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走了一个多月了。这一个多月来，我的心灵受到了有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那种撕心裂肺般的感觉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

　　待到终于渐渐地平复下来以后，我就想到要把噩耗告诉我和妻生前共同的好友？——胡瑛。

　　胡瑛是上海人，比妻小几岁，有着南方人的精干和细腻，却也有着北方人的豪爽和大气。她是我们在边疆工作时的战友。那时我们在边疆工作，我是一个地区党委办公室的负责人，她是秘书，妻是机要员，而两家的住房又靠在一起。那时物资匮乏，各家做了好吃的总是盘来碗去的，有拆了墙就是一家的感觉；加上我家小孩多，生活比她家拮据，有时到了月底，一时又要用钱，时不时向她借个三、五元应急，她总会毫不吝啬地说：“说什么借，拿去用就是。”

　　特别让人难忘的是一九六九的秋天，那时边疆地区和邻国摩擦不断，形势吃紧，上级要求在城外挖两米宽两米深的防坦克壕，机关干部全员出动。那是一个十分繁重的体力活，首先要用砍土镘（边疆地区的一种挖土工具）把土挖松，然后再用铁锨把土和石头往外甩，到后来，沟边已经高出人头，向外扔土十分吃力。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沟边的一块大石头突然跌落下来，不偏不倚正好砸在妻的腿上，人就立刻倒了下去。胡瑛见状立即伙同其他干部把妻抱起来，背上壕沟，用一辆架子车直送医院，检查结果是小腿骨折，需打石膏，休息一个月。那时我工作忙，整整一个月我们家的家务，买菜烧饭洗衣全由胡瑛和她的丈夫包了，把我和妻感激得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几年，她因一个年迈的老父亲在原籍绍兴无人照顾，符合当时边疆干部调回内地的条件，本人就要求调回绍兴，我当时是她的上级，当然也帮她说了一些好话，不久她和丈夫带着孩子回内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全家也回内地来了。开始时还互相电话往来，说找个时间大家再在一起聚一聚，但终因各自忙于自己的生计，始终没有见面，时间一长，慢慢地就疏于联络了，只听说她和她丈夫都已升为政府部门的处级干部了，我们也为他们高兴，心想只要人在，今生总还有机会见面的。

　　今天上午，凭着记忆，我通过１１４找到了对方她单位的电话号码，打听到了她所在单位的办公室，我问：“请问你们单位有一个叫胡瑛的吗？”

　　对方说：“是的。”

　　“能不能把她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在新疆工作时的老同事。”

　　“她死了！”

　　“啊，什么时候？”我发现我的心卜卜地跳。

　　“两年多了吧！”

　　“什么病？”

　　“一个字。”

　　我知道那是一个什么字，那不也是夺去我妻生命的一个字吗？

　　打完电话，我一下就痪在沙发上了，想着她过去对我们的好，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心里喃喃地说：胡瑛啊，你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妻也走了，你们在地下再做邻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