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多出生时他的母亲已经五十多岁，算是高龄产妇，他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他的父亲蹲在门口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嫌这个老儿子多余，便给他起了“老多”这个名字。

父亲打算将老多卖掉，四处托人找人家。水坡镇上有一个开浴池的老板，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续香火，闻讯后开着摩托车找老多的父亲商量。老板从腰包中掏出厚厚的一沓钱说：“这是一万块，够你盖一座洋楼了。你这个带把的孩子送给我，保准儿吃穿不愁……”

母亲在床上听到后气急败坏，咆哮如雷，握起床边的瓷碗和陶壶向门外摔去，砰砰乱响，吓得老板抓起钱缩着脑袋溜走了。老多的父亲很扫兴，跺着脚说：“孩子他妈，你真糊涂，将老多卖掉咱们落下一笔钱，也不用养他了，这叫一举两得。”老多的母亲啐了一口，骂他狼心狗肺，不配作父亲。

老多长到八九岁，听街坊邻居说起这些事情，他抱怨母亲糊涂，当时如果将他卖掉，他会有一个开浴池的父亲，还有三个姐姐，那日子过得美啊！他不必再穿哥哥们的破衣服、听嫂子们的臭骂了。母亲生下他两三年后便撒手人寰，他一直认为母亲是被两个嫂子气死的，据说他们常常吵吵闹闹，喷一些难听的话，将母亲的心脏气炸了。父亲嗜酒如命，根本没有功夫管他。他像是一朵野蘑菇，在村子里默默生长。

在老多面前，我的优越感像是爆米花似的急剧膨胀。我穿着暖和的棉袄，他穿着单薄的外套，冻得脸红唇裂；我有一个漂亮的文具盒，他根本没有；我从书包中取出一块面包，他看到后馋得直流口水。我递给他，他十分高兴，吞到嘴里后嚼了起来，突然表情痛苦，将面包吐了出来——我哈哈大笑，面包里我塞了很多辣椒酱！

后来老多十岁出头就跟着叔父进城打工，据说是在一家酒店打杂，估计着是干些刷碗洗盘的杂活儿。他好像再没有回过村子，人们也几乎将他忘掉了。

不知道老多是否还记得我，我曾经是他要好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在村子里捉迷藏、掏鸟蛋，我还经常戏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