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天要回去，因为父亲在家种菜的时候扭了腰。

这不是父亲主动告诉母亲的，而是母亲自己打电话问出来的，既然知道了，那一定得回去。

我和妻子上班的地方离家有段距离，中午都在单位吃，孩子没人照料，于是，母亲过来了，至今已近三年。三年里，母亲每星期一过来，星期五回去，她会因为我们的双休以及寒暑假而得以回到她和父亲的在集镇上的家。

父亲是可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因为不存在房间紧张的问题，可他不愿来。他更愿意呆在自己呆了快一生的地方。那儿有他的田野和水稻、有他的厂房和机器，还有他矮矮的房子以及屋角里啄食的土鸡。很少的次数，他会到我这儿来，我很高兴，找家中最好的酒，再弄上满满的一桌菜，然后慢慢地和他小酌，稀释着缓慢的时间。父子对饮，本是一件快意的事情，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就我们而言，他是饱经风霜经历诸多变故的人，很多东西从搁浅到搁置，终于懒得再说出来；我也已过不惑，偏偏在社会上漂荡得也早，二十三年平实的社会阅历似乎早已冷淡了人生，逐渐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两个那么明白的人在一起，言语很多时候显得有些敷衍。

酒兴许是好东西，几两酒下去之后，他的情绪逐渐能高一些，话也多了起来，而我似乎也是雷同的反应，于是桌上的气氛会好许多，母亲在一边，看着也高兴。

可是，酒杯一撂，他就要回去，而且是很高兴地要回去，我也不刻意留，我知道他留不住。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身影在一片灰白色头发的引领下，逐渐消失小区的过道、大门以及外面的马路上。然后，我缓身回去，脑海的思绪还在那条并未停止的路上，我知道父亲先会坐上一辆公交车，然后会在二十分钟停下，来到一个车站，仔细寻找着回家的班车，会等一会儿，有可能也会等很久。终于回家的时候，他会得意地回答着别人，他今天是在儿子那儿喝的，会骄傲地谴责儿子的浪费，会故作低调地告诉别人孙子的成绩，直到进门之后，他会发现，母亲还在我这儿，家里空荡荡的，那堆脏衣服还在那儿，厨房、卧室、客厅一切都是冷冰冰的，像刚刚入冬的时节……

父亲再过四年就七十了，身体算是不错的，每天从早到晚，也没见累出个什么样，只是头发白得很快。而且是那种灰白色，满满的一头都是。母亲近两年头发白得也快，有时我看到那些银丝在风中颤动的时候，我会无意中闪过茨维塔耶娃的那句诗歌：灰白的头发，这是珍宝的灰烬，丧失和委屈的灰烬，这是灰烬，在它们面前，花岗岩变成成土……我不会因为这样的诗句而感动，我只是觉得这些纪念碑的式的句子再过深沉，还不如纪念碑的不复存在。比如，如果，他们依然年轻该有多好？

他们要是年轻的话，就会依然硬朗，我还正值年轻甚至还很年幼，我们一家人完完整整地生活在那个小山脚下。整个村子都被树木裹挟，清晨的阳光都被树枝拆分成丝丝缕缕，像织布机上的丝线，均匀直溜。我时常瘫坐在门口的石阶上，看着对面的青山，思忖着已经成熟的水果和即将成熟的果林还有那些，间或着，村里的几头水牛蹒跚行进，时不时甩动着它那庞大的身躯，哧哧的呼气驱赶着偶尔挑衅的蚊蝇之类。

我家坐落在村子中间，门前就是村子的主干路，虽然是土路，但是还是可以行使车辆的，在车辆稀缺的过去，每一辆经过我们村的车子似乎都得向我们报个到。而每一辆车子的光临也势必会引发众多小孩的围观与奔跑。我打小就不喜欢凑热闹，这些从东头到西头的游戏没有我，我永远是那个胡思乱想却又想不出什么所以然的懵懂少年。有时为了贪图凉爽，我多半是赤脚的，将脚底严严实实是盖在石板上，一股股凉意纤细地钻入自己的五脏六腑。接近山脚的地方有一洼泉水，我们全村的饮用水全都指望着它，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先是用水壶，后是用提桶，最终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也可以用水桶担水，一前一后的两个水桶左右摇曳着，不时地洒落一路，而那四溅的水滴断断续续地连接着我们的一路行程。

山里土地不稀罕，所以每家每户的占地面积都不小。就拿我家来说吧，先是三间老屋子，但是门前和屋后都有大片的空场子，刚好栽满了各种果木树，成了天然的绿色屏障，最炎热的夏天，也只能在树缝里找到一丝亮光。屋后也是，只不过和大多数人家一样，父亲用了几年的初春时节，在后山上采集了很多石块，垒起了围墙，盖成了院子，院子的拐角处，在猪舍的边上，父亲还撒下不少花籽，夏秋时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倒也芳香扑鼻，清丽可人。

那三间平房，是老式瓦房，基本上都是石头墙，只是外墙只有少许的青砖。里面全是纯粹的泥土地面，平坦温润，冬暖夏凉。一间是堂屋，一间是父母的卧室，还有一间被割成两个小间，姐姐和我各住一间，院子的后面还单独盖了两间厨房，硕大的一个土灶和水缸都占去一半了。灶台下就是我的舞台，冬天的时候，母亲会在灶台上系起一根铁丝，把每个人的布鞋塞在里面，一顿饭的功夫，鞋被考得暖烘烘的，鞋底上的泥土都结成了痂，拍拍就掉下来了，然后穿在脚上，霎时间身轻如燕。

不过老房子很快就被拆除了，有钱的人家开始盖楼房。我家不属于这个类别，然而，作为父亲来讲，他不可能毫无作为。农村里的生活，不过两件大事，一是盖房子，二是娶儿媳妇。尽管我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宣告了自己教师的定位，但是在那时候，教师不过是村里识文断字的人罢了，想着在村里终老一生的，所以房子也是不可或缺的。山里人没有一夜暴富的奢望，只能慢慢地积累着，直到最后的成型，一般一幢房子从酝酿到筹备得用去三四年，我家也是这样。

在某一个春天，乍暖还寒，田里的农活还没有出来，我们全家人吃了一顿很好的早饭，父亲拉着个板车带着我们来到了山涧边。山涧此时已经断了溪水，一块块不规则的石块散乱地堆积着，石块不大，不过巴掌大小，再说，大的我们也不用，常年的溪水把他们磨得浑圆，在太阳底下都能射出夺目的光亮。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的来意，我们是要把这些石块运回家，然后砸成石子，最后用他们浇筑屋面。

这得需要多少石子啊！这得运多少趟啊！大约很多吧。

那是一个不需要计算的时代，所以我们都没有计算过。只知道从那天后，我们多了一个活儿，就是带着板车，顺着山涧越来越远地向山里汲取，而门口的几个小石堆越来越高，像几座小山似的。父亲大手一挥，停止了山涧的采集，给我和姐姐一人发了一个小铁锤。于是，我和姐姐漫长的征程开始了，稍有闲暇的时候，我们分别坐在石堆前的小板凳上，挥舞着小铁锤，一个个石块最终被捏成小石子，而这些小石子又在我们的身后堆成了另外一个小山，此消彼长，秋去春来，这个小山越来越高，我们无意中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愚公移山的举动。

每个黄昏，从对面的山口铺过来的夕阳低低地盖在我们身上，我和姐姐可能还有隔壁的几个孩子，围坐一起，手里的小锤上下翻飞，碎石子不时四溅，携带着团团烟尘，偶尔还能碰到别人的身上，我们轻巧地躲闪着，顺便抖落着身上的梨花杏雨，老屋前欢声笑语不断。那几个孩子毕竟只是义务帮忙，一会儿之后就开始转移视线，顺手抄起一块薄薄的石片，斜着眼睛瞄准着前方的水塘，一出手“嗖”的一声，石片在水面轻巧地跳跃了几下，滑行了很长的路程之后，无声地落入水中，那口哨般的声音在我们四周荡漾。

一年还是两年我真记得不大清了，反正我在师范上学的暑假里还经常手拿着锤子，而姐姐的手指应该都磨了大小不一的水泡，而我手上的老茧也有一层，真不知道是弹吉他的结果还是砸石块的成就。

九二年的时候，我家的新屋子盖好了。混凝土的地基，红砖砌墙，平顶屋面，都是我们亲手砸碎的石子浇筑的，楼梯就是后门边上，我们从家里就可以来到屋顶上。刚刚盖好房子的时候，屋顶成了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尤其是夏天。家里闷热，不如屋面上敞亮，我们裹着凉席，拿一把蒲扇，就在屋顶上乘凉。呆在屋顶，可以居高临下，屋子四周的果木刚好把屋顶包围起来，我们睡着就可以摘到杏子和梨子，淘气的邻家孩子会顺着椿树爬到屋顶，等他落到我们的凉席旁，我们有时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我们也没想别的，多个人多个乐儿，而且，其他的孩子吃过晚饭之后也到我家来，估计是因为父母那时多半在镇子上不回家，我家是小鬼当家，他们玩的也畅快。有男孩子，也有女孩子，其实也都有个十七八岁了，但是大家很惬意，无边地聊着，肆意地唱着，算不上亲情，也与爱情无关，就是玩伴，最为真诚的玩伴。挺好！

夏天的夜里，虽然有微弱的月亮，但终究还是暗淡的，远远近近都是婆娑的树影以及间断的虫鸣鸟叫。而一觉睡到下半夜，我们多半都会醒来，可能是气温下降所致，等我们卷起凉席回家的时候，发现凉席上已经湿漉漉的，原来是露水滋扰了我们的睡眠。

春有阳光冬有雪，四处可见的树叶不过是黄了又绿，绿了又黄，在人心里激不起一丝微澜。山里的日子院子像里琵琶树，只知道体态的郁郁葱葱，而不见岁月的年轮，缓慢地行进着，缓慢到我们疏忽了判断。无意中，几年过去了，姐姐出嫁了，那些玩伴也先后成家，我也离开了这儿，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家呆几天，那时我已经完全认可了自己成年人的身份，再也不可能像小时候那样肆意，连使用过的小铁锤也不见了踪影。

终于有一天，父亲告诉我，家里要拆了，整个村子都要牵走，那个村子已经定名为“新村”原来的乡村将完完整整地变成一个水泥厂，虽然不一定用到我们的屋子和田地，但是确实已经不宜居住了。现代化最终酣畅淋漓地驱赶走了贫穷与落后，恬静与安宁。

对此，说不上什么好事坏事，再者，我们也无能为力，唯一所能做的不过是规定的时间内做好规定的事情而已。

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新村接纳了她所有的主人，老屋只剩下断壁残垣，那是故乡最后的遗迹。不能同期迁走的还有落在地面上四处可见的杏子，满地都是，几乎可以塞责道路。

我没有参与这所有的变故，没有去看老屋，也没有进新村，只会因为每次迁居的鞭炮而产生错觉。我会想到，我家平顶落成的时候，父亲和一批村里最厉害的木匠和瓦匠蹲在屋面上，一把一把地往洒着喜糖，下面七八个小孩四处寻找，运气好的还能见到红包。孩子们一抬头，从屋梁上垂下的大红绸子鲜红热烈，激情飞扬，再上面是父亲和那些山村精英们乐呵呵的笑脸。

我记得那时，父亲和那些师傅们，正值壮年，目光如炬，头发乌黑，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拳似乎可以打出一个天下。

父亲虽然在新村盖了两间平房，但是没有住下去的打算，他更习惯呆在他工作的地方，并稍微地规制了一下，成了他现在和母亲的住所，那以后的日子里，他们将在集镇上工作、生活、终老。我对那个新村也很陌生，偶尔去的时候，不是别人带路，我是找不到的。面对完全雷同的房屋构造，父亲竟然也有走错的时候。不过我们爷俩对山脚下的那几间屋子印象都很深，我有时会朝那个方向发愣，我不知道自己具体的是在想什么，但是，思绪却极其复杂。而父亲似乎一直就没有离开，总是在属于他的田地里栽花种树，说是做个记号，怕我以后不记得哪些地方是我家的。看到老屋的宅基地至今没有使用到，就在里面种上了油菜，不过只是两垄而已。

我依然没有去看，但我清楚，父亲一定会那儿打理得井井有条，哪怕是把自己的腰扭伤。