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修高速公路之前， 206国道在我家乡那段称为合淮公路，是贯通省内南北的主要干道。这条国道在临近淮南市的地方要穿过一个小镇：曹庵。另有两条省道也穿越这个镇子。我家乡的人们东去长丰西去寿县两个县城，或南到省城合肥北去淮南、蚌埠等地，多会经过那个小镇。以前，小镇以公路为界，大体分两大块。路南是江淮北部乡村风格的集镇。两长溜还算整齐的土墙草顶的农舍，面对而居，中间夹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泥土路面，便是街道了。街道前后栽了一些老槐树、椿树、柳树等，在土灰的主色调上点缀了几抹绿色。路北那块，由西向东沿公路摆开，依次有学校、公社、邮局、卫生院等官方的单位，也散住着一些居民。因为交通方便，又是以小镇冠名的公社所在地，因此小镇在周边乡村中颇有影响。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父母工作调动，我们举家迁至曹庵。我在那个小镇入读初中，生活了两年。我的小妹也在那个小镇出生。在小镇的生活时间不长，但却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离开小镇多年之后，直到今天，因各种原因，也还经常路过小镇。因此，小镇这些年来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也时常在我的关注之中。如今的小镇已见不到草房，代之以各式各样的居民自建楼房，几乎挤满了镇子和公路的周边，小镇早已找不到当年的影子。但现在每每路过或与亲友谈到小镇，浮现在脑海里的，却还是旧时的路边乡村小镇。

小镇取名曹庵，以前是确有过尼姑庵的，而且历史还比较久远。我在网上查阅过相关资料。尼姑庵始建于明朝，至清光绪年间捐修。当时，庵堂颇具规模，前后两层大殿，东西建有廊房，殿内均有塑像。每到逢会，烧香拜佛的络绎不绝。鼎盛时，庵内有二十多个尼姑和众多勤杂人员，旺盛的香火一直持续到抗战前。日本侵华时，尼姑大多避难走失，庵堂破败，从此一蹶不振。解放以后，老尼逐渐逝去，年轻的多已还俗，全庵仅剩古刹数间。到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庵内的最后两位老尼姑相继去世，所剩几间庵堂旧房也全部拆除。至此，这座明清古庵便彻底淹没在历史长河中了。

我随父母迁居曹庵时，父母工作的公社所在地就在原尼姑庵的旧址上。听说现在的曹庵镇政府办公楼，也还在那个地方。在我印象中，那时公社大院内尚有几间灰砖青瓦古色古香的大房子，应属当年庵堂建筑。一眼看去，掩映在高大的白杨树荫下的老屋，显得比较陈旧。进入室内，已难见清晰的雕梁画栋。但整栋建筑的规整与大气，依然可让人在斑驳的光影中，想象当年那古刹的气势，感受庵堂的历史沧桑与庄严。紧挨公社大院的南面，有几间坐北朝南面向公路的灰色老瓦房，应属当年庵堂的附属建筑，里面住着尼姑庵的最后两位老尼姑。老人的生活费用，好像是由政府补贴。老房子四周收拾的十分整洁，门前整理出一大块平整的菜地，种了不少家常蔬菜。两位老人十分慈祥，说话低声细语，办事不慌不忙，总是面带微笑，彬彬有礼。两位老人的生活十分节俭，除了自己种菜，还在公路边搭了个凉棚，卖点茶水、煮蚕豆、炒瓜子等，补贴临用。老人特别喜欢孩子。可能是因宗教缘故，孩子们按老人的年龄区别，分别喊两位老人叫“大爹”“小爹”。每当有小孩喊着“大爹”“小爹”到茶水摊边玩耍时，老人时常会抓上几个煮蚕豆放到孩子小手里。两位老尼有还俗的小师妹，已在省城结婚生子。小师妹的一子一女，年龄与我相仿，圆脸大眼，胖墩墩的，十分精神。每到学校放假，都要结伴到曹庵，看望两位老人并过上一段时间。有时我们也会在一块玩耍。那个小男孩喜欢讲吓人的故事，故事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只是在你听的很专注的时候，常会突然大喊一声。开始会吓人一跳，尤其在晚上。但次数多了，也便失去了效果。

当时的公社条件挺差，住房十分紧张。我们只能在街上租住民房，年近八旬的奶奶在那照顾了我们一段时间。那一段，在我记忆中是奶奶生前最后一次较长时间与我们相伴。几年后，奶奶在老家病逝，永远离开了我们。记得当时在小镇街上租住的是两间座南朝北的草房，东头做厨房，西头一间便是卧室。东边的那间房，还在东山墙处分隔出去一个一米多宽的过道，方便人们穿越街道。因此，东头房间的东墙又缩进来一截，也在室内东墙上方留下了一个敞着的黑洞洞的小天棚。但凡过道里有点动静，都会透过高粱杆铺就的薄薄的天棚传进房内。每到晚上，我总是害怕那天棚上面会藏着什么东西。为此，睡觉前总是要拿手电筒往上面照个两遍，方可安心入睡。房子的南北墙都开了门，北门临街。推开南门，则是一片开阔地。往前不远的东西两侧便是一个带有小岛的大水塘和一口长满芦苇的小池塘，那是我与小伙伴们经常钓鱼和游泳的地方。再往前便是大片的农田了，视野挺开阔的。也就是在那座我们住了两年多的草房边，奶奶在我们反复劝说下，在欢笑声中照了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相，留下了一张对我和家人都无比珍贵的一寸黑白照片。奶奶去世后，我又请人翻拍了奶奶的那张一寸照片，放大装框，始终带在身边，和我父亲的遗像一块，一直放在我的柜头。这大概也是让我常常想到曹庵小镇的感情因素之一吧。

小镇的生活比较平静，居民也大多热情朴实。我在那里处了一帮小朋友，并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逮鱼摸虾打麻雀的好技术，节假日经常一起出去玩，非常愉快。在小镇上，我还拜了一位体育老师，第一次接触武术学习，起早贪黑的练了一段长拳基本功。当时还有一个比较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公社大院了。放学后，我们常常到大院玩耍，在庵堂的老房子前后追逐转悠。日子长了，和公社的干部们都混的十分熟悉，也在大院遇到了一些当时认为是比较新奇的事情。

那时文革还未结束。一日，公社来了一对闹离婚的夫妻，男的是说活说死坚决不离，而女的则死活要离。女的挺能说，上纲上线的说了一大通“革命道理”。接待他们的公社干部认为离婚理由不足，在苦口婆心的劝解。可那女的好像已等不及了，竟然以死相威胁，并大喊大叫的奔向公社西侧的一口水塘。到了塘边，她不是一头扎下去，而是边振臂高喊“革命口号”，边慢慢的向水里探着走，显然是在演戏。大家也都知道，这口塘最深的地方，也淹不过那位女士的大腿。因此，水塘边聚了不少看热闹的人，但却没有人下去拉她。公社干部在塘埂上大声喊着，让她上来。女士在水中站了一会，大概觉得无趣，便又自己走回了岸上，引的大家一阵哄笑。这事很快便成了一段时间内小镇街谈巷议的话题。还有一次，公社武装部长要审问刚抓来的小偷，因助手不在，便把我喊去帮着记录。我一本正经的紧挨着部长坐在小条桌后面，看着蹲在墙角被捆的紧紧的审问对象，既感到十分紧张，又有几分神秘和神圣的感觉。我认真的听着，拿着劲记录审问过程的每一句话。完事后将记录交给武装部长审查，部长还大大的夸奖了我一番。这次成功的表现，让我一直想看一看摸一摸部长那支德国造驳壳枪的奢望，终于成为现实。这事也让我的同学和小伙伴们羡慕的不行。

那个年代，参军扛枪，保卫祖国，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事，也一直是我的梦想。在那个大院，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还真的差一点让我成为一个“娃娃兵”。一年一度招收新兵的日子到了，两位带兵的军官住进了公社大院，我们很快便成了朋友。我常去听他们讲一些部队的事，并大胆向他们表达了想当兵的愿望。当时有一位在公社大院服务的理发员，是个孤儿，矮墩墩的有点驼背。公社可能为了给他找条更好的生活出路，便极力推荐给两位带兵的军官，希望能把他带到部队去服务。两位军官认为其身体和形象都不大行，不想带他。但碍于公社领导情面又不好直言拒绝，便转而提出可以破格带走一个“小兵”，那就是我。开始大家都认为是带兵的在推托或开玩笑，但在一番沟通并找到我之后，才知道真不是玩笑。于是便去征求我母亲的意见，母亲咨询了带兵的一些问题，竟然同意了。可这事最终捧到父亲面前时，却遭到父亲明确谢绝，事后还把我喊到屋里臭骂了一顿。

时间过的飞快。离开那个小镇多年之后，我已成为淮南一家国企的高管。经常听路过曹庵的同事说，曹庵镇上有一家路边饭店，土菜烧的很棒，老板特别和善。那位老板一听说我们单位的名字，总是格外的热情。老板常向同事打听我的情况，又总是向人介绍我曾帮过他，并一再带口信要我抽空去他的饭店坐坐。说这话的时候，我离开那个小镇已近二十年了。出于对热心老板的尊重，我借出差省城的机会，特意在小镇停车并去了那家饭店拜访。见面之后，彼此还真的很快就认出了对方。不过，此时老板已是鬓发皆白的老人。记得我在小镇读书的时候，他是一名大队干部，和我父母熟悉。但因年龄悬殊，我们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至于说我曾经帮过他，其实事情很小。据回忆，我家搬离小镇后，一次在外地偶遇其家人准备乘车返回小镇。但好像遇到了什么问题，我便顺手为其付了车费。车费很少，实在不值一提，而且我早已忘了。可如此小事，却在老人的心里惦记了近二十年，还在人前常常说起，在我的这次拜访中又是一再提及，真的有些让我心生感动。

时至今日，印象中的小镇，离我越来越远了。但那个留在记忆深处的土灰色的街道，那些在幽静氛围中残存的庵堂建筑，那些还能想起的小镇上的凡人小事，以及那里曾经洋溢着的朴实与真诚，却还会常常勾起我的一份暖暖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