一个本子走过来,让大家为办展留言。我接过本子,草草地翻看了一下,留言已是很多,略一沉吟,便把感想和思绪写了上去。
本次展览,为期十天左右,不仅吸引了本县众多的人们,还通过电视台这一新闻媒体的宣传,吸引了邢台等外地的青年前来参观。樊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此后,樊先生曾到我的工作单位去过两次。那时他正在为他的家乡候村镇候村村编写村志,为查找村庄航空图,请我提供帮助。我帮他查找过,但没有结果。为此事,他还多次与候村镇负责人和村干部联系,甚至让远在邯郸的亲戚从市规划局帮助查找。对事业一丝不苟、孜孜以求的严谨治学态度,实令人钦佩之至!
与樊先生接触时,他曾谈到他的创作打算。在编写完村志后,他还要编写一部有关曲周风土人情和人物传记等方面的纪实作品集,并在为此搜集资料。他嘱我把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别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系统的写写,将来可以收进他的书里去,或可对其他从事写作的青年有所启发。其实,依我的才学和成绩,远没有“立传”的资本,更不具备宣传的条件,樊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既是有意对我鞭策,更多的是对我的一种无言的鼓励。不弃愚钝,提携后人,这就是樊先生闪光的品格呵!按其嘱咐,后来我写就了一篇纪实性散文,托人转给他。他看后,褒扬有加,并答应在出书时采用。最后见到樊先生是在他病逝前的一个星期。那天,我在单位伏案写作,樊先生推门进来,落座后,吩咐说:城北有位出租车司机,几次见义勇为,舍己救人,事迹很感人。他想把出租车司机的事迹收进他的书里去,让我帮助写写他。我答应了。随后,樊先生又谈到了他的创作打算,慈祥的目光里流露着憧憬的神韵。临走,我送他到门外并搀扶他下楼梯,他侧过身摆摆手:“回去吧。”让我留步。我站在三楼的楼梯半腰,目送他苍老的背影缓缓地离去。
孰料,这一去,竟成了我与他的永诀!
2007年3月24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家中闲坐,突然接到县总工会打来的电话告知:樊先生因心脏病突发,于昨晚去逝。
噩耗传来,我闲在的心情瞬时变得异常沉重,一股浓重的伤感情绪填满了我的心胸。我点燃一支烟,在屋地上走动,想:好好的一个人,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又想到,春节过后,在张泮池先生家中聚会,樊先生气色很好,兴致很高,谈笑风生,丝毫看不出有病魔侵袭的迹像。杜云岚先生当时问他:“樊兄,近来忙些什么?”他答:“在编写村史。”未成想,村史尚未结集成册,他却带着遗憾遽然离去!
平心而言,我与樊先生的交往不是很多,只知道他长期从事行政工作,退休后仍不赋闲,除了报刊收藏,又从事起他年轻时神往但无暇顾及的文学事业,且颇有建材,成绩斐然,曾编着出版了四部作品集。在物欲横流、价值取向多元化的今天,年迈的樊先生孜孜不倦地执着于他钟爱的文学事业和文史工作,其动机何在?难道仅仅是出于个人爱好,圆满青年时的一个梦想?对他的着作,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他写作的动机,正像他在《金岐诗歌选》前言中的一句话说的,那就是:“读拙作,污染不了您纯美的心灵。”良苦用心,日月可鉴!
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却死了。樊先生虽已作古,但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像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将永远光耀我前进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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